斯蒂芬·马希尔，自由撰稿人。
在起义中，示威者挑战的不仅仅是埃及政权，他们也要面对美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维护对区域能源供应的控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控制方。像穆巴拉克这样的地区领导得到支持并被允许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同意在由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框架内运作，出卖其战略性和经济性利益。
在埃及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将辞去总统一职消息后不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飞抵埃及，对埃及人民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了祝贺。希拉里称，革命者已达成了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可以回到家中，为自己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而自豪，将扫尾工作留给美国及其埃及同盟军，后者自1952年以来便一直统治埃及。为了证明对推翻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最亲密、最重要盟友的埃及人民并无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和美国政府，这些坚实地支持了穆巴拉克30年的统治并对埃及实行了严厉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实体，延长了对埃及和突尼斯高达150亿美元的援助和信贷以协助其民主过渡。这一慷慨之举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政府及其与之紧密相连的国际金融机构（IFI）竞相显示出它们对革命者的慷慨和对中东进步的支持？
西方思想体系及其政权在埃及的宣传大体复制了克林顿关于”坏”与”好”的资本主义隐性宗旨：穆巴拉克和他的”腐败”团伙既然已被驱逐，在由美国支持的埃及军队监督的选举中，就可以用好人替代坏人来恢复制度。因此，最近的事件使这一点更加明确，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政府对”社会正义”的承诺必将继续其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的埃及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但埃及人民面对的仅仅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腐败问题，抑或是体系本身的问题？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否足以满足革命的要求？是否存在更多的变革潜力？在这里，我们不能避免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埃及动荡及其所形成的新现实是如何与全球资本主义相关联的？
不管是否意识到，埃及革命者都直面资本的统治。由于害怕结局转变为明显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西方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通力合作，以确保埃及仍融合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西方的慷慨”，作为一个手段，形成了对埃及未来有力的影响。通过使埃及负债，以切断埃及信贷的能力，使埃及与外国资本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也加强了埃及军队和其资产阶级盟友面对民众动乱时的统治力。在从穆巴拉克统治过渡到为穷人提供经济援助以及进行自由公正的议会选举的表象之下，上述策略正在实施之中。为了实现这些策略，西方世界及其埃及盟友正试图驱散暴动民众，并压制重塑埃及社会的革命潜力。
埃及的新自由主义转型
自民族主义领导人纳赛尔30年前去世以来，在西方的煽动下，埃及开始了新自由主义进程。纳赛尔带领埃及走出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创建出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经济体系。1967年埃及被以色列击败后，纳赛尔的继任者萨达特在华盛顿的帮助下，于1978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为埃及打开了进入美帝国体系的大门。美国对埃及政权的援助迅速增长，而萨达特则启动了其开放政策，开始了埃及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并且将埃及经济与国际资本绑定，该进程在萨达特于1981年遇刺后由穆巴拉克总统加速进行。1982年至1990年的债务危机迫使埃及向”巴黎多国俱乐部”寻求债务重组。作为继续贷款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迫使政府削减了社会服务开支，放松了价格管制，削减了补贴，放开并推进了行业私有化，关注通胀，实现资本流动自由化。这一方案打破了纳赛尔时期强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区域团结，巩固了与全球资本密切联系的统治阶级的权力，同时伴随着会使底层阶级蒙受灾难的可能。
这一转变对埃及社会关系影响深远：日益增长的不平等，贫穷，底层社会的不安定，以及对数百万计处境悲惨的人们的排斥。新自由主义国家取消了社会保障，毁坏了埃及的医疗体系、其他社会服务及众多的国有产业并对其进行了私有化。据最近”团结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穆巴拉克统治期间，粮食补贴减少了50％以上，而频繁的私有化则意味着”较低的工作稳定性、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工人社会服务标准的降低”；这也是约束劳动力的有效手段。事实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评级，埃及被列为全球损害劳工权利最严重的25个国家之一。形成对比的是，当局的政治盟友却从私有化进程中获益颇多。国有资产在向国内寡头包括陆军军官阶层转移，形成了与国家机器紧密相连的新资本家阶级。通过建立西方金融家可从埃及不断攫取财富的债务周期和不断持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从埃及劳动者手中攫取的大量盈余在埃及统治阶级及其西方支持者之间被瓜分。
