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亚历克阿什
在深圳东门商业街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位于肯德基和麦当劳之间的位置，一个21岁的小伙子刘仲秋（Liu Zhongqiu），坐在一张像是马上要垮掉的白色折叠椅上，每当有行人往他的钱桶里扔钱时，他都会像改变信仰者那样紧握双手表示感谢。
他膝盖以下的腿部肿胀得像是气球，皮肤满是褶子，遍布灰色斑点。他的脚从下面伸出来，已经没有用处，而且畸形得像是脱落后又重新错误地粘上。他得的是象皮病，这让他落得跛脚以及经常的酸痛之中，这可以从他在肉肉的脸颊、高挑的眉毛和咖啡色眼睛上面紧皱的眉头看出来。
残疾并不是多坏的差事。在我停下来与他攀谈时，他告诉我，一天下来，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可以赚到1000块钱（160美元）。我心里想，有些农民一个月几乎还赚不到这么多。他一定是注意到我脸上的表情，因为他补充说，这些钱刚刚够他的医药费以及他和姐姐的生活费，姐姐负责全职照顾他。为了赚这些钱，他必须忍受围着他的那些看客们，搞得他好像真的是维多利亚畸形表演秀中被展示的象人（the Elephant Man）一样。
刘仲秋没有观看11月举行的十八大，会议选举了国家的新一届领导人。他甚至没有听说过政协会议，今年三月会宣誓新一届领导班子履新。他知道习近平这个名字，他是中共总书记，却不知道副总理李克强或者薄熙来，他的丑闻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尽管事件细节被轻描淡写地带过。他既背不下来他的国家的全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至少，在现场——不能说出一个自他诞生以来实施的政策。
他为什么应该知道这些？像许多人一样——不只在中国——他的心中已经有千斤重担，因而没有功夫了解他的国家的政治。尽管他的麻烦看得见摸得着，就是压在他的脚踝上的重量，让他寸步难行，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关注的却是具有隐喻性质的无形枷锁。
他也没有沉默地对待他的不幸。他没有像那些年老的残疾乞讨人员只是发发牢骚，他选择向地方健康部门请愿，希望他们补偿他的医药开支——毫无结果。当城管告知他，他只能在那个商业区一周乞讨两天，一次只有三个小时，他日日到他们的办公室去投诉。他们心生厌烦，于是允许他使用这块风水宝地一周三天。一次小小的胜利。
让刘仲秋最愤怒的是，因为他没有深圳户口（出生登记文件，在中国依然是一个人的福利或者祸害），因此不能申请当地的福利。他从他的出生地辽宁，寒冷的东北地区搬到南方，因为那里的冬日严寒让他腿部的疼痛无法忍受。为什么他就该因为出于必要去寻求一个温暖的地方而受到惩罚？为什么权利要由户口来定义？他没有默默忍受这种不公，他将事情贴到因特网论坛，即时信息服务网站和社交媒体，这些都是他打发大量空闲时光的地方。
我询问他，他认为这些行动是否涉及政治。“不涉及，”他回答。“它们是我个人的问题。”
尽管他本人不认可，但是我认为他已经涉及政治。他采取行动，以从权力部门争取想要的结果。他说他并不关心国家大事，但是他会传播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让人不可忍受的不公平。由于他对国家欠他的有所期待，而且在他的期望不被重视之时，他用于寻求解决办法，他因而政治化了。他也同样因此为他的同代人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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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二十几岁的这一群体被共同称为80后、90后。降生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们是竞争与消费主义的中国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全球化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经历迥异于他们的父辈，正如我们不同于祖辈与曾祖辈一样。他们也相当多元化，无法一概而论。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他们的上一代人把他们描绘成自私，不负责，空虚和宠坏了的——“愚蠢一代”，一位知识分子曾这么说。如今的孩子没法说了！
相当确实而又让人忧心的是，中国的年轻一代与他们国家的最近的历史的断裂。没有对毛泽东的记忆，又处在严格审查的大环境之下，他们根本了解不到什么信息。教科书也无济于事，因为过去和现在它们都是由相同的政党执笔。而他们的父辈在总体上又闭口不谈他们遭遇——生活在一个勇敢新世界，畅所欲言并无困难，他们为什么要让孩子承受黑暗？
去年我在伦敦一个文革海报展览上闲逛，我的一位二十多岁的中国朋友总结说，“这些好像离我很近，”他一边指着我们周围的红色标语与图片一边说道，“但是，这仍然只是历史，并非我所经历的事情。这都是五十年前的事，但是也像是一两百年之前的事。就像是在你三四岁的时候，妈妈给你得奖的童话故事一样，但是，在我长大成人之后，现在又看到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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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年轻一代对于过去没有深刻的参与或理解，对于现在又如何呢？这个共同的假定“年轻人不关心政治”有任何根据吗？
