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新论”之二
（共 识 网 配 图）
我们今天讲两个问题：一、谁在散布谣言？二，谣言到底传播了什么？然后通过这些现象来认识我们身处的时代，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主要还是一种方法学的提示，通过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来学会独立思考、理性认知。
一、谁在散布谣言？
一般我们都会认为，散布谣言的是那些不怀好意、居心不良的人，是那些知识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判断力的人。但这样的“常识”是被有意建构出来的，是对谣言的污名化处理的预期后果之一。其实这样的“常识”我以前也有，但真正接触更多资讯后才明白，原来所谓的“常识”总是某种意识形态塑造出来的。
谁在散布谣言？据谣言研究者周裕琼对2003年至2011年期间219期涉案的网络谣言的数据分析，显示谣言最大的传播主体是大学生，占25%；其次是普通职员，占24%。所谓普通职员，是指那些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包括自由职业者。这两个群体加起来占49%，几乎一半。谣言散布主体的平均年龄为25岁，刚好是在大学与大学毕业期间。
网络谣言传播的主要途径，39%是通过地方论坛，24%是通过全国性的论坛，校园BBS占9%（参见周裕琼《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看到这个数据，当时我也是吃了一惊，因为这个数据完全推翻了我们对谣言的常识性认知。因为我们总是认为那些知识层次比较低的人才是传播谣言的主要群体。但不对，常识错了，不是“缺乏知识”导致谣言散布，而是对知识最为渴望的青年群体是谣言的传播主体，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大学毕业生是谣言的主要传播者。这个传播群体，往往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的中间阶层。最为活跃、最有朝气的一个年龄段。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传播谣言？
我们来分析所谓的谣言传播动机。从统计数据看，出于“恶意”占37%，而这个所谓的恶意，包括发泄不满情绪、抨击执政部门、指责官员等行为。这些被我们执法机关定义为所谓的“恶意行为”，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属于一个公民的舆论监督权、言论自由权与表达自由权，属于正常的公民行动；更大部分是出于“好玩”–当然这个解释大都是这些涉案人员的自我定位，不过这“好玩”中间还包括引起重视、善意提醒，纯粹的好奇与网络围观等等。当然，凡接受过基本公民教育的人或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也是一个公民的正常行为–关注他人、参与社会、表达意见，积极行动等等。
所以我一再说，谣言的传播与我们对自己身处社会的关注有关，与公民对自己生活的国家关注有关。也就是说，真正传播谣言的人是一批热诚者，是一批具有高度社会关怀或者政治参与的青年人。这与谣言传播的年龄阶段基本相符–20岁到45岁之间这个年龄阶段是积极介入阶段，低于这个年龄，还不具备介入社会的知识与能力，超过这个阶段，很难那么积极对社会表达公共性的关注–所以对谣言的打压，我们年轻人的感觉最为强烈，最为恐怖，原因在：打压谣言，就是对我们言论表达与参与行动等公民意识、公民行为的打压。
二、谣言究竟传播了什么？
周裕琼对2003-2010年的这7年涉案网络谣言的内容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显示，其中有关疫情的占20%；地震的占12%；命案的占11%；针刺的占9%；强奸的占6%；环境污染的占6%，这是2010年以前的数据。而我们知道，在那几年，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地震是当年最为重大的自然–社会事件，所以疫情、地震谣言所占据比重会相当高。其次就是针刺谣言。针刺谣言是什么东西呢？据说在2008年前后，人在大街上，突然会觉得被针扎了一下，然后开始产生某种痛感，但是到医院检查却没有任何痕迹。据说那是“艾滋针”。谣传这些扎人的是某个民族的极端分子之类。但事实上，这个恐怖谣言纯属子虚乌有。
应该说，2003年、2008年确实是一个谣言的高发期，所以当时打压谣言的力度也非常大。大到湖北一个农民在自己家里放鞭炮驱赶瘟疫也被抓了起来，说是造成人群恐怖与社会动荡。但再严厉，如果与今天相比，那是还真的算是“天王圣明”。七年时间总共涉案的网络谣言还只有219起。但是今年从3月份到9月份间涉入司法案件的谣言就已经有了500多起了，这个还是不完全统计（2013年究竟有多少起谣言涉案，目前还是个未知数，需要进一步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但显然比起前十年的总数不会少，而且严打的力度也要远远超过，其不近人情与荒诞过火案例，那就更是俯拾皆是了）。但我们要知道，今年既没有发生过像2008年那样的大地震，也没有流行过2003年那样的瘟疫，并非一个谣言的高发期啊。那么，为什么要如此严厉打压谣言？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这个还得从近年来谣言内容的变化说起。
