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胡德平：《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读后

　　 《从红小鬼到总书记》一书是陈利明的新作。陈先生是湖南家乡人，在传记文学和纪实文学的创作中，他特别钟情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起义将领中代表人物的研究和创作。他过去写作的《胡耀邦传》就用了他17年的宝贵时间，可见他对专业孜孜不舍的追求精神。

　　 在《胡耀邦传》中，他对一些史料的取舍，进行的历史综合十分有特色，这对说明书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和思想成熟很有帮助。比如书中提到，毛泽东说过耀邦同志是一个”幼稚味还未完全脱掉的同志”。据我所知，毛泽东曾向叶挺同志介绍过我父亲是”我党培养起来的小知识分子”。此话有无根据呢？1948年在平山召开了党的”九月会议”，那时参加会议的父亲已在徐向前指挥的兵团领导层中任职。当毛泽东在军委作战室见到父亲时，仍戏称他是一个娃娃。这是军委工作人员成普同志的回忆。毛泽东也称赞过一代名将粟裕是我党的小知识分子，可见这种称谓也非一种孤立现象。我党在革命年代产生一批小知识分子，这是党内一种特别有趣的现象。

　　 父亲的文化程度是初一，他的成长历史，和革命工作是紧密联系的。父亲在1939年初转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接替方强部长的工作。当时军委副主席王稼祥任主任，谭政、傅钟任副主任，陶铸任秘书长，肖向荣任宣传部长，吴溉之任保卫部长，王学文任敌工部长。总政的工作体现了三大法宝的工作方法，首先是把握住抗日战争的国内总形势，看到了大量知识分子涌入延安，投奔共产党的洪流。据统计，这时已有一万名知识分子进入各抗日根据地。1939年6月25日，王稼祥、谭政联合署名发出了”总政治部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的训令”。总政的训令及时准确地抓住了这一涉及全局的问题，为革命军队吸收了大量素质较高的知识分子，为革命青年敞开了革命的大门。1939年12月，毛泽东又为党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文中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作者在书中引述了党内这两份关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文献，有此背景，人们对毛泽东关于”小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也不会觉得生硬唐突。当时父亲又任八路军的组织部长，当然要积极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又促进了他的学习，他自己的获益也是难以估量的。改革以来，他对年轻干部的”四化”极其重视，竭力为新干部的培养进步而出谋划策。陈利明抓住父亲这段历史经历，我认为他写作的思想综合能力是很强的。

　　 又如，父亲对”文革”中冤假错案的现状总是抱着一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绝不动摇的态度。但错误的、极左的干部路线，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血统论的流毒只是在”文革”中才形成的吗？他的眼光逐渐投射到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左”的运动上。”文革”结束以后，凡是错误政策涉及的、运动中错误处理的干部、知识分子、群众，党中央都做出了相应的政策决定予以解决，父亲则是这些政策决定中最积极的参与者。陈利明同志在《胡耀邦传》中还写到父亲对我党重要创建人陈独秀的评价，我觉得十分值得回味，这是作者独特的思考。

　　 1984年初春，陈独秀的后人向中央提出恢复陈独秀党籍的请求。中央书记处专门研究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的意见是党籍不必恢复，但指示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同志把关，写出一篇恢复陈独秀本来面目的权威理论性的文章。以后来的党中央评述建党时期的总书记，并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工作。文章虽然摘掉了陈独秀头上”汉奸”、”特务”、”托派”的政治诬陷帽子，但只要涉及党的路线斗争、大革命失败等问题，因袭旧说的成论、定见仍然难以消除。为此，父亲于当年11月23日又请一些理论权威、党史专家开会，会上他引用鲁迅纪念章太炎的文章说：大炎先生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参与投壶、接收馈赠，……但这也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他能以大勋章作扇坠，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六次被捕，三入牢狱，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再无第二人。父亲主张对中共首任以及后来的几任总书记的评价，应根据详尽史料进行分析，应有鲁迅那样的深邃巨眼评价历史人物。岁月如逝，当前苏东各国的原共产党均已垮台，共产国际的秘密文件多已流传市井，唯有中国共产党仍是执政党，并不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探索前行，认真评价陈独秀一生功过总是一件绕不开的历史课题。

