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雇于一家位于美国东海岸宾夕法尼亚州的天主教慈善组织下属的盈利性留学服务项目，该项目面向中国大陆招生，帮助他们到美国就读宾州附近的几所协议天主教私立高中，使得我有机会接触一群从大陆来的小留学生。他们集中住在我们的项目园区，白天专车负责接送他们去附近的天主教私立高中念书。
作为文化顾问，除了招生，我的另一个职责是关照他们的学习生活。这几十个来自中国各地的小留学生大多来自非权即富的家庭，多数爱好物质享受和网络游戏；从个性来看，有的追求学业完美，目标直指常青藤大学；有的飞扬跋扈，满嘴粗陋之言，活像小太保小太妹；有的谈吐文雅，猜想多是来自书香门第。
我最了解的一个学生权叫他“公子”，爸爸是北京的一名高级官员，妈妈是一所学校接近退休的老师，属于老来得子。公子比其他学生小，刚满十五，但心智成熟、知理知节、能言善辩。他在去年8月来到美国，他妈妈前来陪读（这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舍得放弃国内热闹生活来陪读的家长），因而我有幸认识了这位官太太。由于母子俩住在我们项目园区，所以经常邀我一起共用便餐，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喝到了官太太熬制的野生虫草灵芝汤。一次，公子端着一碗虫草汤热情地对我说：“老师，你多喝点，我在国内都喝腻了。”“傻儿子，千万别这么拿出去说！”老妈立即喝止。每次充当车夫和翻译，陪娘俩儿去购物，花费着实让我咋舌，拿电子消费品来说，要最炫的苹果产品、最高带宽的手机套餐、最好的手机贴膜……。
相处了一些时日，公子妈觉得我是个率直仁义的小弟，于是拉家常也多起来。一般她说我听，有意无意间闯入我耳朵的“后宫生活”令人大开眼界：朋友送的虫草、家里的名车、赠送的商务舱越洋机票，不胜枚举。我知道这些都是非同一般的权力、财富、胆量、心机才能搞定的东西，说实话，虽然去国之心已定、归国之心已凉，但能和这对来自母国官家的母子茶谈共叙，还是自感“沾光不少”。毕竟，你我江湖庶民，哪有机会结识庙堂之主，还能有平起平坐的虚荣？
一天，公子放学回家，在园区的草地上被其他几个中国同学疯狂地追逐拦截，被半真半假地按在地上，把洁白的校服搞得满是泥巴。因为我是项目人员，公子他妈给我打电话叫我一同过去看看。一路上，我最担心官太太看到儿子这般受虐，会当面呵斥闹事学生，而这些学生又不买账，形成尴尬的对峙。当我们到达案发现场，公子仍被小太保们骑在身上，见到我们到来便作鸟兽散。没想到母亲并未发火，而是将儿子拉起来，拾起书包，平缓地对追打公子的学生说道：“你们和我儿子一起玩玩没有问题，他比你们矮两个头，而且对草地过敏，以后还是有个度吧。你们都是大孩子了，都在异国他乡，都是中国人，应该像哥哥一样保护弟弟才是。”
由于这种行为在美国属于欺凌事件，我汇报给了校长。项目方取证调查后决定严惩，考虑开除这几个肇事学生。我将处理意见告知母子，公子松了一口气说：“他们后来在学校威胁我，说只要敢去告状，回国后搞死我。哼，我还怕他们吗，比他们黑的我都见过。不过开除他们最好，免得骚扰我，影响我学习。”官太太问儿子：“要不叫爸爸派个警卫来美国陪你吧。”当时我将信将疑，这个也是可行方案？不过，该提议立即被儿子拒绝：“这个就算了，兴师动众让我以后和同学怎么处啊。”“好吧，你也不要太当回事儿了，也当磨练自己，更多其他同学不是对你很和善吗。何况你小时候也刁蛮过，原谅他们吧，”母亲安慰儿子。
后来陪官太太去见校长，她竟在校方面前为小太保们求情：“我和儿子考虑了几天，觉得这几个同学和我们一样，远渡重洋求学也不容易，就这样把他们开除掉，让他们的父母情何以堪。孩子毕竟是孩子，我和儿子希望再给他们一次改正的机会。”校长最终还是成全了母子的意思。到了春节，孩子们还没放假，官太太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我竟看到曾经欺负公子的小太保们和公子围坐在餐桌前，打打闹闹，其乐融融，我甚至还在揣度公子妈这么做是不是为了“讨好”下太保们。饭毕客人散去后，听到她给孩子他爹在电话里的唠叨：“上次派警卫的事当我没说啊。这些孩子平时美国餐吃得不好，经常跑到我这里来要吃的，我怎么忍心拒绝，哪怕喝点我煲的汤，下点饺子，他们都说好香，对阿姨感激不尽……你大年夜还在北京值班，够辛苦的，今年上访有去年多吗……”
再后来，公子的爸爸来美探望，于是有了晚餐后陪他们全家一起散步的机会。“领导”话很少，保持一贯沉稳作风，但也不时当着孩子面，迸出些心里话，我想可能国外人烟稀少，除了陌生洋人便是蓝天白云，正是释放压力的好时候罢。官太太想让儿子更多接触了解美国社会，于是向我提议带他儿子去总统投票现场观摩；而她本人也比较有宗教情结，虽然没有正式皈依哪门宗教，但经常好奇地询问我基督教的东西，也很尊重别人的信仰。丈夫来了以后，她提出让我带他老公去教堂体验仪式。
记得那天正逢周日礼拜，夫妻二人穿戴整洁，问我弥撒仪式中间该做什么。作为天主教徒，我告诉他们，为你们彼此相隔万里最爱的人祈祷，其他跟着我做就好了。弥撒中间，我跪下向主虔拜认罪，悔过自己在思言行上的过失。余光所及，“领导”竟也跪下，我想，这是怎样的一跪呢。
