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在twitter上看到有人提起Anne-Marie Brady 的著作 Marketing Dictatorship，我記下了書名。一段時間之後，找了來看。當時一邊看一邊很佩服作者對中共宣傳系統的了解，能夠很有系統的說明中共宣傳的細節，甚至在看完整本書之前就已經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了篇東西推薦它。然後，看到結論那一章，感覺就是一個反高潮：作者在結論說的話幾乎就是中共的官方立場。我一直在納悶，為什麼？
到了近日，看完美國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撰寫有關中國黑名單怎樣使美國學術界自我審查的文章(譯文)，以及中共在海外設立數百間孔子學院本身，加上來自中國留學生對美國高等院校的影響的長文(譯文全文) ，我就猜：作者可能因為是研究中國的，她如果還要到中國實地研究訪問，便只能說中共希望外人看到的話：中共可以憑著宣傳和控制來維持有效統治，而中國人渴求穩定，信仰權威，所以民主與否，中國人不甚在意，等等。
但是，作者行文的語調很確定，給人的感覺是：她本人是真的這樣看中國。我的第一個猜想因此大概不成立。
我又找了另一本Brady主編的書China’s Thought Management來看。看到最後一章，她提到自己多次到中國實地研究，也有訪問不同的人。看到這裡，我想起來在王力雄的《我的西域 你的東土》中說過，一般學者在訪問時，能接觸的對象都是官方安排的，那些受訪者出於各種原因，只會說和官方立場差異不大的話。這做法會用在中國本國的學者身上，會用在外國學者身上也是很可能的事。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Brady的學術著作就成了中共的外宣工具。
這就不只是自我審查，不接觸中共不想別人談的問題那麼簡單，而是直接為中共宣傳了。如果前者使西方的學術自由失守，後者的危害就更大。
這種情況的危害在於，不了解中共操弄學者手段的人看了類似Brady所寫的著作，會真的以為中共真的能夠用它現在那種控制的方式來維持有效統治，大多數中國民眾真的擁戴中共，而且真的覺得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沒有問題，民主化與否對中國人不重要，等等。
而且，由於學術著作的特性是講究論據，傳達中共觀點的學術文章比一般文章多了一層權威。此外，引用他人著作是學術論文的寫作方式，一篇文章越多人引用，便越有權威，因而更容易使人信服，更多人會看。只是，一個研究中共宣傳和控制的學者，自己卻成了中共對外宣傳的工具，不能說不諷刺。
如果這只是個別例子，還不足以稱為可能出現的趨勢。
事實上，Anne-Marie Brady並不是第一個在學術專著中傳達中共立場的外國學者。例如，在1990年代，便有另一位傳達中共觀點的學者Melvyn Goldstein 。這位Goldstein的論述包括在報告The Dragon and the Snowlion: The Tibetan Ques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中主張 “中国应该保有西藏政治、军事与经济的控制权”。那份報告，後來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現，纽约时报記者纪思道還稱之為“对西藏最佳的介绍文章”。在这本小册子的帮助之下，纪思道得出一個觀點，华府不应该支持西藏，即使是「象征动作」也不应该作出。他更認為：“……香格里拉将会变成恐怖份子的滋生地。”
在外國學術界，採用中共立場的論文在近年有所增加。一個很便捷的例子是西藏。1951年中共軍隊佔領拉薩，和西藏政府訂立了17條協議。半個多世紀以來，西藏人的獨立渴求越來越強烈。與此相對，西方學界出現了有關“西藏分離主義”(Tibetan Separatism)的文章。在Google Scholar便能夠找到這個主題，而且有其他人引用的學術文章，例子如下：
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Vulnerability to Minority Separatism (2005)
Barry Sautman: China’s Strategic Vulnerability to Minority Separatism in Tibet (2005)
Elizabeth Van Wie Davis: Tibetan separatism in China (2009)
J Koc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thnic Separatism in Western China-A New Model of Peripheral Nationalism (2009)
新疆是中共當局的另一個宣傳重點。和西藏人一樣，新疆人有自己的風俗，語文，以及中共難以控制的宗教信仰，也是強制同化政策的對象，在2001年基地組織發動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之後，中共當局更把新疆的宗教宣傳成恐怖主義的溫床，加大對當地的鎮壓，一邊對當地人的宗教活動制定各種限制，一邊把獨立的訴求說成“分離主義”，相關論文有：
Colin Mackerras: Xinjiang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causes of separatism (2001)
Elizabeth Van Wie Davis: Uyghur Muslim Ethnic Separatism in Xinjiang, China (2008)
又例如Beijing consensus, 在Google scholar搜索這個詞，便找到3000多個結果，其中包括Joshua Cooper Ramo的Beijing Consensus(2004)，Stefan Halper的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0)，Beijing Consensus: The Beijing Consensus: 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in Our Time (2012)，這些都是宣揚中國那一套的著作，而且頗為露骨。
無怪乎有論者批評： “美國的一些學術機構和中國問題專家，已放棄了對中共專制政權的戰略研究，進而接受中共提供的經費，去研究中共指定的課題” 了。
這種學術文章也許傳達了中共希望外界看到的中國，但它們不僅無助外界了解中國真實的情況，例如所謂中國模式的弊病（即高度依賴外國的資源，源於政治制度的不公等），掩蓋了少數民族的聲音，更會使中共當局被自己的外宣說法蒙蔽。
套用自由撰稿人高雨莘在紐約時報寫的文字：
“从长远看来，中国官方对于国际上有关中国舆论的干涉，不仅剥夺了世界客观了解中国的权利，也阻碍着中国加深对自身的了解。我在国外留学期间，国外剖析中国的方式让我观察到了关于中国从未观察到过的特质，反省了从未反省过的问题，就此常常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的感慨。而对于中国政府，外界的观察与分析同样为它提供了一面审视自身的镜子。不管中国政府是否愿意直视这面镜子，在世界面前扭曲它，最后呈现的，只会是哈哈镜中的自己。”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