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意义上，专制政府与黑社会，是一种同构的关系。我说的是1927年之后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说的是大上海妇孺皆知的青帮。
一方面，专制政府为了达到稳定社会，打压异己的目的，会借用黑社会的力量，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包括企业家社会秩序和民间自治社会的秩序进行整肃，同时也会吸收黑社会的管理经验，将专制政府的公权力运转有意识地黑社会化，使得人们无法分辨一个四处打压社会力量的组织，到底是政府力量，还是黑社会组织。
另一方面，黑社会组织也会努力巴结专制政府，试图成为政府的门下走狗，由此，黑社会组织终于拥有一种看上去正确的官方名誉，这包括黑社会是借用政府的意识形态，政府的司法力量，然后充当政府整肃社会力量的有力打手。
如果这样的局面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政府打黑，便非常可疑。打黑会在隐形的层面变成政府打击社会多元力量的借口，而黑社会帮助专制政府维护社会稳定，事实上不过是黑社会借用政府的名义，行打家劫舍之实。
这是1927年后的上海社会风景。随着南京国民党政府全面介入市场，上海的青帮组织与上海的官僚组织终于彻底整合在一起，对企业家的经营构成了另外一种打击。
上海青帮组织是一个很复杂的城市组织现象，一方面他们主要通过贩卖毒品维持经营，著名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合伙开设的“三鑫公司”，就是这样的组织，他们一度垄断了整个法租界的毒品交易。另一方面，他们在政府相对弱小的时代，又充当了街道巡捕和侦探的角色，或多或少起到了一些社会治安的效果。
与此同时，他们一方面同样受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整肃，遭到取缔和打压，另一方面，他们又充当国民党的打手，四处诱捕共产党人，打死绑架和杀害那些不愿意向国民党南京政府缴纳资金的企业家。在1927年国民党凶狠的清党运动中，上海青帮发起了一场恐怖主义运动，强迫企业家们为国民党主导的北伐战争提供财力支持，胆敢违抗者，甚至遭到灭门。上海青帮的这种生存伎俩，起源于国民党政府对他们的政策。
1927年，由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牵头，整个上海滩近10万名青帮成员一夜之间转型为国民党的下属力量，这种力量具有两面性，既有一定市场意义的自发性组织属性，又听命于国民党政府。正是这种官商结合，红黑两道四处横行的组织和人，才有能力对那些真正具有市场创新意义的企业家进行抢劫和追杀，到这个时候，真正打算靠着市场做生意的企业家，除了离开中国，漂流海外，似乎别无他路。
事实证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上海黑社会的打压，从来不针对上海青帮，恰恰相反，上海青帮的三大头目，借助政府打黑，迅速找到了他们的主要生存方法，这就是依附专制强权。他们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所具有的市场特征，因此与中国传统的官商结合体制一拍即合，完全没有近现代市场派企业家的征象。必须要强调的是，是国民党的大政府主义政策激活了他们身上的黑社会气质，错误的制度设计让人性之恶发挥到了极致。
比如黄金荣，江湖传闻蒋介石曾经跪拜于他，以为老师，1927年国民党清党运动，他迅速投靠国民党，帮助南京政府整肃共产党人，追杀不合作的企业家。1951年，当共产党开始三反五反运动，黄金荣又在《文汇报》和《新闻报》上刊登《自白书》，表示“愿向人民坦白悔过”，要“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彼时，黄金荣已经83岁高龄，他在大世界门口扫马路的照片公开登报发表，引起上海人的轰动。
比如张啸林，早年配合国民党追杀企业家和共产党人，可谓双手沾满了人血，抗日战争爆发，他却又卖身投靠，去浙江组建伪政府，并打算出任伪政府省长，结果被贴身保镖林怀部所杀，算是死于报应。
至于杜月笙，当年追杀共产党人，并不是政治理念不合，而是向着国民党投其所好，四处追杀企业家，也只是为了强夺他人财产，他们几乎毁灭了黄金时代赖以维系市场和社会的市场竞争秩序。就是这样的黑社会老大，国民党给了杜月笙很好的政治待遇，先后出任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等要职。一代黑社会的大亨，尽管杀人无数，却也成为国民党的要员，一生名利双收，晚年甚至娶到京剧名角孟小冬为妾。
遥想当年，梅兰芳对孟小冬爱恋有加，那当然是另外一段民国佳话。
（原标题：黑社会与专制政府勾结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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