下午休息聊天的时候，我问“领导”要不要一起看部电影，一部是艾未未制作的《老妈蹄花》，一部是纽约城市大学夏明教授参与拍摄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记录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劫后天府泪纵横》。他说好，就看第一部吧，于是我们品着大枣虫草汤，将自己置身于那神奇国度里“行为艺术般的官民谈判”（当时是艾未未被阻挠出庭为谭作人作证，自己挨打、同事被警方扣押后，和浦志强、刘晓原律师一起面对面与成都警方展开谈判的过程）。影毕，“领导”没能站在艾一边，但也无奈摇头于时局。一旁做作业的公子突然冒出一句“那个艺术家是谁？”我说，这个大胖子艺术家设计过鸟巢体育馆，在西方人眼里，他是“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也被《Smithsonian》杂志冠以“中国最危险人物”（《Is Ai Weiwei the most dangerous man?》）。
临近公子爹要回国的前几日，我总看见“领导”静静地坐在儿子身边，在滴答滴答的时钟声下看着儿子做功课，每晚如此。父子对话极少，基本是老子问一句，儿子答半句。后来孩子他妈告诉我，多年来因为丈夫工作的特殊安排，父子聚少离多。她还说，那天儿子终于忍不住了，激动地质问父亲：“那么多年你从来就没好好陪过我，总是板起个脸，都是我妈一手……。”听罢此话，才有了“领导”辗转反侧；才有了陪儿子功书；才有了睡前和儿子“摔跤”沟通；才有了早上7点起床，陪儿子吃早餐，给他背上书包，目送他在飘雪的早晨中搭上校车。
今年6月，这对母子在一学年结束后离开我们的项目回国。据说儿子正在接受国内相熟的、最好的英文专家单独辅导，为不久后申请美国大学做准备。前阵子，官太太告诉我她打的时被车撞了，正在住院手术治疗。她说那家出租车公司连连道歉，没两天就给她写了张大额支票。我问她是给交管局打了招呼吧，她说是。躺在病床上，尽管电话里推辞了许多人来探望，“达官贵人”还是络绎不绝，搞得她伤口迟迟不能愈合，疼痛难忍，心气不宁。于是又请来佛教僧侣、基督徒来为自己诵念祈祷。我安慰她：“不要怕，你行善多多，你信菩萨也好，上帝也好，会保佑你的。”
鉴于她家的权力背景，我常对官太太把类似这种私人境况和想法倾吐给我感到诧异；我也半开玩笑告诉她，作为和你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利益沾染的北美小民，我深刻理解你对“国内身边很多人根本不敢多说”的孤独。
她也关心我最近忙些啥，我说写写关于国内的稿子。她好心给我推荐，“了解国内情况，多看看强国网吧。” 这让我想起大半年前，她在美国打探有啥好看的新闻，我说多看看《纽约时报》、《中国数字时代》吧。我其实很想听听她的反馈，她只淡淡说开了眼界，但终究没有再讨论下去。
在偶尔的留言问候中得知，官太太因为疗伤，让公子去看望她个人义务赡养的一位年老阿婆和资助的弱势儿童，她还计划着出院后去趟福利院，为那里的孩子们送去过冬的衣被。这些善行让我想起夫妇二人，包括公子在美国时，为人处事、对待家人和他人的包容、关爱和规劝；我把这些前前后后分布于不同时空的善举串起来，开始愈发减少对他们刻意行善抵赎的揣度，言行的一致让我内心更多感到他们纯真良善的一面。
我试图尽量客观地表达我所体察的他们。但其实，当这里使用“我”和“他们”的时候，潜意识里的阶层割裂已经很明显和中国现实呼应，这种现实映照已经让我无法完全客观公正。他们的生活在我看来体现了无数个对比空间：荒唐的制度与理性的个人、暴力机器与配合机器的螺丝钉、权力的有恃无恐与权力的战战兢兢、对现世物欲的执着与对超性生命的摇摆不定。
我最担心的还是公子，倘若（我想是多半了）有一天，他怀揣普世价值、人文关怀与宪政理念回到中国，和他父亲一样成为共产机器的一部分，是会像艾未未说的“一旦体会过自由，就再也不想失去它”呢？还是会带动这部机器越转越快？选票站和圣经的体会，会对他有所触动吗？
想想自己，出生于1980年代，没有经历过浩劫，家里也没有任何权势；除了一套为父亲保卫了将近20年的房子被强拆外，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权利观念的水位猛涨”，似乎还属于小资情调、闲适中产的那种。美国的生活有时真的很单调，隔着太平洋探头遥望神州大地上觥筹交错和闪闪发光的金钱权力，常以“自我放逐”聊以自慰、修身养性。终究，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放逐，比起逐年增加的“被放逐”到美利坚的中国的“不乖派”们（秦晖老师所言），毕竟日子好过得多，毕竟还有回到自己祖国的权利。
我拷问自己，某一天若是带着赚钱的项目回国，面对久违和残酷的市场而神色慌张，能不能克制自己不向官太太朋友求助呢？我是一个家里几代传承的基督徒，但面对“人性之软弱、之恶”，我仍然想不通缺少了笼子绑束，人怎么可能始终善用权力以谋善道。
刘航是自由撰稿人，现居美国。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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