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凌晨4时多，福建古雷半岛PX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当时我刚刚从菲律宾转机抵达旧金山。在出发前，我写了下面这篇关于污染转移的文章，以厦门PX化工项目搬迁为例，提及项目的新址古雷半岛。7月28日，我从厦门飞马尼拉的途中，在空中拍了古雷半岛的照片，看到了那家PX化工厂，不想两天后就发生事故。
7月20日，我和朋友驱车从厦门到漳州，路经海沧开发区。海沧曾因为民众抗议成功，迫使当地政府取消PX项目在当地落户而举世闻名。开车的朋友在当地环保部门工作，熟悉这里的每个企业。我问他最近企业的订单如何。他说，最近来自美国的订单比较稳定，但欧洲的就少了。我说，企业生产少了，污染排放也少，对环保监管来说应该是个大好事啊。他马上接口道，海沧企业的污染已不像前些年那么厉害，重污染的厂子，早都搬到漳州了。海沧现在的房地产，与整个厦门地区一样，升值很快，现在环保监管很严，不但见不到直接的烟囱排放，对每个企业也都是24小时监控，随时取样带回办公室化验。我问，那环保人员会不会被企业收买？他说环保监控部门与执法部门是分开的，监控部门负责污染信息的收集。取样回来都编了号，实验室人员按照编号化验，并不知道样本来自具体哪家企业。结果出来后，则由执法部门上门执法。
他举例说，有一家高档家具企业，因为传统的喷漆办法含苯太高、污染大，这个企业把这部分的产品挪到隔壁的漳州市生产，在海沧的工厂则采用污染小的水性漆。水性漆成本高很多，专用于生产高档的家具，价格比在漳州生产的产品高一大截。大部分的化工企业也都整体搬移，挪到山沟里去了，比如漳州的长泰县。海沧区出台了针对性的土地政策，把原先化工厂的土地性质由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政府不出钱，让这些化工厂自己承担搬迁成本，但这些化工企业拥有原厂址的土地开发权。海沧商业用地价值高涨，这些化工企业都乐意搬迁，转型搞房地产开发。污染也就随之迁到漳州。
漳州、厦门同属闽南金三角，厦门企业搬迁，最直接便利的考虑非漳州莫属。厦门成功赶走的PX项目，最后落到了漳州市漳浦县的古雷半岛。该岛离漳州市区有100多公里，因为是在大陆延伸出去的半岛上，离漳浦县城也有40公里以上。古雷半岛的住户稀疏，漳浦县城离得又远，当地的民众没有抗议。但隔海相望的同属漳州市的东山县却遭殃了，因为东山岛与古雷半岛只隔了条窄窄的海峡，化工厂的烟囱清晰可数。而化工厂投建后的经济效益归漳浦县，东山县却无法分享，但污染肯定首当其冲。渔业和水产养殖是东山岛的支柱产业，隔海污染的后果世世代代。
我的家乡正是东山县。据当地民众向我描述，2009年3月，东山民众自发联合起来，游行队伍堵住交通要道。老婆婆们主动坐到队伍的最前面，群众熬粥送汤，积极响应。中小学生自发步行十多公里到县政府前请愿，校园贴满各种传单字报。年轻人组织了摩托车队，打算到岛外的沈海高速上拦堵抗议，希望引发外部世界的注意。最终还是武警出面，息事宁人。民众只能眼看着化工厂的烟囱在海对岸一根根竖起来，灯火辉煌。
当时那一届的县政府曾给东山县带来大变化。土地不再是简单审批出让，而是竞价拍卖，使得多年捉襟见肘的财政有了宽余。当地修了宽阔的道路，开始大规模环境整治，开发海岛旅游资源。然而，虽然制定了旅游开发的大方向，该届政府还是引进了大型玻璃生产厂，建在岛的东北部，八根烟囱与海对岸的化工厂遥相呼应。浓烟使得附近村庄的院子每天落上一层灰泥，不敢开窗。县领导提到“先引进再治理”。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部分，地方政府总是想方设法引进大型企业。而这个玻璃厂建厂后不单单生产玻璃，还在岛上大规模开发房地产。县政府有专门机构服务这大型企业：这是县域经济的实际状况，政府为企业紧密全方位服务，污染问题，也只有慢慢治理了。因为现行体制下政府更不容易重视当地的长期利益，一届政府的考核任务和短期目标便往往与当地民众的永久利益之间存在不易调和的冲突。
在厦门和漳州之间发生的污染转移只是现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一个小缩影。污染不仅变成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污染还会因为各国（地区）不同的发展状况随产业在国际（地区）间转移。
有个名词Pollution Haven（污染避风港）便总结了这种状况，指的是跨国企业因为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监管、劳工政策以及税收限制，把污染生产，特别是那些重污染行业(dirty industries)直接挪到发展中国家。但这个污染避风港的假说不好印证，实证研究中一直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跨国企业的厂址选择与当地国家环保标准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Beata K. Smarzynska和现任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教授的魏尚进曾在2001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提到，不能找到信服证据的原因存在两种可能，一个是假说不成立，另一个则是研究者的研究办法有问题，不能发现这个肮脏的秘密(dirty secret)。他们强调，实证研究中对当地政府的环保标准考核经常停留在规定的表面条例，而实际的环保标准经常因为官员的腐败得不到实际执行。当地政府的环保统计指标与实际状况可能不符，所以才不能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与环保政策关联的这个“污染避风港”效应。发展中国家环保政策的执行不力，会促使污染的转移。
然而，发达国家对污染随着产业转移的现实，有着戒备并付诸努力。在法国工作的两位经济学家Tuotuo Yu和Sandra Poncet在2013年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指出，随着国际贸易环境保护意识的强化，发达国家的贸易环境壁垒(environmental trade barriers)有可能弥补发展中国家环保政策的不足，减少了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个贸易的环境壁垒与其他的壁垒性质不同，它强调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在本国生产时也必须参照发达国家生产过程的环境要求，不得污染当地环境。比如iPhone，如果在中国的加工过程违反美国的规定，美国的消费者有责任抵制购买这样的产品。这迫使发展中国家提高环保要求，减少了当地的污染，逐步赶上发达国家的环保努力。
国际贸易中的投资自由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重点还是在于谁的谈判利益算数。官员还是当地群众的利益？通过什么样的表达渠道实现？环保不能单纯靠政府政策和监管，更应该是直接利益关联群体的选择。在美国，社区的利益总是放在谈判中的首要位置。社区投票不通过，其他的谈判努力都没用。但中国的环保现实不同，地方政府的经济目标和行政执行能力超脱于当地民众长期利益之上，污染不仅从跨国企业引进，而且在国内地区间转移。国内环境的恶化，城市空气污染，饮用水的质量，动植物食品（比如牛奶等）的安全问题，便成为迫切的现实。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随着产业转移和对外投资的增多，中国可能对其他国家转移污染。因为缺乏机制保障，对外的投资无论是国有性质还是私人企业，在企业的伦理约束上都缺乏学习经历。长期以来以经济效益为上的经营目标，使得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得不到培养；又因为政府的发展目标，使得对企业的监管和约束得不到保证。企业的声誉考核还是集中于经济利益。完全有理由担心这样的企业在其他监管更为薄弱、对外部投资更为迫切的国家和地区，与在中国国内相比，更加不在意当地环境的保护，更加忽视当地的长期利益。这会造成后续的矛盾和冲突，影响中国的声誉。
张居衍是经济学博士。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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