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虽然动了组建“自由党”的念头，却没能兑现其欲做“以改革政治为主旨”的政党政治的计划
像许多无党派的政治思想家一样，胡适是一个两党制的坚定信仰者，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应有一个合法的反对党，否则，政治就不可能清明。他曾针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指出，若“树立一个或多个竞争的政党”来“监督”执政的国民党，就会“改良国民党自身”，“政权有个可以被人取而代之的可能，国民党的政权也许可以比现在干得更高明一点”。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胡适不仅鼓励蒋廷黻、顾孟余、傅斯年、雷震等这些在他看来既有能力、也有热情组党的人出面组建反对党，而且，自己也在所有这些人之前就动了组建反对党的念头。
关于组建“中国自由党”的想法，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认为，蒋廷黻早在参加政府、参加和《独立评论》有联系的小组初期，就有了组织中国自由党的想法，所以，组织自由党的计划可能先由蒋廷黻提出，而后得到胡适的赞同和其他人的支持。就本文作者所掌握的材料看，胡适的组党念头应该在蒋廷黻之前，1926年8月3日，胡适在访苏期间所写的日记中称：
“今日回想前日与蔡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有无产阶级的争自由。……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
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
1、有计划的政治。
2、文官考试法的实行。
3、用有限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
4、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这个时候，距国民政府的成立和《独立评论》的刊行还有几个年头，所谓蒋廷黻的参加政府、参加和《独立评论》有联系的小组之类的事项自然还没有提上日程。由此可以断定，胡适不仅先于蒋廷黻产生了“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而且这个党的名称——“自由党”，也是由胡适想好的。
不过，胡适虽然动了组党的念头，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没能兑现其欲做“以改革政治为主旨”的政党政治的计划。他在相继访问了苏联、欧洲和美国返国时，北伐战争已经结束，继北洋政府而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统治，宣布推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政策，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学说和政治活动都被这个政府宣布为非法，胡适“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只好暂且作罢。
组建“自由党”的计划虽然没能提上议事日程，但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并没有停止带有组织性的政治活动。20年代初，这批人曾组织过“努力社”，发行《努力周报》，致力于干预中国政治即“谈政治”的活动。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他们又组织了“平社”，以《新月》、《独立评论》等为阵地，积极批评时政，向国民党争讨人权，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被迫取消党禁，各种政治势力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组建反对党似乎已不再是可欲不可求的事情了。但是，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却与胡适擦肩而过，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胡适本人在1938年被指派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身份的变化使他无暇也不宜将组建“中国自由党”的想法提上日程。
抗战后期，特殊的政治格局为自由主义者迎来了难得的艳阳天，各民主党派纷纷建立，政治活动异常活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落于人后，欲组建“中国自由党”的愿望变得日益炽热起来。早已从驻美大使任上卸职的胡适，成为众仰慕者期望出来组党的最佳人选。1945年2月10日，信奉自由主义的罗常培给滞留在美国的胡适写信：“我觉得战后的中国，确是‘我辈不出当如苍生何！’……假如我们组党，您便是我们的党魁！”稍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罗敦伟在给胡适的信中，也表达了希望他出面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愿望：“国内民主运动正待开展，实需要有一民主之大政党。半年来若干名流学者、大学教授以及新兴产业界人士，有中国民主党之酝酿，大致仍主张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完全为一英美式之民主政党。组成分子包括文化界，产业界，再通过社会团体普及到广大之农民层，以第二党为最初目标，必须有压倒各党各派之优势，极盼我公领导。正式党纲，拟请全部决定。如承复示允可，即可正式发起。”此时的胡适，虽然身不在大使任上，但人却依然留在海外，对于希望他出面组织反对党的种种吁求，他只能一听而过。
