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波兰的克拉克火车站旁的一家酒店里，我读到2009年11月4日的《每日电讯报》。第二十七版是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专访。照片上的哈维尔，左手半握拳，抵住脸颊，微笑着。毛绒绒的胡子与眉毛，因不佳的印刷效果更诙谐，也更温暖。比起二十年前他站在布拉格的马莎百货公司大楼阳台上的形象，更成熟优雅。似乎岁月、名声、权力不仅没有腐蚀他，反而让他更有魅力。
在中欧旅行，你四处感到哈维尔的存在，距离天鹅绒革命二十年了，你想象不出倘若没有他，捷克甚至整个中欧会变成何种模样。在一个高压、冷漠、虚伪、愤怒充斥、又突然解体的社会，一个坚定、理性、宽容、富有情感的声音是多么重要。他重新凝聚每一个人，鼓舞他们走出阴影，安抚他们眼前的不适，也警告他们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要承担对应的责任。所有的前共产主义国家，都曾面临着对极权年代的怀念——随着残酷记忆的消褪，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动荡，人们把那个充满压制的年代美化成一个更稳定、更有保障的时代。
在报纸的第二十三版，是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新闻。长沙正在修建一座一百英尺高的毛泽东雕像。与曾经遍布中国的机关、大学、厂矿的雕像不同，新雕像不是站立、挥手的老年领袖，而是一位英俊、不羁的青年，而且仅仅涉及头部。照片上，被脚手架围起来的雕像已经竣工大半，波浪式的发型像是贝多芬。记者引用了两位居民的看法。一位说，你看，年轻的毛泽东多帅、多酷，他的长发很潇洒；另一位则说，这形象不太符合历史，他有点像斯芬克斯。毛泽东的确是中国历史中的斯芬克斯。距离他的离世已经三十三年，他仍强有力的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与生活。
“正确评价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情问题和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既要客观、理性、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但更要理直气壮地弘扬包括前三十年在内的新中国六十年；我们既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更要理直气壮地‘捍卫毛泽东’。”一群青年学者《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蓝皮书中写道；在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重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响彻在广场上、公园里、集会上和卡拉OK厅里；在香港，一位亿万富豪以一七千百万美元购买了安迪·沃霍的一九七二年的画作《毛》；在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一位享誉世界的华人艺术家在他的展览手册上写道 “对我们来说，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人。他是偶像，像上帝一样。他的艺术天分，书法、诗歌、军事战略、哲学、文章和革命运动都深刻的影响我的这一代……”；在北京，一位在网络上批评毛泽东的中学教师被一群毛泽东的支持者们围攻；在商业界，企业家们集体性承认，他们在毛泽东思想中获取灵感和信念。
倘若没有记错，这是毛泽东去世以来，关于他的第二次热潮。上一次发生在1990年代初。汽车里、商店的柜台上悬挂着毛主席像、书店里摆满了关于他的著作，《红太阳》录音带在在一个月卖了一百万盒，一位熟读毛泽东诗词的北大研究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在深圳的一场车祸中，只有车上悬挂毛像章的司机幸免于难。
这是令人瞠目的转变。仅仅10年前，也就是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不久，新华书店的管理者还在为积压在库房里的毛选忧心忡忡——再没有人对它们感兴趣了。毛泽东的声望正跌落谷底，即使被推上被告席的是“四人帮”，人们也普遍觉得毛本人也难逃其咎。知识分子则开始反思，毛的“个人崇拜”是种种灾难的源头。在政治舞台上，当华国锋正式从政治舞台上退隐了，毛的遗产似乎不可逆转的褪色，尽管他的画像仍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仍陈列在水晶馆里供人瞻仰。在私下的谈话里，一些历史学家还做出了这样的假设，倘若毛泽东死于1949年，他是当之无愧的伟大人物，他统一了中国，赢得了独立；倘若他在1956年去世，他甚至还是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人物，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看起来是如此成功；倘若他在1966年去世，他的声望无疑大达折扣，他的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饥荒，但他仍是个有缺陷的巨人；但他1976年才最终去世，在十年文革之后，他进入了希特勒、斯大林的行列，他们都是历史上最令人憎恶的独裁者。