与早几年谣言的主要内容相比，近年来谣言中出现了一个最重要的类型：政治谣言，或者说是关于政治内幕的小道消息。当然我们知道这与政治局势的变化有关，与接连不断的政局动荡有关。薄熙来案、一系列大官大贪案以及十八大召开之前的人事变动等敏感事件，是触发政治谣言的关键因素（讲座是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其实此后的谣言同样异彩纷呈）。
薄熙来事件本身已经为谣言提供了绝好的素材，而在薄熙来案前后，关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谣言又是风生水起。美国《纽约时报》就曾大篇幅登载温家宝在美国的资产情况。说我们那位亲民的好总理在美国竟然存有近六十亿的资产（好像具体数据是57个亿还是多少个亿，记不清了）。而且有很详细的资料披露。奇怪的是，美国人这样造谣，这么整版的大篇幅的披露一些我们无法忍受的信息，而我们官方竟然没有动作打谣，没有拿出证据来辟谣，也没有诉诸司法程序，比如至少要向美国法院起诉这家媒体，似乎在忍气吞声，又好像是默认了。好啦，这下子谣言就闹大了，至少中国网络上是满天飞。尽管中国老百姓对我们的温总理一直印象颇佳，面对人家这么有根有据的谣言，也开始有些怀疑，那“谣言”是真的吗？
其实，到底温总理在美国、在国外有多少资产，有没有资产？我们没有任何证据，也无法、不可能进行任何考证，而官方又不出来反驳，大概我们的政府相信那句至理名言“谣言止于智者”，相信“清者自清”不需辩白的中国式行为方式吧。官方把它当谣言对待，我们自然也就当它是个谣言，而且只能说它是个谣言。但好奇心却是无法抑制的，因为这样的冷处理显然与官方在对待国内谣言时的狠劲风格完全不同，为什么呢？于是猜测又起来了，说这个是薄熙来策划的，说他在动用国际舆论针对温家宝进行一轮谣言攻势，但弄巧成拙，不想栽倒在自己人手中。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证实这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但我们至少知道，政治谣言来了。而且越来越凶猛，可得小心了。因为每一个政治谣言背后，都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它随时都会把你吞噬，但它又总是那样吸引着所有的人：我们没有谁能逃脱政治的影响，那我们如何能够不关心它？！既然我们不被允许公开谈论，那么就只有谣言一途了。
这就是政治谣言。
十八大之前，最是政治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各种小道消息都在谈政治局常委人员的构成。那时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上都有一个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好像我们在玩选举一样。自然没有人把它当真，然而也没有人敢不当真，因为后来发现，这个名单跟后来十八大最后确定的名单基本上一致，这就是政治谣言的魅力，政治内幕的魅力。所以网上有个笑话，说美国人显摆什么，说自己在当天晚上就知道总统是谁，中国人就就嘲笑他，你那个算什么呀，我们在几年前就知道总统是谁。这些笑话展现的是某种政治内幕，某种比公报、新闻更加真实、也更加生动的政治现实。
其实我们对中国政局的了解，大体上都是通过这些政治性谣言，因为我们没有公开的渠道，我们不相信冠冕堂皇的报道。而这些谣言，虽然可能事实有所扭曲，但事实背后的逻辑却往往是真的。通过政治谣言，我们至少知道，在国内政治的这种暗箱运作，这个宣称自己高度一致、高度统一的领导集团已经部分决裂，它不再是铁板一块，内部的分裂已经暴露，内部力量已经形成不同阵营、各自的力量正在集结，而冲突在所不免。
其实这是任何国家的政治现实，一个正常政治生态，不管是一个党治的国家还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政治必然是利益的分割、分配、冲突与协调，按毛泽东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一个高度封闭的政治系统，总幻想一个没有对立阵营、没有冲突的“团结一致、高度统一”的领导阶层。为了保持这种幻觉，不仅需要信息的高度封锁，所以谣言遭殃；而且需要对不同阵营的严厉打压，所以内部分裂，政争不断。也许中国文化的幻觉是一个没有冲突的政治格局，一团和气的领导集团，所以政治领导层不仅幻想着，而且事实上都在抹煞利益并存格局与意识形态分裂状态，无法面对现实。
但我们相信谣言，通过谣言我们得知部分真相，虽然这样的真相离真相也许很远，但有总比没有好–因为我们至少有了一条进入这暗箱的幽密通道。
其实一个不愿面对真实的政权不管其诚意如何，至少是没有自信、没有底气的；而在一个祛魅时代–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时代–资讯如此发达，人心已经凡俗的世界，还幻想通过巫术式的神话与宗教般的教化来统治这个世界，如果不说是倒行逆施的话，至少无法被冠以“与时俱进”的荣光。可悲的是，他们被自己的宣传误导，还真的以为那位躺倒的伟人仍然具有伟人的威力，想借尸还魂治理中国，中世纪的巫术在21世纪大行其道，真可谓传统的伟大复苏了。
我一直认为，一个连谣言都不敢面对、甚至被吓倒的政权，绝对不是谣言在作祟，而是内心的虚弱、内心的阴暗面在作祟，这也是当局始终在高喊增强执政自信的背后动因。但自信不是喊出来的，也不是巫术招魂招出来的。甚至，连执政绩效有时也无能无力。只要具备些许政治学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是一个政权基础的问题，即民意问题。没有民众基础的政权，最大的绩效也无法持久，遑论背道而驰的那些举措。
