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从来反对对社会现象进行粗暴的类比，但我主张借鉴一部分古代的经验可以更加透彻地了解当下。
2，汉武帝时期曾经因为国家安全问题，对中央制度进行过一次小小的变革，建立起了类似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制度。这次变革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却又是千古解不开的局，在历代的制度性演化中都能找到痕迹。
3，任何一次制度变化，都是为了统治的便捷，也是对之前制度的不满意造成的。那么，汉武帝之前的政治制度是什么？
简单地说，是从秦朝继承下来的一套三公九卿的通知架构。三公分别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之权。如果非要在历史上找个类比，那么三公分别对应于总理、国防部长兼总参某部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九卿则分别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这些官员许多和皇帝的衣食起居有关。比如，太常主皇家祭祀；光禄勋负责宫廷门户的宿卫；卫尉是皇家卫兵的头儿；太仆负责皇帝的车马；廷尉负责皇家司法审判；大鸿胪负责对外的礼宾；宗正掌管皇帝的宗室事务。而大司农和少府则是财政官员，大司农掌握政府财政，少府掌握皇室支出。
在这些官职体系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以丞相为代表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御史大夫为代表的监察体制，以太尉为代表的军事体制。以及以大司农和少府为代表的财政管理体制。加上地方的郡县负责制。正是这些制度，加上地方行政体系，使得汉帝国可以在长安这一个西部的城市掌管巨大的疆土。
4，然而，这一套制度虽然有着比较合理的限权手段，使得每一个位置，甚至皇帝，都无法滥权。但也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当国家处于安全威胁之中，需要强有力的协调机构时，就显得政出多头，效率不高。
在和平时期，互相制约是优点，但特殊时期，就变成了皇帝忍受不了的问题。
另外，皇帝如果想取得更多的掌控，总是倾向于避开正规官僚系统的。
5，汉武帝时期影响国家安全的事情是战争和国家财政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连的。我不准备在本文中展开这些话题，只是简单说：汉武帝发动的战争过于消耗了国库，将其前任留下的家底败了个精光。
如果从英雄角度和财政角度来看问题，往往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举个例子：
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兵分六路，从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歼灭匈奴一万九千人。而在前一年攻击匈奴右贤王时，已经斩获了一万五千人。这两次战役被军事学家称为远程奔袭的楷模，是中外战役史上的名局。
但如果从经济和财政的角度看，这次战役堪称灾难。这次战争造成了汉军兵马十余万的损失，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又拿出了二十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被俘的数万名匈奴人也受到了优待，吃饭穿衣都由汉政府供给。为了应付着巨大的开支，汉代主管财政的大司农把库里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还是不够。最后，武帝只好下诏开卖官爵，因为卖官爵可以获得三十余万斤黄金的收入。最高的爵位对应的官职甚至可以达到九卿的级别，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部长级别。
6，对于皇帝而言，要想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已经非常困难。当原有的制度成为羁绊后，皇帝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新的治理方法。即在原有的制度基础上，再架构一种便捷性的统治渠道，绕靠已有的繁文缛节，达到俭省的目的。
7，这套制度围绕着皇帝建立起来。包括：军事上架空太尉的权力，大大提高了将军的权力，比如，设立大将军为各将军之首，除此之外，还有骠骑、强弩、贰师、前后左右等将军不一而足。为了对地方进行控制，设立了刺史，去探听地方官员的政绩，形成汇报制度。在财政安全上，开展国营经济，各负责人直接对皇帝负责。鼓励地方政府展开竞赛，KPI则主要是财政目标，等等。
一句话，以前对丞相负责的许多项目现在为了便捷性，改为直接对皇帝负责。
8，为了统领所有这些变革，在皇帝身边必须有一个小的机构，或者说，帮助皇帝做决策的小机构。汉武帝看上了尚书台这个设置于内廷的小机构。这个机构本来只是帮助皇帝草拟一下文书之类，而现在则担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角色。
所以，后来的权力逐渐从丞相逐渐转移到了皇帝的尚书台手中。看一个官员的权力，不是看他是否属于三公九卿，要看他是否兼任了尚书事，只有这些人才能进入内廷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密会议。
9，汉武帝之后，掌权的官员大都是这样的：兼任大司马大将军，并领尚书事。
而到了东汉时期，尚书台的权力更加膨胀，权力出自台阁，架空了原有的官员体系。
所以，皇帝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就取得了更多的权力，并维持了制度的高效运转。总结而言：变革时期，最有效的统治方式不是利用原有的系统，而是绕过原有的系统。
10，但有趣的是，当一个出于便捷设立的机构成为了常规，又会成为新皇帝的绊脚石，于是，新皇帝还要发明新的制度绕过它。
比如，在国家安全中起到无比作用的尚书台，一旦成为了定制，皇帝又感觉不方便了。于是，继承汉代的一些小朝代就开始了新的探索。这次皇帝选择的是中书省，也是一个服侍皇帝的小机构。一旦中书省成为了定制，皇帝又选择了门下省。
到唐代，干脆将三省并立，互相监督，尚书中书门下都成定制。
但后来又有人感觉这样太麻烦了，明代干脆把权力转移到了大学士，而清代更转移到了军机处和南书房。
这一切还是为了便利性，以及新的国家安全。
郭建龙，中国作家，作品：《告别香巴拉》、《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