　　 陈利明先生说的”红小鬼”是个很有时代意义的话题，这也是新书题目的关键词。土地革命时期，有多少红小鬼在军队里，在根据地的党机关里战斗、工作着。他们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参加革命，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怎样，我们了解的太少了。陈先生写到的瑞金少共中央机关，就集合了一批这样的青少年，当时”反帝拥苏大同盟”的组织也和少共中央一起办公，两块牌子。

　　 我知道在那里工作过的同志就有张爱萍、陈丕显、赖大超、毛泽覃、刘英、刘导生、王盛荣、李秀英、任质彬、肖月华、我父亲，年纪大的赵品三同志也在其中，还有一位朝鲜同志。这些同志大都看到了革命的胜利，有的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是更多的同志或是牺牲了，或是无名英雄；或是解放后极其低调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没有任何的功利名誉的追求。

　　 前些天，肖月华阿姨的后人给我讲了些她和我父亲的交往。听后令人感动不已。肖阿姨大我父亲4岁，是广东梅州市大埔县百侯镇人，从小就被卖到别人家做童养媳，后做童工，大革命后期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迎接南昌起义部队的三河坝战役。1932年8月调到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人民军队服务的一生，在政治道路的选择上，她终身无憾，但在个人婚姻上却有着无法抹去的遗憾。1933年经中央领导同志介绍安排，她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干部李德结婚。她虽然悉心照料李德的生活起居，终因语言不通，性格不合，还要经常受到李德坏脾气的伤害，但她仍把青春年华和革命事业连在一起，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忍受着身心上的巨大创痛，想方设法改善夫妻关系。

　　 她和父亲在江西瑞金、陕北延安的少共机关都在一起工作。长征期间，从瑞金出发直到遵义会议结束，也在一起行军、工作。她和父亲关系很好，她关照父亲的成长，父亲对她特殊的婚姻也十分了解。因为父亲家中有一个出嫁的姐姐，在夫家经常受到丈夫的打骂，每当父亲看到姐姐和母亲抱头痛哭的场面，心中总是愤愤不平，为姐姐难过。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父亲也非常同情肖阿姨不幸的婚姻。肖阿姨对父亲那时的情况十分清楚。上世纪70年代中，她和部队同志去浏阳文家市参加”八一”纪念活动，还情不自禁地向同去的朋友介绍，胡耀邦同志的家怎么走，翻过哪几座山就到了父亲的家乡。1977年父亲到中央党校工作，曾给她写过一封三页纸的信，不知为何还送她一个保温瓶。以后，她也来信反映一些军队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1981年她不幸身患癌症，父亲请洪学智同志安排她到解放军301医院医治，平时住中直招待所。她看到招待所的房间很大，怎么也不住，生怕付不起房费。1982年她离京前，父亲请她在中南海吃饭，张爱萍、陈丕显、李坚贞、刘导生、赖大超同桌话别。父亲请她动笔回忆她一生的经历往事，也请军队领导彭富九同志回忆湘赣苏区儿童团的历史。希望作者在写红小鬼方面的故事能更多一点，也不必局限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当年的赤子赤孙，红小鬼们都已是七十左右的耄耋老人了。肖阿姨1983年去世，去世前总政下达了她任副军职的命令。当今人们又在社会红色的色调上加上了绿色、蓝色的色彩，真希望我们的社会能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

　　 陈利明先生在《胡耀邦传》中，还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书中他列举了吴江同志对父亲一些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也记录了于光远同志对他某个观点所持的保留态度。我非常看重父亲1983年1月在全国职工代表大会上关于改革的讲话，而陈利明先生则从不同角度提出如何落实这些改革措施，而少遭责难的意见。我认为书中有这些评论是非常有益的，有利于读者更深入讨论研究改革过程中的复杂问题。

　　 中国革命的历史不应割断，我国改革的历史也不应割断。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非常强调推进改革事业是不能割断历史的，一以贯之的精神都要以人民的解放、幸福为宗旨，都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陈利明先生以自己的新作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党内，何以有一个人从红小鬼到中共领导人的成长历史，尽管还不是那么完美，也是为党史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