但是这种情绪没能持续。在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中，全盘否定毛泽东是小规模的知识时尚。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毛泽东又焕发出新的魅力。早在1980年代末，改革的阵痛开始抽搐。飞涨的物价、普遍的腐败、停滞的工资、迅速增加的贫富差距，让很多人愤怒不安，一些人开始缅怀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人们都不富裕，却没有太多的差别。1989年后，动荡与恐怖又为毛泽东的吸引力添加了新的维度。对于国家主义者来说，当中国再次陷入孤立时，毛泽东对外强硬的态度令人神往；对于公众来说，他们感到社会正分崩离析，过去的意识形态已然失效，未来也暧昧不清，他们陷入了思想的混乱与情感上的迷惘，毛泽东的形象给人抚慰，人们觉得生活中仍有着生活中仍有着某种确定的东西。他不仅是政治人物，也是民族英雄，还是半人半神式的大众偶像，悬挂毛像章的出租车司机们把他当成另一位关公或秦琼；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在校园的冷酷气氛中，毛泽东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大声谈论的话题，毛泽东的思想与诗词可以与小虎队的歌、汪国真的诗一样共同登场； 而刚刚兴起的大众文化商人们，发现毛的形象有利可图，在一个严格审查的国家，你却可以大量印刷关于毛泽东的一切。
这场狂热在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的时达到顶峰。甚至不断曝光他宫廷式的私人生活，也没能减少他的影响力。类似《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的书籍广为流传，盗版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在私下传阅。与人们熟知的那个生活简朴、至多爱吃一碗红烧肉的毛主席不同，真实的毛泽东的私人生活的奢华、堕落、糜烂，与封建帝王并无二致。但这似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他的魅力——他走下了神坛，更人性化了。
这场热潮随着经济变革的加速而减弱。人们暂时搁置了迷惘，去拥抱新的商业机会。但毛泽东以另一种方式有力的延续着生命。新商业精英们则成了他的狂热追随者。首富牟其中梳起了一个毛式大背头，去长江游泳，拍摄“到中流击水”的照片；推销脑黄金的史玉柱，把人民战争变成了人海战术，他设立总指挥部、各“军区”，以发动“总攻令”的形式来推广市场，广告词是“请人民作证”。对他们来说，1990年代的商业版图，就像是1949年前的中国战场。一个湖南农民依靠自己的谋略与手腕夺取了天下，他们也可以从社会边缘跻身时代中心。他们把武器从枪炮换成了广告与公关，把士兵变成了推销员，把人民改造成消费者 ，他们默念“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 逐鹿中原。一家公司从小到大，像是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而公司的管理可以从清理党务、延安整风运动中受益。
1990年代不仅充满了野心家，也有更多的失败者。对于很多国有企业的工人来说，大规模下岗的现实让他们无法不怀念毛泽东时代，那是他们是工人老大哥，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过去的几年中，“毛泽东热”再度浮出了水面。倘若集体性迷惘是上一次热潮的中心情绪，这一次则是胜利者的自得。为毛泽东欢呼的是政府官员、商业精英、时髦的艺术家、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春风得意的人物，是一个崛起中国的领导者。毛泽东的形象从个人命运的守护神，再度回归到国家命运的指导者——他缔造的国家主义铁律，令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他是“中国模式”的奠基人。他甚至还再度提供了中国正饥渴的软实力。孔子学院遍布全球，毛泽东才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输出文化。他的革命语录在40年前的西方激进学生中广为流传，是与披头士、格瓦拉、玛丽莲·梦露一样经典符号；中国艺术家们如今则把他的形象、语录、思想，带入了全球的美术馆、双年展、流行报刊，他是繁荣的当代艺术的代言人，中国人创造力的象征……
二
还是1970年，毛泽东对再次前来中国的埃德加·斯诺说：“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就像他一九三五年未能洞察延安的真实情况一样，斯诺也没有领会毛泽东此刻的意思。在接下来为《生活》撰写的文章中，他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对于很多西方读者来说，这个比喻充满了东方禅意。中国的封闭与迷狂都增加了毛泽东的魅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相信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摧毁了官僚机制，排斥了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异化，创新了教育与卫生领域，给普通人带来真正的民主与尊严。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充满哲学意识的领袖的领导下完成的。而另一些权力崇拜者们又很容易拜倒在毛泽东无尚的权力之下，在一个八亿人口的国家，似乎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力量可以制约他的随心所欲。