一个表面看似强固的巨人，却为自己的影子吓倒，其外强中干之虚弱，可谓无可救药–也不知中医的复兴能否救他一命–但这样的结局并非我们希望，因为即使是一个僵尸倒下，陪葬的也会是这个国家，尤其是这个国家中的贫弱人民。在这样的时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幸灾乐祸，只有悲天悯人。所以我曾经提过，执政者要增强自信，首先自己必须从那种中世纪的巫术中解脱出来，从自己的虚幻宣传中解脱出来，从那些神话构建的历史中解脱出来，从那种神经官能症之类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首先要敢于面对现实：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不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可以征服的–蒋介石以民族英雄的荣光没有做到的事，毛泽东以一世枭雄最后也是孤家寡人躺倒在水晶棺里，遑论蒋、毛之后的模仿者。面对现实，其实很简单，就是承认中国之大，但同时也承认领导中国的政党并不强大。承认中国之大，就必然承认中国之复杂，就必然要在制度设计上还原这一复杂情状，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经济利益的多样性，政治诉求的多样性，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人性偏好的多样性。“天下归于一”的孟子式幻觉已经过时了。
承认领导中国的执政党并不强大，就必然要意识到，靠强力控制，虽能一时铲除对手，但没有对手的强人，其实已经没有生命了–除了赢得虚假的胜利外，失去的却是一个国家的活力与生命。
巨人安泰之死，是因为离开了地面，这样的道理，对于任何政治都适应。强心补肾之类的药物，倒是很容易产生充血效果，不过其副作用就是生命的过度消竭、过早消陨。只有扩大政权基础，真正“还政于民”，这份自信，才会落到实处。否则都是空话–那就不仅真的连一则细细的谣言都要吓倒，而且会真的倒地不起。
正是这种不接地气的虚弱，导致对谣言的过敏。尤其是在打压网络谣言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症结。
自然，我们都知道这次打压谣言的重头戏是打压所谓的“历史谣言”–什么雷锋的贵重皮包啊、狼牙山的壮士啊、周扒皮的假故事啊，刘文彩的虚构罪恶啊，张思德的死与烧制鸦片有关啊，刘胡兰死时尿裤子啊、还有四渡赤水的子虚乌有，飞夺泸定桥的历史编造、南泥湾的鸦片种植基地等等，总之都是教科书，语文的与历史的教科书中的那种种真真假假的故事–其实教科书本来就可以是故事，给孩子们看的，不讲故事，难道还讲《资本论》不成？！成问题的不是这些故事的真伪，而是不让我们这些从孩子长大了的成人知道真伪–用我常说的一句话，那就叫做不让我们“断奶”。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童话中长大的，这是一个简单事实；但我们每个人都最终会知道那只是童话，这也是一个简单事实。等到我们长大了，我们知道那仅仅是童话，我们也许会伤心难过，但我们更会守护着那些美好的儿时记忆。我们不会责难我们的父母，虽然那些故事确实是虚假甚至欺骗。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真相，我们才更爱自己的父母。那些以“为民父母”自居的执政者，为什么不“开动脑筋”（教育孩子的语言啊）想想：为什么我们不会责怪自己的父母？却责怪我们如此伟大的党在“欺骗我们三代人的情感”？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长大了，他们却不让我们知道真相；因为我们长大了，他们却不让我们长大！他们在剥夺我们成年权利的同时，也在践踏我们的童年–双重的无视与侮辱啊！又有谁能承受这样的轻慢？！
也许教科书是真，谣言是假；也许教科书是假，谣言是真。但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永远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探究真相，这是人之为人的尊严所在；我们永远要通过自己的判断去决定真伪，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权利所在。因为我们已经长大！我们是共和国的公民，当然需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然而他们拒绝，然而他们不仅拒绝，而且禁止！如果这不是公然的践踏，就是傲慢的无视！
这才是问题所在！
谣言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无法正视谣言的阴暗之心。或者说，那些永远不许我们成人的所谓“为民父母者”。打压谣言也许真是“为了孩子”（我相信确实有着这样感动人心的为民父母者），但我们更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父母尊严”以及那份尊严背后的独断权力。为了独占，所以你们不能长大；为了享受永久的荣光，所以你们不能知道真相！
试问，世上有如此之“为民父母”者却还敢妄称自己的“伟大母爱”吗？连动物都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财产！（待续）
2013年11月6日，农村与法治研究会讲演
“农村与法治研究会”录音整理
2014年1月9日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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