1946年7月，胡适从美回国，9月，正式接任北大校长职。回迁的北大，百废待兴，身为校长的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放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上，对于本来就是“不感兴趣的兴趣”的政治，更在有意无意间拉开了距离。除了受自己处理思想与政治关系的一贯态度的制约外，致使胡适不把组党事项提上日程的原因，还与蒋介石的态度分不开。对于在海内外享有声誉的胡适，蒋介石打心眼里希望他能加入政府，为政府“做面子”。但胡适却不愿加入政府，“成了政府的尾巴”。在这种情况下，要胡适出面组建“中国自由党”，从事所谓合法的反对党活动，这与胡适的为人处事风格不相吻合。蒋介石曾“再三表示”要胡适出面组党，但胡适表示：“我不配组党”
随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公开破裂，中国再度处于全面内战之中。关心时局的国内外人士都在认真思考如何解决中国混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国共两股政治势力之间，且有美国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一时间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对象。蒋介石放出话：只要自由主义者拥护政府的反共运动并提供合作，他将欢迎其来协助扩大政府基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于发动使自由主义者参加政府工作的运动，大加鼓励。一些美国人士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美国支持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似乎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把中国从混乱中解救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已经给人们清晰地传递出期望看到中国组成一个“自由”的政府，然后再增加对华援助的信息。因此，组织一个“自由主义内阁”，成了一些人试图扭转时局的不二法门。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第一次会议开幕。30日，胡适担任第一次预备会议大会主席，这天下午，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向胡适转达了蒋介石的话，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王世杰“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胡适了解蒋让出的总统“皇冠”戴在他的头上会遇到多大的阻力和麻烦，所以他表示“实无此勇气”。
胡适不仅没有自信和勇气做总统候选人，甚至也不愿做拟议中组建的新党领袖。在总统选举期间，雷震曾向胡适讲述了他和蒋廷黻希望胡适出面组党的希冀，但胡适在听完雷震的讲述后却说：“你和廷黻真认为我胡适之具有这种‘组党’的政治才能和本钱吗？……你们要找我来提倡一个有力量的独立新政党，作为监督执政已久的国民党的制衡，为中国民主宪政的政党政治，建立良好的规模和基础，事是很好，只是人找错了。我认为这等事，你和廷黻可找孟真去谈谈。孟真的办事气魄、才能和担当，是个天生的办事领袖人才，请他试组一个新党看看。只怕他的健康不许可他了。如孟真的健康不许可，那就由廷黻自己来。自然以你的办事才具，你也可以自己来；但怕你的国民党，不会许你另起炉灶的，你的总裁同志，现在正需要你帮忙办‘各党各派’的事，他更不会许可雷震同志另组新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孙中山例外。”
有趣的是，这个时候，不仅雷震等人企盼胡适出面组党，就是蒋介石也有这种打算，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他再三表示要我组织政党，我对他说，我不配组党。我向他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
从上面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胡适虽然同意把国民党一分为二的做法，但却以蒋介石的出面或授权为前提。
胡适在美国表示：可能会组织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党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破南京，国民政府眼看就要彻底崩溃。这个时候，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不少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争取到美援，才有望挽救国民党政权。而争取美援的先决条件，就是组建一个“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内阁”。至于所选之人，据顾维钧讲，“则应是有地位、有声望、形象美好的爱国人士”，“全部由胡适、晏阳初、吴国桢、孙立人、俞大维等以诚实、正直、富有才干而著称的人组成（这些人都为美国人所熟知）。”
6月4日，顾维钧在与蒋廷黻的会谈中，更明确地提出“新内阁”的组成人选：行政院长胡适，外交部长蒋廷黻或王世杰，国防部长孙立人，经济、农业或社会（福利）部长晏阳初，财政部长陈光甫，等等。他们视组织这样一个新内阁为一种“自救”行为，认为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使美国人民信服我们决心实行改革和自救”，才能“取得美国的帮助”。因此“这确实是我们挽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王牌。”他们甚至还为这个新内阁的政策定了调子：“有必要为美国政府提供一个阶梯，使之能体面地下来，并且改变它对中国的政策。”“我们必须按出钱的老板定的调子演奏”，“按美国的期望行事，才能保证取得美援。”
