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遍又一边的提醒声里，是既定的权力机制对我们的规训：地铁里一遍遍提醒‘请勿饮食’的广播声；上下手扶电梯时，提醒你‘握好扶手，小心梯级’；在‘请勿超越黄线’的地铁提醒声里，我们变成不会行差踏错的乖乖都市人。杨阳觉得这是‘一种机械化以及去人化的过程’：‘从声音的这一点，我们能看出我们在社会是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
“口袋就是那种东西，你放什么进去，它的形状就会随之改变。”本地声音艺术组织“声音掏腰包”（SOUNDPOCKET）创办人杨阳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喜欢那种弹性。”
在全世界高楼大厦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的中环，根据香港环保署数据显示，约有15%以上人口暴露于70分贝或以上、被定义为“噪音”的声音之中。假如中环的高楼们能像口袋一样，灵活柔软，随每时每刻遭遇的声音而变形：巴士声、红绿灯声、广告中的谆谆善诱、上下班高峰时，一连串高跟鞋、皮鞋竞赛式地踏在阶梯上；星期天，外佣们与朋友欢聚的声音；游行时，愤怒的口号声……
高楼因应声音而舞动，而那片如今被挤压的小得可怜的天空，也将因此被剪裁出不同的形状和宽度。是不是到这种时候，作为视觉动物的我们，才能真切“看到”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声音的来源是多么丰富、层次多么细腻？
但石头与钢筋的都市就很难做到像口袋一样柔软。中环的摩天大楼间，声音们冲撞、回荡，再被放大。在杨阳看来，城市于是变成一个巨大的音箱（SOUND-BOX），而居于其中的我们难以分清声音的来源与远近。
在和香港逼仄的居住空间同样扁平的聆听环境里，也不是找不到方法把世界挡在外面。最简单的，塞入两颗耳机，瞬间进入庞大音乐产业提供的经过压缩、可随身携带的自由。或者干脆发挥现代人“闻而不听”的特长，像香港开埠前一年（1840），小说家艾伦坡就写到的那样：（人群中的人）似乎满脑子想的只是，在人群中找出一条道，穿过去。
但回避，或许是在对损害自己的事物的纵容同时，将自己的一部份压扁？“我们是可以选择的。但如果你假设，眼前的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那你会愈来愈麻木。”
而尝试选择锻炼自己的耳朵，像口袋一样去收纳、倾听周围的世界，也是一种选择之一：“比如红绿灯，你可以纯粹当他是提醒我们过马路的工具，也可以静下来，留心听一听，他的节奏、他与周围其他声音如何迭加，形成另一种东西。”杨阳说：“我们的生活需要工具性的事物，但不能将生活仅仅压扁成工具。听听红绿灯，也许你能发现别的意思，这已经是一种开阔。
声音的阔度
带来的开阔还包括回忆及思考的细腻。作为一个从70年代起，就在中西区一路出生、成长的香港人，谈起中环飞速进行的拆与建，杨阳回忆起2006年底天星码头清拆事件中，消失的钟楼钟声：“天星码头上那个机械钟楼的声音，虽然和教堂的钟声不同，不具备宗教性，但在我看来简直是全香港唯一一个公共的钟声。那时无论你是去大会堂听音乐，还是只是在码头买一罐汽水休息一下，都可以听到。”
她认为这个声音十分重要：“钟声既是这个地方的一部份，也同时在标志着一个位置。比如以前，春天时，海港中弥漫着白雾。渡轮一直往前，眼睛什么都看不到。听着钟声的远近，你却知道自己在哪里。
“所有的遗产都是非物质的”，杨阳引用她喜爱的澳洲学者LAURAJANE SMITH说。旧天星码头拆掉以后，钟楼的声音一并消失。香港政府其后建了个仿古的新天星码头，码头的中央大楼里摆放了一个新的电子仿古钟楼，机械钟声变成仿真的电子声。保育于是沦落为“案件重演”，不如无有。如香港作家小思所写：“香港故事，竟然欠缺真切声音，倒不如无声了。”
而随着中环的发展，不仅大楼们的高度日益攀升，物料的转变也在暗中进行。比如1993年修建的半山电梯，不仅改变了人们上山下坡的速度，也改变了上山下坡的声音：「以前我在中环住的时候，每天上班都要走半山那个长电梯。这时你就能特别感觉到物料的存在。很多很多上班族同一时间穿着皮鞋或高跟鞋，踏在铁或者钢制的电梯上，像锉冰一样，十分吵。有时我受不了这声音，就走旁边的石阶，你会发现会静一点。”
