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权网”日前发表的《中国民间组织发展与公民自由结社状况的调研报告》认为,随着2008年以来中国系统性维稳体制的建立，当局加强了对民间组织的监督和控制。
“维权网”1月8日发表由卫鸣溪撰写的《中国民间组织发展与公民结社自由现状调研报告》说, 结社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中得到确认和规范。据统计，在世界上142个国家的成文宪法中，有119部宪法保障公民的结社权利。自1949年中共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后,具有明显的“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特征，民间组织几乎没有任何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与环境。
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1965年有近100个，地方性社团有6000个左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全国各类社会团体基本陷于瘫痪。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改革，民间组织的发展成为可能，得以逐渐恢复成长。自1992以来，民间组织开始在中国涌现，但自2008年以来，随着系统性维稳体制的建立，中国当局不断加强了对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监督控制。
报告说，已经公开的中国政府管理公民结社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88年、1998年修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和《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还没有相关的法律，由于中国没有违宪审查机制，没有宪法法院，因此中国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仅具字面意义。政策管理来自中国共产党决策高层的意志，表现为党中央会议的决定、决议、通知，领导人讲话指示，还有一些秘密指示、指令。中国当局的公民结社政策的目的是管控结社，压制结社自由，可概括为：政府非法管控之下，民间组织大部分是没有登记的合法存在。
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的亚太事务负责人廖然指出, 在中国, 非政府的民间组织要想注册成立非常困难, 因为当局害怕任何不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的组织存在：
“在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就是大一统，所以它不允许任何其它组织和政党的存在。政协里的八大政党其实也就是八个花瓶。中国的民间组织生存很困难。其实在中国，还真是没有太多的不在政府控制下的民间组织。”
“维权网”有关中国民间组织的报告认为，中共对社会组织党群建设严格管控，社会组织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改革是中国政府释放的一个烟幕弹，以社会创新管理体制为名，全面升级管控，第一、选择性赎买和分化瓦解，比如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优先培育和发展”；第二、以统战手段，通过增加“社会组织界别”将社会组织引入政协、人大。再就是，在民间组织建立中共的基层组织，2012年底，在中国的约4.03万个社会团体和3.9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建立了中共党组织，覆盖率为12.15%。
报告根据2013年对NGO的调查和访谈，包括专家和NGO伙伴11人、50个调研样本、30份回收问卷和其它一些渠道认为，影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和结社自由权利的因素有5个方面：外部因素（国内视角）也就是，受到中共意识形态和安全部门打压；外部因素（国际视角）也就是中国一些特定的非政府组织受到国际组织资助；外部因素（国内外交织视角）即国际化和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影响、内部因素即民间组织自身的影响，主要有自身专业水平有待提升，人力资源水平总体不高，人员待遇收入不高等；综合因素指不在上述因素内的其他因素。
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执法部门常常采用是否通过年检这条来压制约束民间组织的生存。执法监管常采取发出责令改正通知、甚至取缔等手段直接影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和结社自由权利。而涉外NGO政策曾使工商“企业”性质的民间组织面临“断粮”之危。
廖然先生就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前景表示：
“最荒唐的就是，在中国，民间组织在民政部注册必须要找一个婆婆，也就是一个管它的部级的指导单位。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想要建立的民间组织的类别越来越多，其中很多根本就不可能在政府部级单位里找到与自己类别相匹配的单位，这样他们就没法注册存在了。这就是中国NGO所面临的现状和前景。”
“维权网”的报告还指出, 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状况呈以下几个特点：地区分布不均衡，民间组织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省和北京上海等市，领域分布不均衡；成立时间短：绝大多数都在最近；资金来源不稳定：主要来自国际组织，本土资助有增长趋势，但其持续性不好判定；规模比较小。总体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面临许多困境和阻碍，如缺乏政府的信任与合作，缺乏社会认同，存在数量少、实力小、资金缺乏、能力不强、效率不高、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由上海交通大学、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最新的《中国社会组织评估发展报告（2013）》蓝皮书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各类全国性社会组织有664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