埃及经济在穆巴拉克时期增长可观。从1981年至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约为4倍。然而，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到穆巴拉克辞职时，已达到了埃及现代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水平。尽管生产和财富都在增加，但实际工资并没有同步上升，在许多情况下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例如，面临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和显性通货膨胀，埃及的最低工资26年来一直保持不变，特别是工资品价格。大多数工人工作时间很长（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埃及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而赚取的工资连支付基本生活必需品都不够。雇主不付雇员薪酬的情况并不少见。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计划是为巩固埃及统治阶级的权力而服务的，国家大量的新增财富都集中在最富有的人手中，他们赢得了快速增长财富中的更多比例，而下层阶级却看到他们的分享比例在下降。
让工人申诉不满的制度安排并不存在。除了不民主的国家机器，埃及工会联合会（ETUF）尽管表面上代表工人，但实际上受控于政府并支持对劳动者和穷人意味着灾难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方案。自2004年总理艾哈迈德·纳齐夫和他的改革内阁班子上任后，新自由主义方案被赋予更新的活力，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剥削日益驱使工人反抗统治阶层。
尽管受到埃及工会联合会反对，但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还是开始影响生产：2004年至2010年间，埃及发生了3000多起劳工运动。服装和纺织行业首当其冲地受到罢工冲击，建筑、运输、食品加工，甚至开罗地铁系统的工人，也纷纷加入。2007年，在世界粮食危机中食品价格上涨了24%，对社会现状激增的愤怒引发了大规模的面包暴动。55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75%）将他们的主要收入花费在食品上，工人阶级的意识开始发生巨变，对可怕的内部安全部队的恐惧被饥饿和绝望取而代之。与政府采用的新自由主义原则相反，国家被迫实行扩大补贴计划，以稳定价格。
可以预见，新自由主义金融机构对其政策下的牺牲者毫无怜悯。尽管这些措施对底层阶级意味着毁灭性的后果，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坚持把埃及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穆巴拉克的财政部长加利于2008年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委员会主席。2009年9月，世界银行称赞埃及第四次成为”世界十大积极改革者”之一。2010年2月，就在革命爆发前几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埃及经济发表了一个光鲜的报告，宣称其”经济绩效好于预期”，并赞扬政府”审慎的财政管理”。
自前总统萨达特在1981年遇刺后，埃及陷入了一种持续的紧急状态，其国家机器”大规模地和经常系统地侵犯劳工权利”。但是尽管被如此镇压，日益普及的新技术还是把社会主义者、网络活动家和工人们联系在一起，于是不断发展的社会运动得以巩固和扩大，这在中东现代史上是空前的。尽管2000年互联网和手机技术还没有在埃及出现，但截止2009年已有20%的埃及人进入互联网，总人口的70%拥有手机。埃及社会开始更多地意识到运动聚集的能量，不断扩展的革命思想开始占据上风。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表达自我的理想通过几乎不受政治控制的博客传播得以实现，在蓬勃发展的工人抵抗运动中，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开罗、马哈利亚或其他城市的街头，常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当以技术为基础的解放潜力逐步释放，不断变化的观念和技术交互作用，就有可能在根本上实现运动的民主组织形式。新技术革命的爆发促进了分散的、无管制的社会联系的发展，而这与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直接冲突。新生的城市青年运动和工人的联盟初见端倪。
国家机器强制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阶级矛盾，当实际工资低于温饱水平时，社会危机爆发了。同时，新技术把那些心怀不满者、被剥削者和被边缘化的人联系在一起。这种新的意识和技术工人不分等级的特征在运动的发展中以一种同属一个阶层但分散化的组织形式显现出来。
同时，当日益强大的工人试图通过罢工和示威给统治阶级和无为独裁的国家机器施加压力时，生产停滞就会经常发生。同样，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因身处国家机器的专制体制结构中而恼火。随着新民主社会运动的每一次胜利，国家机器用以强制维持秩序的恐怖开始崩溃，普遍的授权意识得到增长。
革命：紧张局势和对抗