杨阳回忆起一个她在石阶上遇见的一个外籍人士：“他很有趣，我见他时，他穿着拖鞋，正在石阶上几级、几级的跳。发出的声音，让我觉得很有音乐感。他这样子带来的城市的节奏，同你走电梯，产生的质地很不同。
“透过物料，你听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接触点。”杨阳相信：“去听可以让你找到、返回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与他人、与外界——小到一条街，一个小区，大到世界和宇宙，建立关系的尝试。”
声音的控制
但为什么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重要？ “如果没有定位，你就迷失方向，而一个没有方向和愿景的社会却常常叫人迷失。”在一遍又一边的提醒声里，是既定的权力机制对我们的规训：地铁里一遍遍提醒“请勿饮食”的广播声；上下手扶电梯时，提醒你“握好扶手，小心梯级”；在“请勿超越黄线”的地铁提醒声里，我们变成不会行差踏错的乖乖都市人：“我觉得这些声音实际上是塞住你的空间，令到你变成机器人。所有的声音都在叫MOVE ON， MOVE ON，让你快点经过这里，快点去到一个地方。”杨阳觉得这是“一种机械化以及去人化的过程”：“从声音的这一点，我们能看出我们在社会是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
声音揭露我们在社会中的被动处境，然而我们并不是就因此无所作为。杨阳讲起自己以前住在中环的一个小故事：“当时我住在摩罗庙街的唐楼。有一年新年放烟花，因为我周围都是高楼，无法看见，只能很清楚听见烟花呯呯的声音。这声音虽然不吵，但让我觉得很被动。我又不同意我们拿很多钱去放烟花，为什么还必须听到呢？这件事很霸道啊，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一定要拿回一种主动，就上天台，录了半个钟的烟花声。”
“听是我们有的能力，那我们就要去使用它。简单来讲，就是让你的身体感受世界的振动”，杨阳说。即使这种振动的结果之一，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录下看不见的烟花的声音，但已经足以启动对声音带来的质疑、愤怒和思考的共鸣。
声音的存在
除了听“见”，声音还可以告诉我们听“在”。据SOUNDPOCKET举办的“听在”声音艺术节的场刊中所写，这个“在”可以是“处于某事某地的聆听”，也可以是“所有聆听经验之可能存在的领域”。作为本地第一个专注于“声音艺术”（SOUND ART）的民间团体，杨阳却从一早就小心翼翼的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名词：“我们常避免说自己做的是声音艺术，而更愿意说我们在做与声音有关的艺术（AROUND SOUND ART），那就是SOUND IN ART 或者SOUND AS ART。
分类是一种命名，同时也是一种限制。人的耳朵，不局限于压扁的经验，完全可以像口袋一样，圆鼓鼓地（ROUND）、无止境地吸纳世界的各种声音。
SOUNDPOCKET曾经邀请来港的一位德国艺术家ROLF JULIUS曾搜集不同“版本”的尘埃、碎片，比如花瓶里、杯子里或角落里的灰烬，小碟子上生铁锈的碎片等等，通过装置，放大了他们的声音。意大利策展人CARLO FOSSATI评论称，在这件作品里，JULIUS的凝视总是往下的。而孩子们是这件作品的最好欣赏者，因为他们往往本能的弯下身来，贴近放在地上的尘土。
杨阳在向我介绍这个作品时说，JULIUS的眼睛之所以往下望，是因为他觉得每一点的尘埃，每一点别人不要的碎片，其实都充满着一点人的痕迹。这些东西虽然没生命，但与我们构成一种关系。所以JULIUS向下的凝视就给了我们一种谦卑。 “我时常觉得对比起视觉，一些聆听声音的方式，也带有一种谦虚。假设在中环，你少望一会那些摩天大厦。往下望，听听沟渠里的水声，那么你那一日可能会跟平常有些不同。”
（文章首发于《號外》2013年6月 COVER STORY。）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