可能只有长期浸润在中国社会，你才能确切的明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含义与诱惑。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才是毛泽东的魅力本质。没人能否认毛泽东在二十世纪扮演的中心性角色，在更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独特地位，还有他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尽管这些才能都有夸大之嫌，在强大的宣传机器的作用下，他的错误与失败，都被迅速的掩盖，原属别人的成功则归到了他的名下。即使他最个人化的诗词与书法技艺也并没有人们吹嘘的那样的富有创造力。“（毛的诗词）不像希特勒的画那样糟，也不像丘吉尔的画那样好”，唐代诗歌的杰出学者阿瑟·韦利曾这样说。而另一位艺术史家西蒙·雷斯则如是评价他的书法“初看上去惊世骇俗，却透露出一种华而不实的自尊自大，达到了傲慢无礼的程度，假如还不算放纵的话……”但倘若他在纸墨世界还算不上放纵，他在现实世界则是无度的放纵。而正是这种放纵赋予他一种“超人”式的魅力。他可以不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中国可以做好死一半人的准备；他可以成为最狂野的梦想家，是因为他可以好不理会它可能导致的灾难后果；他可以成为超级的畅销书作家与语录制造者，是因为他禁止别人说话与思考；他可以被视作纵横摆阂的战略家，是因为他在国内没有任何对抗的声音，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命运，都是他的筹码……
这并非他一人之力，很多客观因素为他造就了这种放纵的土壤。漫长的专制传统，近代中国的分崩离析，外来者的入侵，都带来了对强有力的领袖的渴望。人们期盼他富有组织能力，扫除他们的恐惧与迷惘，给予他们安全，洗刷种种屈辱，赋予他们人生以意义与方向，宣布他们的人生从此站起来了。批评家李颉曾将毛泽东与鲁迅视作一个坐标的两极，他们比二十世纪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的困境。鲁迅把自己的洞见转化成对国民性的批判，将信将疑的唤醒铁屋里沉睡的人，而毛泽东则用这种能力，来实现个人的野心与幻想，满足他没有边际的权力欲。
从江西的AB团到延安整风，从国共和谈到朝鲜战争、反右运动、从大跃进到中苏关系破裂、文化大革命，个人权力始终是他的核心目标。对他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永恒价值，一切都视情况而定。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他可以扮演不同角色，随时更正自己的立场，没有任何道德上、信念上的顾忌。
他关于日本的一段讲话，再鲜明不过的表明这种态度。那是一九六四年他接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所说的：“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於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这其中或许有玩笑的成分，是一个志得意满的政治人物的信口开河，但谁能说不是毛泽东一贯逻辑的展现——如果日本人的侵略，有助于共产党的崛起，它就有历史合理性，而当他的个人权力与欲望受挫时，他连这个政权也可以不要。不管挡在他的个人之路上的障碍是同志的生命还是民族命运，他都可以随意牺牲。
但为何这样一个人物的画像依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仍旧被瞻仰，而公众又经常泛起对他的怀念，他的形象又成为中国崛起的象征，进入了全球的消费系统。他的成就与魅力无可否认，但是我们该怎样面对他代表的巨大黑暗呢？他的个人失误给中国社会、给千万普通人带来的摧毁性的创伤。如今，我们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一方面，关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反思却从未真正开始。尽管担心邓小平变成另一个赫鲁晓夫，但毛泽东从来没有遭遇过斯大林式的命运——被彻底的谴责与否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斯大林，还是中国的列宁，否定他意味着对整个共产党合法性的否定。毛泽东的种种言行、和他导致的灾难，仍旧沉睡在档案袋中。当事实不够全面与清晰时，所有的谴责都显得过分情绪化，甚至陷入一种简单的谴责——毛泽东是一切不幸的渊源，倘若我们从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就自动获得了智慧和精神的纯洁，这真是一个讽刺性的结果，人们曾经通过不加节制的崇拜、夸大毛泽东，来让自己显得更强有力，如今又把一切罪责推到了他身上，自己不承担对应的责任。而中国共产党政权也必定牢记苏联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成为了瓦解苏联帝国的第一步，当越来越多的秘密与残酷记忆被释放出来时，它们演变成海啸式的力量。
