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乡下传来消息，说是杨家的子孙买了北甸子的使用权，让我们把祖坟迁走，如果不迁，就要找人刨了去。
说是祖坟，其实只有祖父母和伯父母的坟，后来父母逝后，归葬一处，也不过三座土丘而已。记得父亲在时，曾带着我们弟兄迁过两次坟。一次是从村北的田里迁到甸子上，那时我们极其贫穷，连盛敛先辈遗骨的东西都没有，记得父亲是用小缸和一个旧木桶把祖父母和伯父母的遗骨盛敛的。如果是大户人家，迁坟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是有很多仪式和讲究的。对于寻常农家，那就谈不上了。我们和父亲怀着对先辈恭谨和宁静的心情，只用了一上午，就迁完了。我们的血 管里都流着中国农民的血液，对土地和祖茔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站在村后的林子里，可以看见我家的坟，觉得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未来的归宿，所以感到十分亲切。逢到正月十五晚上，父亲带着我们兄弟给坟前点上自制的油灯和小蜡烛，谓之送灯。踩着田野的积雪回到村中，回望坟地的灯火，心情既温暖又熨贴。父亲活着时，我们又迁了一次坟，还是在那片甸子上，就是向西移了约一里地，在村的西北角了。父母相继逝去，归葬的就是这片坟 地。后来，我们兄弟姐妹为了生活和个人的前途事业，离开了这片生养我们的热土，回去上坟，就成了我们怀念亲人和故土的一种方式，每年总是回去一两次的。老屋已经不复存在，村子也败落得不成样子，“故人几辈头俱白，后生相看识者稀。”不仅是“头俱白”，随着时光的流逝，老一代富于人情的亲戚故旧大多凋零，故乡的萦恋也只剩荒原落照下这孤独的坟丘了。
再后来，甸子上要修一座水库，坟地碍事，政府要求迁坟。我们回去又把坟迁了两次，但仍然是在那片荒原上，仍然是寻常的土丘，只不过为了便于寻找，在父母的坟前立了一块碑，以志哀思。谁想这坟也终难保全呢？
祖宗上的事，现在想起来终是惘然。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的堂兄也没见过祖父祖母。据前辈人讲，祖父只是一个老实肯干的农民，还带着山东口音，可见从祖籍来到东北并不久。据说我们的祖籍是山东莱州府，曾是很显赫的大族，不知怎的到了东北，双城尚有很多支脉。我的舅爷活着时常常慨叹：“你们周家可不得了，是大户人家，有过功名的。关里的祖坟地，旗杆像高粱茬子似的！”可能有过功名的大户人家坟地要立旗杆的吧，但旗杆如收割后的高粱茬子那样繁密 显然也是夸张。过去逢旧历春节，我家总是要供祖宗的，从家谱上看，也不过上溯五代。第一代为德纯和德仁；第二代单讳一个俊字，无兄无弟，似乎是单传；第三代兄弟五人，犯绩字，为绩平、绩宣、绩阳、绩昌、绩英；第四代犯懋字，为懋魁、懋正、懋宝；第五代就是我祖父这一代了，犯自字，共兄弟六人，为自远、自海、自有、自纲、自庚、自立。我祖父排行第六，名为周自立，他的那些兄长在何方何地做何营生？后人如何？我们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了。说起祖上功名之事，倒有一点可记。昔年每逢春节供祖宗时，父亲总要在祭祀的牌位上供 一个乌木匣子，称为祖宗匣子，长约尺余，内有一个木牌，上书第三代祖先周绩阳的名字，他的配偶葛氏被称为葛太君。周绩阳名讳下有一个红点，虽历年月，仍深红可辨。父亲说这是皇帝亲点，名为“点主”，有大功名的人死去才可得此哀荣，对此我心存疑惑。我的祖先周绩阳，逝去时仅三十一岁，生约清朝道光、咸丰年间。我读书时也曾注意此事，可能涉猎不广，无论正史野史，尚未见过他的行状。按说能被皇帝“点主”的人绝非微末之辈，如何竟无迹可寻？所以此等 事情只能姑妄听之了。
我祖父原来住一个叫八间房的小村，给一个姓冯的地主做佃户，后投奔岳丈，搬来杨文屯居住。杨文是祖父的同代人，是本村的地主，霸道豪横，诨名杨三劣。杨家家族较大，有土炮台和高高的院墙。因此村子以他的名字命名。我小时杨家的炮台和院墙残迹犹存，只是成了一个高高的黄土丘，我们这些小孩子冬天常在这覆盖厚厚积雪的地主院落的遗迹上滑雪橇，所以印象颇深。杨文有一个儿子，据老辈人讲，他对儿子非常溺爱，常背负他在街上走来走去，见人就说：“我 儿子将来要念大书、做大官，光宗耀祖。”为其起个诨名“大先生”。这“杨大先生”并没念大书，且有些憨傻，故村人又叫他“杨大傻”。土地改革时，杨文已老病在床，他让人在屋梁上拴一根绳子，他只能抓住这根绳子坐起来，望着窗外天翻地覆的世道，切齿大骂“穷鬼”， 最后含恨而终。杨大先生的老婆跟了一个姓潘的农会干部，杨文深寄厚望的儿子成了村里最落魄的光棍，大人孩子都可喝斥戏耍他，他的族人甚至也欺辱他。在人民公社和阶级斗争的年代，杨大先生寄居在一间又矮又破肮脏不堪的土屋里，浑身生满了虱子，忍饥受冻，猪狗 一般顽强地生存着。隔一条土路，在后院，有一座宽敞的院落，那是杨家大院的旧址，当年的农会干部后来的党支书在那里搂着杨大先生的老婆繁殖着根红苗正的贫农后代。