尽管自2008年暴乱后政府提升了价格补贴，但在2011年的革命起义中，埃及的食品价格又上升了30%。这次快速的价格上涨至少部分是由于美联储的决策所致，美国为了实施近2万亿美元的货币量化宽松计划，使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不断流动和膨胀的美元价值的资产价格。这意味着日用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并对贫困国家造成了最严厉的打击。正如大卫·哈维所说，资本并不能解决它的危机趋势，而只能把这些危机转移出去。在《资本之谜》（The Enigma of Capital）一书中，哈维强调，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一壁垒的持久重新配置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继而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和地域状况下危机形成的多种方式”1。为了在2009年的危机中稳定系统，西方金融机构只是简单地进行了重新配置：极高的通货膨胀部分引发了蔓延整个中东地区的起义（2009年埃及的通货膨胀率增加了一倍）。
突尼斯非暴力革命的胜利导致埃及人进一步的激进，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受到鼓舞，加入到工人中并肩作战，反对政权。1月25日，依靠诸如Twitter、Youtube和Facebook等技术手段，爆炸性的文字和图片信息广为流传，数万人在开罗的解放广场抗议，很快便形成了成千上万人的半永久性的群众集会。在解放广场，当一种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出现时，抗议者有效地暂停了国家权力。
这些不分阶层的技术特征体现为暴动以水平的、无领导的组织形式发生，这种组织形式挑战了国家机器的权威结构，既包括直接的非暴力反抗，也包括间接地实施一种模棱两可的、介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为了压制运动，就要对运动的技术支持加以控制。1月26日，穆巴拉克政权关闭了许多埃及互联网，并伴随短暂的移动通讯中断。同时，为了证明若没有权威的国家机器，革命模式无法维护社会和谐，政府雇用便衣警察抢劫商店，制造混乱与暴力。
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解放广场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埃及的生产中断、经济停滞。除了旅游收入的蒸发，许多商店和工厂也被迫关闭，包括埃及银行业。三个星期的抗议，导致穆巴拉克下台。生产的停滞和随之而来的资产贬值让统治阶级为这次暴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军队敦促人们”回去工作，获得报酬，生活要回归原位”，但大多数生产部门仍处于停滞状态，根据东方汇理银行报告，每天至少损失310万美元。
为了平息暴动，经过多次表面的让步，2月11日，奥马尔·苏莱曼（他是可怕的内部安全部队负责人，也是穆巴拉克作为对示威者的让步任命的副总统）宣布，穆巴拉克将下台。但穆巴拉克垮台后不久，工人们在席卷埃及的罢工中清晰地表明，他们并不认为革命已经完成，并对在埃及以及国际上的资本发出警告。一位劳工组织者说：”我们希望推翻整个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去。”
未来：承诺和陷阱
持续的劳工行动和资本疯狂可怕的反应清晰地表明，在起义中，示威者挑战的不仅仅是埃及政权，他们也要面对美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维护对区域能源供应的控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控制方。像穆巴拉克这样的地区领导得到支持并被允许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同意在由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框架内运作，出卖其战略性和经济性利益。美国在埃及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一种政权（这种政权会挑战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或实施一种替代方案（即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并可能成为他国的榜样。在埃及，一个阿拉伯文化生活的重要中心，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或反帝国主义政权的前景一定会震慑西方权力中心。
纳奥米·克莱恩（NaomiKlein）在《震荡学说》（The Shock Doctrine）一书中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经常利用危机（如在1982年至1990年的埃及债务危机）的优势，把反民主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强加在”震惊的”和不知情的人们身上。对埃及的拟议贷款和其他援助，总额已高达150亿美元，其目的就是在有序过渡的幌子下巩固资本家阶级和军队的权力。尽管国家允许个人自我表达和组建政党，但在表面自由选举实则限制更多的状态下，这些”负责任的”领导人决心继续推进新自由主义计划。事实上，放开贷款的假定前提条件是埃及经济的持续私有化和自由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5月26-27日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报告中所说，埃及的”政府政策应支持一个有利的环境，其中包括使私营部门蓬勃发展”。
根据西方的描述，埃及起义主要是针对少数腐败分子无法正常运作资本主义，因此要求实行”正常”、”民主”的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及革命是亲市场的。本着这个精心构建的故事，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债务交换，其中美国同意，只要埃及愿意按照华盛顿的意愿用钱，就可以减少埃及的债务负担。奥巴马清楚地表明了如下愿望：目标必须是这样一个模式，保护主义让位于自由开放，商贸份额不断上升，繁荣经济，为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美国对民主的支持必须建立在以下基础上：确保金融体系稳定，推进改革，加入竞争性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2
