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有一则邀请世界各地共享空间联署的“共享工作空间宣言”(co-working manifesto)，道出了共享空间的存在，是为了建立“信任小区”：“我们奉行以下价值：合作而非竞争、社群意见比个人议程重要、参与比围观重要、做比说重要、友情比形式重要、敢于尝试而非追求安稳、不断学习、永远把人放在第一位、关注生态系统而不是价值链”。”
引言：韩国首尔市长朴元淳推动该市成为“共享城市”(sharing city)。什么可以共享？停车位、孩子的衣服、各种工具、小区空间等，都可以在不同时段拿出来。只要大家在小区建立共享文化，资源运用便会更为有效，社会可以更美好。
共享 VS 私利
我在九月底与三十位参加“MaD创不同旅程”的香港年青人考察首尔的社会创新。选择首尔，是因为自称“社会设计师”的朴元淳市长在去年底当选后，以社会创新和共享精神作为施政理念。他率先开放政府的办公楼及会议厅，让市民在晚上使用；他也成立了“七人委员会”，由市民自荐出任，每隔数周与市长会面，批评他的政策，而他则会谦虚聆听，把意见写在不同颜色的post-it贴纸，贴在办公室墙上。
他更推动首尔成为“共享城市”(sharing city)。
“共享精神”由开源(open source)软件运动带动，是社会创新和范式转向的大趋势。
共享或分享并不是什么高深和崭新的概念，是“有福同享”的人类交往文化而已，例如妇女之间互相交换食谱，就是“共享”。这种对资源和创意的开放态度随着商业社会把发明和产权专利化及以法律垄断使用权之后逐步变质。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群硅谷的软件工程师由Linux牵头，响应大公司对软件价格的垄断，鼓励开源。
开源运动发展十多年，能量越来越大，网上的免费计算机系统、软件和app都很多；在版权领域有“创意小区”(creative commons)，版权持有人愿意与人共享创作，不独揽版权。开源背后也是“流通”的价值，由美籍印裔青年沙文.可汗(Salman Khan) 创立的免费网上补习社Khan Academy是“开源教育”(open source education) 的表表者，连盖茨基金会也乐意拨款支持。在政府，共享精神是“开放管治”(open source governance)；在工作间，则是“共同办公空间”(co-working space)。
开源运动把“由谁拥有”的概念重新定义，让公与私的界线模糊化。它始于朋辈协作，理念务实；不过，在市场主导及利润最大化的心态下，要鼓励共享，就似乎要与“独家”和专利背道而驰。
Good Lab: 共享工作空间
根据美国Deskmag 网，旧金山是“共享工作空间”的发源地，全球的共享工作空间在过去七年发展迅速，已有超过一千七百个。据Deskwanted 网页统计，这些空间逾四分三在欧州、美国和澳洲，亚洲城市才刚热起来，估计在未来数年会遍地开花。现时新加坡有一个Hub，开张三个月收了逾百会员，而上海早有“新单位”，是个创意工作小区。
在香港，我与谢家驹博士、张瑞霖及魏华星等刚在长沙湾启动二万平方呎的Good Lab(好单位)。我们希望它是个促进合作，为社会创新提供资源，令创意变成行动的小区。在那里，没有狭窄的木板隔间房，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桌，会员每天想坐哪里也行，像家也像咖啡店。Good Lab的目标，是让社会创业者与各行各业的志同道合朋友连结，建立互助和创新的网络。因此，空间除了有办公桌、免费上网和咖啡，也会长时间开放，并定期举办多样化的讲座和工作坊，让更多人明白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Good Lab以社会企业模式运作，收入靠会员和活动收费，在启动时得到恒基及RS Group的赞助，期望能尽快达致自负盈亏。
我相信“共享工作空间”将会是个新的工作模式，它能有效响应创业的昂贵成本，也能协助社会创业项目的启动。在香港，大多数年轻人都在打工，甚少出来创业，其中很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创业成本高，单是租金一项就足以吓倒很多人。但时代在变化，有很多事情可直接通过互联网处理，早期的创业项目也不需要很大的办公室，社会创业则更需要跨界思维的启发，寻找拍档和资金的机会和各方面的专业意见，这些都可在一个共享平台找到。
建设“信任小区”
在网上有一则邀请世界各地共享空间联署的“共享工作空间宣言”(co-working manifesto)，道出了共享空间的存在，是为了建立“信任小区”：“我们奉行以下价值：合作而非竞争、社群意见比个人议程重要、参与比围观重要、做比说重要、友情比形式重要、敢于尝试而非追求安稳、不断学习、永远把人放在第一位、关注生态系统而不是价值链”。
香港社会普遍缺乏信任，也缺乏跨界合作的方法，要建立“信任小区”似乎有点理想化。但这确是Good Lab的使命。在这个空间，规矩由会员共创（co-create），责任由大家分担，会员是来自十方各界的创革者（changemakers）──艺术家、学者、商界、设计师、IT 人、老师、环保工作者、创意人、社会企业家，他们要懂得“和而不同”，以“信任”作为核心价值，建立一个崇尚合作、重视参与、敢于创新的社群。若Good Lab及类似空间成功，将会带来思维改变和范式转向(paradigm shift)，香港有更多社会创业家，一起创造可持续、公平和具影响力的未来。
当下的香港面对着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等严峻挑战，只有通过共享、信任、创新和跨界思维，才能把挑战转化为机遇。
（黄英琦：香港Good Lab共享工作空间创办人及召集人。）
（本论文已全文发表过，此次是二次发表，原文首次发表在《装饰》杂志2012年第11期）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