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对于这次会议,可谓是举世瞩目,在中国正处特殊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口,国内外急切的想从这次会议寻找到一些基础答案。

   就此,已提前爆出了会有“重大突破”的消息,甚至称之“超乎想象”。固然愿意乐观的守望其成,但仍须对中国当下时局之复杂性和艰难性有基本的理智认知。

   如果说“习李新政”核心是要释放中国的改革红利,那么,其成功与否,本质又在于多大程度可削减庞臃的“权力红利”,因为,过去的改革红利大部分都被权力所占有囤积了。另外的问题是,依靠掌握“权力红利”的人去削减自己的“权力红利”,靠正常商量方式根本无法完成,即便是中央高层想推动,没有强制逼迫力量介入,会遭遇体制内相关利益集团强烈的抵触。

   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所处的环境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老一辈革命家推动的改革开放,本身也是改善自己家人生活品质的必由之路,故上下同心、官民一致,当时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给改革开放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而当下情况则完全不同。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导致物质空前大发展和大累积,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各级官员拥有的权力空前大拓展大泛滥,权力可承兑红利前所未有,即便是普通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以及国企背景人员,享受高于社会普通民众一倍以上的工资、福利,不同程度可依靠权力和垄断资源获得社会强势地位。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的再度庞大,给体制内的人又增加了底气,觉得耗几年没问题,有几人有意愿有动力去改革,把到手的“红利”让给普通民众?

   党内关于深化改革分歧加大,打着改革旗号伤害改革,成部分官员“创造性”政绩出口,并导致两个恶性后果,一是民众不知真相形成误解进而反对改革,一些民众诉求政府承担社会分配的呼声反而上升,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潮替代了更多通过市场调节分配的愿望;二是假改革让财富快速向部分利益集团汇聚,呈现不管不顾的局面,并产生强大制衡真改革的力量,在资产海外转移和子女身份海外置换之后,变得比过去更有恃无恐。

   公务和准公务队伍在超常态衍变扩展,除体制内外的一维概念,体制内常态化纷争已成另一维变量,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条条和块块,利益博弈同样激烈,表面似无硝烟,实则暗流涌动。政治制度虽不是联邦制,但不受约束的地方政府权力已远超联邦制。

   在政治强人消失下,体制传导功能大打折扣,重大决策形成往往依靠势力平衡,政务推动往往依靠利益平衡,不直接与官员乌纱挂钩的事项,要么推不动,要么胡推动。藐视强大的国家机器,零部件协调运转呈反向扯皮趋势,社会运转效率低,付出的社会成本高。

   “维稳”和提高税赋成为执政队伍最没争议的选项。这种“维稳”,不单是“大义”上的维护政权,不少是“小义”上保护若干既得利益,不少地方故意跑偏,民众正当诉求被压制,部分官员打击报复夹杂其间,权力干预更加冠冕堂皇,垄断寻租基础更加广泛,腐败伴随更加难制止。玩政治秀的官员多了,脸皮厚、心肠黑、素质差的官员多了。与民争利和GDP政绩的百花开放,必大行其道,而放松管制和理顺生产关系,却列入不稳定内容而被拖延搁置。

   知识分子如果与良知告别,会成深化改革的敌人,诸如社会学家说“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宜实行民主”,诸如经济学家说“房地产下跌比上涨引发的社会问题更大”,绝不是缺乏常识所至。公共知识分子要有基本的独立人格,而更深刻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推导良性的制度,才能让良者得道,让良知退出悲情鉴定的窘况。

   对于掌握“权力红利”相应的利益集团来说,并不是不知道限制权力对社会有多好,而是更知道限制权力对自己有多差。

   维持现在利益格局和秩序不变,已是世界上最美好生活,人性劣根和奢靡私欲不受约束下可恣意妄为,还能自由自在最大限度享受其它发达国家的文明红利,怎么会不做殊死的顽抗那,何况,现在的顽抗,还不是简单的“负隅”,手里掌握的财力和可缔结的同盟强大的很。

   严峻现实是,“权力红利”的基本不受制约及无孔不入泛滥成灾,让GDP高速发展的中国普通民众十年来分享到的改革成果稀少,为通货膨胀承受的压力反而增加,已演变成激烈的层级社会矛盾和严重的官民对立。

   物质财富本质上不是无限的,它只能满足人的有限欲望。“权力红利”方式占有的太多,必导致没有权力背景人群获得的太少,形成严重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权力红利”的大行其道,必然导致执政目标偏离法制文明导向,经济上涸泽而渔和牺牲环境,道德上没底线没诚信没是非,又促使社会仇视及冷漠倾向明显,极端意识大博眼球,看似强大的国家,则时时处于一盘散沙之境地。

   “权力红利”本身已难以为继,“强经济体制改革弱政治体制改革”模式,无法递延下去了。

   吃皇粮的人,当下是中国历史最多的时期,而不少吃皇粮的人,并不满足规定的口粮,还要千方百计多吃多占开粮仓,让供粮的人无粮可吃;国民财富大部分被政府直接占有和分配,50万亿的GDP有多少水分,只有统计局知道,但财政收入连续年过10万亿却无半点掺假,再加各种乱收费乱罚款年近2万亿,另加上严重的贪腐掠夺,以及国资变现收益,留给民间可支配收入还有多少?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光一个畸高的房价,几乎又耗光了一生的积蓄。

   在如此丰腴的政府收入下,中国政府债务水平竟然还同时达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赤字率已经达到2.1%了,惠誉报告显示,截止2012年底,中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198%,如果将地方政府债务加进,就会更惊人,达到世界之最前列,,风险已极高。