此时的美国朝野，因对蒋介石政权大失信心，转而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寄予更大的希望。6月6日，马歇尔在五角大楼会见顾维钧，阐述了他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观点，他认为最好由一些干练而又开明的领袖人物组成一个内阁来领导中国的事务。他问到张君劢、莫德惠和胡霖等人的去向，还提到胡适。他表示，如果这些人能够携起手来，和其它党派的领袖在政府中通力合作，实行改革，中国就有希望。
就在这个时候，胡适受命以私人身份访美，寻求援助。在华盛顿，胡适与顾维钧、宋子文等多次会面，商谈国事。6月16日，即胡适被指派而尚未就外长职后不久，顾维钧与胡适谈话，讨论胡适的任职和有关开明内阁的想法。顾维钧希望胡适“出任一个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新人组成的新内阁的首脑”。胡适不愿意接受外长这一任命，打算回国领导一个开明人士的内阁，他认为，“没有政党就不能有所作为”，“没有一个他挑选的班子，即使他出任行政院长，也不能做成什么事”，所以表示至迟9月将回中国，“届时可能组织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党。”
胡适虽然说过打算回国领导一个开明人士的内阁之类的话，但就胡适的本性而言，他在骨子里是厌恶出任任何政府公职的。他坚持自己“生性不愿指挥别人，强令别人服从”，因此无法胜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对胡适的兴趣和态度，其周围的朋友虽然非常熟知，但还是希望由他出面组织反对党，他们都了解，除胡适外，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个有资格、有威望出任反对党党魁的人选。藉此，顾维钧曾尝试着说服美国作出某种承诺，以增加胡适出任政府职务的勇气。在与司徒雷登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我相信像胡适这种人虽然非常爱国但无投身一试的欲望，除非能够得到美国援助和支持的某种保证。”司徒雷登把这个问题比作“确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认为“美国政府不会使自己对任何中国领袖集团承担义务，因为担心他们会失败。但是如果我提出的这种集团一旦出现，他毫不怀疑最终将得到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尽管司徒雷登没有拒绝对胡适派政治力量的支持，但胡适还是不愿出任外交部长以及行政院长之类的任何公职，他不仅自己不肯“贸然尝试”，并且认为让著名而正直的自由主义者集团出来协助政府，使美国相信我们自救的真诚愿望是“无济于事”的。胡适的这种态度，着实使那些视胡适为“王牌”、为新内阁领袖的“理想人选”的人们，大失所望，蒋廷黻曾生气地说，“让胡做中国的甘地，我们大家再去找一位中国的尼赫鲁。”
与在胡适出任政府公职的问题上不同，组建“中国自由党”的工作在这个时期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据顾维钧回忆，到10月初，建立自由党的准备工作已大有进展。蒋廷黻已把党章草案给某些美国人看了。12月，蒋廷黻联络张君劢、顾孟余等流亡的自由主义人士，在美国宣布筹组“中国自由党”，并在《自由中国》第2卷第1、2期公布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此时的胡适，已经“做了过河卒子”，他不能认同蒋廷黻、张君劢等人所从事的在他看来是既反共又反蒋的所谓“第三势力”活动，即非法的反对党活动。在与张君劢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此时只有共产国际的势力与反共的势力，绝无‘第三势力’的可能。香港的‘第三势力’只能在国务院的小鬼手里讨一把小米吃罢了。这种发小米的‘小鬼’，毫无力量，不能做什么事，也不能影响政策。”他认为：“在目前共产与反共大斗争的激流中，不是共产，就应该是彻底的反共。中间绝无余地可资徘徊犹豫。”
蒋廷黻是国民党党员，是国民政府派遣的驻联合国常驻代表，他所从事的“第三势力”活动，自然不能为当局所容。加之形势的急剧恶化，蒋廷黻所宣布的筹组计划，客观上无法付诸实施。
胡适建议将“中国自由党”“那个倒了霉的名字”放弃，改称“中国民主党”
胡适不赞同蒋廷黻等人的做法，但对组建“中国自由党”从事合法的反对党活动则一直持肯定态度。他曾于1951年和1952两次写信给蒋介石，劝蒋主动使“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以奠立两党政治的基础。他希望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职，向土耳其的凯末尔学习，遵从民意，顺应民众的政治选择，使中国走上民主之路。
在台湾的局势相对趋稳后，不少人又复活了组建“中国自由党”的热情。1958年5月27日，胡适应邀在《自由中国》杂志社发表题为《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讲，藉于台湾许多人总把反对党与颠覆、捣乱联系起来，胡适建议将“反对党”的提法改为“在野党”。他提议“现在可否让教育界、青年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夺取政权的‘在野党’”。“一般手无寸铁的书生或书呆子出来组党，大家总可相信不会有什么危险，政府也不会害怕。”
在此前后，雷震曾多次劝胡适出来组党，希望他只做党魁，不负实际工作之责。胡适说，他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学术机关，同时又出来搞政治，实不相宜。所以，他极力劝雷震等人出来组织，他可在旁边赞助。他说自己可做新党的党员，在召开成立大会和党员大会时，一定出席讲演捧场。针对雷震等人“恐怕党未组成，而人已坐牢了”的担心，胡适表示：“国民党已把大陆丢掉了，今日总该有点进步吧！”至于新党的名称，雷震等人主张仍用“中国自由党”，而胡适则说“那个倒了霉的名字不必再用，我们今日组党是为改善选举，是争民主，就叫‘中国民主党’好了”。