债务周期是另一种机制，通过它，国际债权人将埃及与全球资本主义链接，迫使其政府继续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通过永续债务循环，埃及需要不断获得新的信贷以偿还其长期债务，埃及将竭尽所能来保持新增贷款。这种债务循环导致了从埃及到国际贷款机构的资金外流。2000年至2009年间，埃及长期债务的净转移（收到的贷款和偿还债务之间的差额）达到34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埃及的债务增长了15％，尽管事实上它偿还了总额为246亿美元的贷款。这种依赖自我强化的循环，把数十亿美元从埃及的贫困人口重新分配给西方金融家，使这些机构拥有对埃及政府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尽管事实上这笔债务被称为恶债，但却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鼓励。穆巴拉克的核心集团和资本家阶级富达数十亿美元，而数以百万计的埃及人民却深陷极度贫困之中。
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保持经济对外商投资的开放，建立通常所说的”虚拟议会”，是另一种令埃及处于约束中的方式。如果埃及政府不服务于资本利益，西方投资者可以迅速撤出资金，继而抬高利率，摧毁流通货币，使国家财政空虚。无疑，维持自由的资本流动是对埃及新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有赖于不断扩大的援助和信贷，因此，埃及工商阶层警告说，持续的革命运动会带来资本外逃的危险。恶兆是，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 Service）下调了对埃及五大银行的评级，这一举动一定会引起国际市场的反应。但另一方面，进一步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又几乎肯定会提高评级。
综上所述，埃及正处于破产的危机之中，在一批又一批国际银行家面前，埃及过渡政府谋求信贷并再次确保当局仍然会致力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5月20-21日欧洲银行主办的”重建和发展”的主题会议（这是在冷战结束后，按照自由市场原则为重建东欧经济举办的，带有灾难性后果）上，埃及过渡政府代表宣布：”目前的过渡政府将继续承诺市场开放，埃及将进一步加速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选。”3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都做出相似的声明，承诺援助和支持。
军方任命的埃及领导人已明确表示，这些不只是空头支票。为了确保这种持续的资金流和巩固国内阶级的力量，过渡政府已经取缔了所有的工人罢工，强行打压抗议活动，努力遣散劳工，并辅以分裂工人和城市青年运动联盟。埃及资本家阶级及其国际盟友希望颁布温和的政治改革方案，以平息城市运动，及早预防更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民主化进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赴埃及代表团团长与穆巴拉克任命的埃及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经过多次秘密谈判，达成了30亿美元的贷款，其表面上是支持”社会正义”，背后则可能隐藏着一种担忧，即埃及起义将明确转为反资本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小规模的变革，如微调最低工资，借此希望安抚城市运动，并将其与工人相隔离，维护资本家阶级的霸权和美国支持的军队。事实上，国际劳工组织指出，由于大多数埃及人工作在所谓的”非正规部门”，因而这种变化只是”换汤不换药”，不太可能实质性地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分化工人和城市青年运动：在开罗的示威游行和持续的劳资纠纷的巨大压力下，政府突然宣布，它将拒绝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所有贷款。
但是斗争仍在继续。由于抗议和劳工行动持续席卷埃及，政府宣布，为了满足国际市场，将致力于减少赤字，以代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尽管如此，全国总罢工仍然迫使执政的军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上涨达6倍，同时大量新组建的独立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埃及各地涌现。持续的不满也迫使临时政府总理沙拉夫承诺内阁改组。但是，哈齐姆·贝卜拉维——一位74岁的经济学老教授，曾参与了广受诟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这再次激起公愤。事实上，贝卜拉维先生已宣布，他将考虑接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而拒绝修订由他的前任、穆巴拉克时期的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提出的广受非难的预算。解放广场上的革命者和工厂工人共同谴责拉德万的预算，因为它无视为社会公正而革命的要求。
由于美国及其盟国持续增加对埃及军事统治者的巨额援助，埃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是继续作为美国全球帝国和跨国资本的附庸，还是绘制出一条更加独立的路线。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民已经选择了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违背美国的意愿，着手旨在改善数以百万计人民生活状况的社会变革。埃及是成为中东第一个开辟新道路的国家，还是仍然做全球资本主义帝国的附庸，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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