官方压制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复杂的历史。这段历史与个人经历混杂在一起，我们都是这场悲剧的不同程度上的共谋者。俄国历史学家米哈伊·格夫特曾说，斯大林主义的真正力量与持久遗产，既不是国家权力结构，也不是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而是它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而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居住着一个毛泽东。对两代人来说，不管是他们热情投奔了延安，还是身经了新中国建设、文化大革命，那些理想也好、青春也罢、或者是种种磨难，毛泽东始终是他们生命经历中的重要部分，是他们感情投入与自我选择的结果。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充满了困难。这种值得理解的情感背后，隐藏着中国社会更深层的困境。毛泽东的凸显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权力”与“恶”的态度。
几乎所有人都渴望他那“无法无天”的放纵权力。与食物、性一样，权力是人天然的欲望。但很少社会比中国社会的权力更集中（政治、经济、文化权力总是混合在一起，后两者总是从属于前者），更分配不平衡。以至于中国人已将这样一种形态习以为常——要么你拥有无限权力与自由，要么就被悲惨的奴役。又由于人口众多、普遍的物质压力，某种特别的权力成为维持个人生活的基本保证。即使在近代危机之前，中国社会与其说是一个恬静、自足的乡绅社会，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丝丝入扣的权力关系的网络，它是一个曹雪芹笔下的“贾雨村的世界”，也是历史学者吴思眼中的充满“潜规则”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权力是中国社会的宗教，它给予生活以保障、赋予人生意义，是种种欢乐与痛苦的源泉。借助现代的意识形态与技术，毛泽东把权力的集中推向了极致。皇帝们即使不受困于官僚系统的制衡，也至少要在表面上尊重祖宗的传统或是儒家之道，忧虑上天的审判，他们也没有手段来动员如此广大的人群，把自己的意志输送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当毛泽东感慨“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时，他或许也对他的能力自信不已。他生活在一个传统秩序瓦解、现代技术诞生的年代，他可以武装现代军队、把广播大喇叭安在每个乡村、把自己著作发到每个人手中，他既可以不理会传统，也可以像路易十四一样感慨：‘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
这种权力既没有外在制衡，也缺乏内在的反省。与我们对“恶”的态度相关。“恶将是战后欧洲知识生活中的根本问题， 就像死亡是上一次大战后的根本问题。”汉娜·阿伦特在一九四五年写道。“恶”也本应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根本问题。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六年，一浪超过一浪的暴力、死亡与仇恨，席卷了中国、进入每一个社会组织，侵入了最私密的家庭空间与个人生活，丈夫与妻子的划清界限，儿子将父亲推上批斗台，同学对老师的殴打，武斗带来的人吃人……所有匪夷所思的残酷与邪恶，都在其中上演，而且人人卷入其中，你可能同时是受害者、施暴者、见证人。而一切都是在人人高喊毛主席语录的狂热中发生的。反思却从未真正开始。林彪与四人帮成为历史的替罪羊，伤痕文学则将人们打扮成受害者，当老作家巴金开始少许的自我忏悔，迎来一片颂扬声。
当罪恶没有被详细记录，没有被一点点拆解，它就得模糊和难以记忆。它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文化中从未发展出对恶的深层解释。恶没有被视作生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失常，人们用各种方式压制和回避，把它简化成一个道德问题。而经过毛泽东时代，连这可怜的表层道德约束也消失了，伪君子则变成了真流亡，恶失去了最后的制衡机制，它登堂入室。
而今天，你在毛泽东的追随者身上，你都嗅得到权力的迷恋与道德上的普遍麻痹症。二十年前的毛泽东热中，作为社会变革的牺牲品的缅怀者身上，不也充斥着对特权的怀念——他们曾是中国的特权者，打倒了资产阶级与臭老九，批斗了官僚。而这一轮的热潮背后，是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像乔治·奥威尔所说，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是权力的热衷者，他们不过是把个人权力欲隐藏在集体之后。在国家主义者们身上，只要国家强大了，付出多少代价都是值得的，当然前提是，他们站在成功的中心，而不要成为牺牲者；在那些商人身上，则是商业伦理可以弃置不顾，利润会给你合法性；艺术家们则是国际市场上的成功、个人的荣耀，他们不觉得艺术家有责任去诚实的面对历史与现实；而那些高唱毛泽东时代的歌曲的官员，则是赤裸裸的向世人宣称，谁才是这个红色政权的继承者……他们都丝毫不受任何道德上的困境与挣扎，良知仅仅是成功之路上的某种阻碍。而对于青年一代，历史记忆变得日渐迷惑，他们觉得错过了文革，那才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还要承担整个道德秩序崩溃的后果，成为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
而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我们不正在付出代价？当我们在抱怨整个社会的溃败，残酷与冷漠无处不在时，它们都与毛泽东的遗产、我们对于毛泽东的态度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