据雷震回忆所讲：尽管胡适先生这样勉励，我还是不敢出来组党，因为主办这几年《自由中国》半月刊，为了印刷所之事，使我苦头吃足了，没有当年的勇气了。盖国民党当局虽然丢掉了大陆，还是过去在大陆时代的老样子，对于宪法上所规定人民的权利，一概置之不顾，我还是恳求胡先生出来领导，当年主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一样，不料胡先生却说，“你是读过《四书》的，孟老夫子说过，‘待文王而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当然是鼓励我们自己出来组党，不必等待他出来领导而始为之，但是我还在犹豫之中。可是胡适又鼓励我多次，他说：“俟河之清，人生几何！”我们还是踌躇不前，因为我做了几十年的国民党党员，在大陆上在政府中做过二十年的事，也办过党，国民党当局的性格我知道得很清楚，连国民党孙总理左右手胡汉民先生都敢关起来，还不会关我吗？我更怕连带的把《自由中国》半月刊拖垮了。
胡适支持雷震等人组织反对党，但对他们的一些过激言行却持批评态度，在195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聚餐会上，胡适发表《容忍与自由》的长篇讲演，公开批评雷震等人没有实行他们自己所标榜的“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原则。他举例说：“譬如你（指雷震）这一次特刊上请了二十几个人作文章；你为什么不请代表官方言论的陶希圣先生和胡建中先生作文章？可见雷先生对人并不是没有一点成见。尤其是今天请客，为什么不请平常想反对我们言论的人，想压迫我们言论的人呢？所以，要做到一点没有成见，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另外，胡适提醒大家，“我们有一分的证据，只能说一分的话；我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的话。有了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的话，也只能说九分的话”。
但胡适的批评并没能使雷震等人的言行趋于缓和，相反，《自由中国》刊出了大量言辞激烈的文章，如《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反对党不能组织起来吗？》、《我对于在野党的基本建议》、《我们心中期待的反对党》等。如此激烈的言论，超出了胡适所能接受的程度，他在1960年6月16日向雷震提出建议，希望他组党不要太急，批评政府不要太过激。“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的加鞭，拼命的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稍后，他又告诉雷震：“我不赞成你们拿我做武器，我也不牵涉里面和人家斗。”“如果你们将来组织成一个象样的反对党，我可以正式公开的赞成，但我决不参加你们的组织，更不给你们做领导。”
事态的发展果不出胡适的预料，1960年7月27日，《中央日报》发表火药味十足的社论《政党的承认问题》，表示：“倘若今日再有救国会和民主同盟一类的组织，甘心为共匪充外围、做尾巴、从事颠覆国家的阴谋活动，我们决没有予以承认、与其交往的可能。今日所谓‘反对党’的组党运动，其真实企图何在，都未可知。”这实际上是宣布了雷震等人的“反对党”活动为非法活动。胡适对国民党的这种态度表示理解，他在8月4日给雷震的回信中说：“我在五六月之间，就曾指出，有人说你们拟的宣言‘太消极’、‘太否定’。我的意思是说，‘太骂人’、‘太攻击人’。你们的党还没有组成，先就骂人，先就说要打倒国民党，先就‘对国民党深恶痛绝’。国民党当然不会‘承认’你们的党了。”
终于，雷震等《自由中国》社人物以“涉嫌叛乱”罪名，于1960年9月4日被逮捕羁押，《自由中国》旋即停刊。事发当日，陈诚向在美国的胡适通报了“雷案”情况。胡适虽然不支持雷震等人的过激言行，但更反对国民党政府制造的这一冤案。他在回电中说：“鄙意政府此举不甚明智，其不良影响可以预言：……舆论必将认为雷震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自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之罪名。……雷儆寰爱国反共，适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腾笑世界。”据王世杰的日记记载，胡适对“雷案”的愤慨，“超出余预计之外，言外之意似有改变其二十余年来支持政府之一贯态度。余劝其可向政府作不公开之诤议，但仍以避免公开批评为宜。彼似不甚以余意为然。”
1960年10月8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宣布判处雷震有期徒刑十年。22日胡适在接见记者时，公开表态：“我和雷先生相识多年，我相信有资格做这个证人，来证明雷震是爱国反共的人。”“雷震已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11月18日上午，胡适由张群陪同去“总统府”见蒋介石。在谈到雷案时胡适说，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措施实在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反响，这种不好的反响，政府决不会深知它的不利作用与严重后果。他说，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在反对党问题上，胡适也讲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此后，胡适与文化新闻界的许多人共同发起“请求总统特赦雷震书”签名活动，但这些都没有改变既成事实。雷案发生后，组建“中国自由党”，不，是“中国民主党”的话题，不再为人们所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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