   在取得GDP高速增长、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遭受的破坏是空前的,空气、河流、土地污染严重,长期治理成本超过短期实现的GDP收益,资源的过渡开发透支了子孙后代的发展空间。

   合法和非法资本大量外流得不到有效遏制,也面临美元走强、热钱回流欧美的资产泡沫危局,在国内货币供应已达GDP近200%情势下,经济体本身有很多脆弱点,最怕釜底抽薪。无法再靠货币注水,财富创造已不是不断增加的过程,而是水落石出的财富减少过程。

   必须修复环境缓解资源透支,必须弥补巨大的社保旧账亏欠。现在的经济状态,再也无法支持高投资拉动、高耗能匹配、高产能浪费、低附加值出口、低技术产出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正遭受严重的政府债务、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出口滑坡、消费低迷、国企效率低下等困扰,可谓屋漏偏遇连阴雨。

   不削减“权力红利”,有限的财富被不当使用和占有,经济自身已丧失基本的休养生息功能;不削减“权力红利”,最底线的社会公平和民生基础保障,将无财力去维系,并导致社会分裂形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遭遇的重大瓶颈,已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派生的。没有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不了“权力红利”问题,解决不了“权力红利”问题,无论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做文章,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将面临极大挑战。

   比之过往,“习李新政”所面临的困难前所未有。有些困难随时还可能转化为危机。

   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左中右”,体现明显的利益博弈痕迹,肯为思想意识牺牲的国人成稀缺资源,一些所谓的左派,将子女送到美国的动作,一点也不比右派差,一些所谓的右派,以圈子划线的倾向,一点也不比左派弱,中间派,也无非是更善相机而动。

   而刻意强化“左中右”,往往是一种互相牵制的政治统驾。

   改良的本质是执政者主动引领和推进法制,而释放改革红利的核心必须是削减权力红利,假如此点在党内外不能达成共识或强迫达成共识,之前所有改革功效最终会清空。

   “习李新政”的“高调反腐和整肃吏治”意在提升执政党威信,“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界定”意在提升执政党效率,其努力和不易是明显的,但由于关键问题积重难返,要打破既得利益壁垒,推动者本身风险极大,不仅要尽最大可能凝聚党内共识,也须让民间推动深层改革力量得到合法和正当释放。

   明辨是非的净化舆论可理解,但就此拒绝民间共振,单靠党内博弈,深层改革面临极大夭折风险。在人治向法制过渡时期,愿意选择接受真正为中国长治久安、肩负历史使命的执政者引领,而不愿意被迫陷入不得已的动荡重来。

   时间不等人,利益平衡和讨价还价要有边际,否则,会断送掉深化改革的最后时机,即便倡导必要的妥协和宽恕,也须大刀阔斧进行切割,没有痛下决心的刮骨大手术,就不会有真正的中国新生,不改变形形色色潜规则,对后代的教育和精神传承,会是无地自容的恶性传导,他们的基本信仰和人生追求,亦将无魂可依。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界定其真伪唯一标准是:民众基本权益是否最广泛得到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否最广泛得到保障。一切远离以上目标的革命或者改革,都会演变成少数人剥夺多少人的游戏,都会演变成此专制转换到彼专制的接力。

   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反复强调:不改革,死路一条。经济体制改革是否成功,最终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希冀中国再不走回头路,以法治改变混沌,制度进化发酵于清萍之末,和平完成腐朽化神奇的促变,而对中国深层改革前景也无须过度悲观。

   “习李新政”在党内凝聚了一批积极向上的力量,要相信真正共产党人的存在。即便是普通的公务人群,同样有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他们并不是“权力红利”的主要得益者,不少人是被迫污浊中牺牲自尊,一个清晰的政府定位,一个真正德才者胜出的卓拔机制,是更多人愿意接受的。公共知识分子仍有坚守人群,同时,网络媒体的开放,更大层次弥补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缺位。

   受过改革开放洗礼的民众,大多是不愿再回到过去的,而基于生存环境底线的各种抗争,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选择移民还是滞留,除贪腐转移范畴,不是爱国不爱国的判别依据;无论是劣根传承的明哲保身,还是普遍的冷漠敌视,也不是国人本身排除不掉的东西,而是封建专制附带的故意制造。

   对三中全会的期待,不是开出一剂包治百病的偏方,重点是旗帜鲜明的切割和掷地有声的表达。日前,国研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勾勒出一幅详尽改革路线图。在此基础上,更应抛弃繁杂,直白的向“权力红利”进行宣战,不仅纯洁队伍,而且,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援助,摆脱经济下行和社会矛盾叠加可能引发的动荡。

   有八大深层改革已刻不容缓,五年干好功莫大焉。其它问题,都会逐步在此基础上得到好的修复。

   政府减权减人甩包袱刻不容缓

   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积极推动政府简政放权和转变职能,意在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下大气力已取消和下放221项审批事项,并明确提出“要让人民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同时,“要管住政府的手,管该管的事”,今年从中央机关开始做,行政经费砍了5%,另外,取消了企业工商注册诸多限制,透视了向市场、社会放权的强烈信号。

   但政府“瘦权”和精简队伍工作仍任重道远。

   几千万公务员和准公务员队伍过分庞大,不透明的层层行政审批管制繁琐复杂,三公开销仍然严重,权力腐败广泛存在,政府职能定位缺乏法制对接。

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重新定位。过去只集中于投资经济项目,财政投入基础建设战线太长、监管无力、耗资巨大、效能低下等问题正在显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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