杨家是大户，枝脉不少，地主庄园里稀奇古怪的故事也很多。杨文有个五弟，有人说出家，有人说做了土匪，反正一去未归。留下老婆在家，春怨难捱，和一个同族的侄子生了一个孩子，在一个黄昏，用一只篮子盛着，从高高的院墙上吊下，交给从县城来的一个坐斗子车的老先生抱走了。杨老五的老婆土改后嫁给了一个人称吴二啷当的贫农，生了两个女孩。她长得并不丑，就是皮肤有些黝黑，由于和侄辈生过私生子，村人们背后叫她“老五鬼”。被人抱养的孩子长大后 回来看过她，见了生母，那青年很伤感地哭了一通。但老五鬼却很平静也很淡漠，那青年走后再没回来。
时代巨变造成杨家的衰败和没落，杨文屯–这个小村的名字也 隐在了历史的褶皱中。同中国所有的乡村一样，这个自然屯后来成了一个生产队，杨家大片的土地再不姓杨了，但杨家的子孙还生活在这里。老辈人渐渐老去，黄土陇中埋白骨，世上旧人换新人，不仅祖父和杨文那一代人没有了，就是父亲那一代活在世上的也没有几人了。杨大先生因是地主，所以成为专政的对象。在漫长的岁月中，他那间独居的小屋，冬天四壁皆冰，夏天苍蝇成群；饭锅经年不刷，结着厚厚的痂，手脸四季不洗，蒙着污污的垢；头上的虮子编成辫，身上虱 子滚成球……人们踢他、打他、骂他、喝斥他、耍戏他，恶作剧般地折磨他，但他活着，活得如此不屈不挠，鬼怕神惊！他走路慢悠悠，别人喝道：大先生，快点儿走！他说：这不走着呢吗？他干活慢腾腾，别人喝道：大先生，快点儿干！他说：这不干着呢吗？人要打他骂他，他就默默地忍受；人要拿他被人夺去的老婆说笑戏耍，他只是不作声……杨大先生不识字，所以不能说他是庄子的信徒或“竹林七贤”的同道，但他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活到今天，这的确是个异数！如今他在乡里的敬老院里安度晚年，想来已有八十岁了吧！
杨文豪横霸道的精魂气脉如果说在自己的亲子身上消失殆尽，那 么在杨家的另一枝脉上却得到了承继。这一枝人的父辈是杨文的亲侄 子，兄弟数人大多顽劣强横、桀骜不驯，有较强的体魄和狡诈的心机，也有旺盛的占有欲。在公社时代，也就是普通的社员，虽因家族势力在小村较大，兄弟中有人当过生产队长一类的村头，所占也不过蝇头小利。最可标榜的收获也就是众弟兄几乎都占过别家的女人，各自演义过一段人所尽知的风流韵事罢了。可这种进取攻夺的精神却正是我们当今的时代最为提倡也最为需要的，虽未曾大发达，但这一族却复在小村崛起。顺应时代潮流，他们知道怎样拉关系，挖门子，找靠山，终于使那片土地重新姓杨了。问村里和乡里的头目，都说不清那甸子 是怎样承包的，说是找了上面的人，“卖”给他们了。这甸子原是村后毗连耕地的草原，也是村人公用的墓地。杨家人一承包，马上把杨文等祖宗的坟重新修了，并做了假山，搞得堂皇起来。一面却给别的坟主下通谍，让迅速迁出。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死去的杨文地下有知，当何其快意呢！
杨文是个不识字的土地主，但他很崇拜读书人，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通晓诗书的“大先生”，宿愿未成，含怨而死。杨家的后人也不读书，在如今生存竞争的时代里，似乎读书也没什么必要，读多了书的人，又谈道德，又讲信义，人文精神太强，竞争意识必弱，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读书了，就会少很多精神羁绊，用不着有什么顾虑，利益在前，一往无前就是了。有人哀叹，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正在衰落，先有“文化大革命”，继有市场经济，此也势所必然吧？近日 读书，读到郑板桥给舍弟书信一封，谈的恰也是坟地的事。信不长，照录如下：
郝家庄有墓田一块，价十二两，先君曾欲买置，因有无主孤坟一座，必须刨去。先君曰：“嗟乎，岂有掘人之冢而自立其冢乎！”遂去之。但吾家不买，必有他人买者，此冢仍然不保。吾意欲致书郝表弟，问此地下落，若未售，则封去十二金，买以葬吾夫妇。即留此孤坟，以为牛眠一伴，刻石示子孙，永永不废，岂非先君忠厚之义而又深之乎！夫堪舆家言，亦何足信。吾辈存心，须刻刻去浇存厚，虽有恶风水，必变为善地，此理断可信也。后世子孙，清明上坟，亦祭此 墓，卮酒、只鸡、盂饭、纸钱百陌，著为例。雍正十三年六月十日，哥哥寄。
援引此信，望杨家子孙看见，去浇薄之意，存厚德之心，允许我家的祖坟仍然留在那片荒原吗？不是，也不可能。只是由祖坟想到家乡，由家乡沧桑人事，想到很多很多而已。无论从移风易俗还是从目前的情势看，还是不要等他刨了去，早早将祖坟迁了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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