表面上看来，这有大量的根据。去年秋天，中国十年一度的权力过渡正赶上美国国家大选。上周我与和我同代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进行交谈，我发现一种对于前者的普遍冷漠，对于后者的兴趣索然，却主要关心它们的娱乐价值。一位27岁的攻读北大（中国的牛津）语言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学生用同样的话来描述这两件事——“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我们无关。”
至于美国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敢打赌概而言之，他们对于自己的选举要热情得多。甚至那些不投票的人，对于其中胜负攸关的关键问题和候选人背景都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假如少年巴拉克奥巴马在他父亲被清洗并控为反革命分子之后，被送到乡下劳改，他们都会知道。这些正是习近平的遭遇，但是大量中国年轻人都不知情。
在我们拷问这种表面上的冷漠能否与真正的政治参与共存之前，对于过去和当前年轻人明显不关心政治这种现象，其背后有四个理由值得一提。
第一，政治无聊。媒体总是单调乏味地报道政治的结果，而非其过程。领导人如此地千篇一律，毫无特色，以致于在经历过胡锦涛十年一本正经的面孔之后，习近平的莞尔一笑已经让外国记者们精神为之一振。每个学龄儿童一个月都要接受大量课时的思想政治必修课教育。课程模块名称包括“毛泽东思想”，“江泽民经济理论”，如此枯燥乏味的课程内容让学生一辈子不碰政治。或许，这正是当权者的目的所在。
第二，政治很危险。在一个由专制权力来决定是非对错的体系里，人会自然发展出一种内在的晴雨表，以告诉自己什么可说可做，什么不能说不能做。当然，现在情况有所好转——没有批斗会，没有强制的意识形态，没有孩子揭发父母这种事。但是，这一代的父母却的确经历了这些风雨，因此他们会设法灌输给孩子这样的教导，政治最好离远一点。
第三，政治没有优先性。老一辈的人看到涉及核心政治特权的阴魂仍然强大有效。有太多的竞争——学校，工作和配偶。有太多的经济压力——买房，买车，赡养父母。还有太多的分心之事——无度的性爱，娱乐毒品，以及无力承担前两者的群体迷恋的魔兽世界。其他事情都归于被远远甩在后面的第四类。
最后，政治无望。既然知道自己无可奈何，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假如请愿，散发宣传册，自立组织这些都只会自惹麻烦，却不会在社会掀起任何微弱的波澜，大多数人就会默许其牺牲巨大，有勇无谋。你不是无意于此，也不是没有胆量——你只是正视现实罢了，正如你会对朋友建议的那样。
甚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年轻人并无任何偏好政治的迹象。他们之所以在大学里申请入党，不过是为了将来有个好饭碗罢了。
我对一个中国相识（刚进而立之年，做石油方面的工作）说，我觉得在中国的外国人反而比本国公民谈论政治要更多。她表示同意。“生在民主国家的人民谈论政治更多，”她说，“因为他们生而赋有这种权利。我们则相反，因而我们就不去考虑它。”她说，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政治“毫不关己。只有对他们有影响的东西，才会提起他们的兴趣。超出于此，他们并不在意。”
但是个体却与政治息息相关。回到深圳街头，刘仲秋只对影响自己的事有兴趣，他在抗议个人的不公平时与国家问题产生摩擦。我的朋友说，这就达到了他们关心的水平——可是，这一水平已经足够推动改变了。让我们跳出80后90后一代声称他们所不考虑的事情这一藩篱并转移到他们所作所为的坚固基础上来。
对于遍布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抗议声浪，年轻人在其中起到了受到低估的关键作用。示威活动往往因为特定问题或者地方事件而引燃——恶劣工厂条件，地方腐败官员，“别在我家后院搞”[注释]游行。问题挑动了社区一个人的神经，于是一个人或一组人的不满转而发展为整个群体的事情。而如果最初的肇事者不是年轻人，那么后来的群体一定以之为主。
2011年8月，在大连由于对化工厂会产生的安全问题的抗议，导致其建设被叫停。数月之后，远在南方的武汉，数年当地居民质疑地方权力的滥用。还有今年早些时候，由于对广州一家报纸《南方周末》的审查，让数百人走上街头抗议。查一下这三起事件任何一个的相关照片，并数一下其中的年轻人面孔。最后，抗议者肖像本身——源自电影《V字仇杀队》的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和圈起来的V字——都直接出自年轻人文化。
这部分是因为大量年轻人备受压榨，失业或充满愤怒（据最近的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失业率约为10%，而53%的人对现有工作并不满意）。部分是因为他们承担的风险更少了。这些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熟悉的因素，并不新鲜。但是，这些年轻人同时还对国家抱有他们的父辈从来没有的期望与要求。他们具有更高的权利意识，而当他们的权利被粗暴破坏时，他们有更大地勇气去伸张，反之，那些50后、60后则学会了忍辱偷生。最重要的是，这一代人敏锐地意识到通过大规模抗议来争取正当结果的那种可能性，就像大连发生的那件事一样。
在玛丽伯格斯特龙（ Mary Bergstrom）2012年出版的着作《世界瞩目东方——教给中国年轻一代的来自中国市场前沿的教训》（All Eyes East: Lessons from the Frontline of Marketing to China’s Youth）中，她描述的一个小例子支持了这个大论点。2010年肯德基进行了一个优惠券促销活动——热门菜单食品限时五折优惠——北京鸡肉卷（Dragon Twister）和烤鸡翅的粉丝们兴奋起来。但是，当全国范围内的店面不堪其重，无法辨别优惠券是原始打印还是复印出来时，他们于是违背促销协议。消费者开始愤怒。他们拿出手机，通知朋友，并且将他们的愤慨发布到网络。不久之后，支持者们加入愤怒的队伍，尽管他们并不在意促销活动。有些人开始订购麦当劳外卖，却在肯德基店食用。麦当劳趁机进行一个类似的促销活动，让肯德基雪上加霜，于是，它吸取了教训。
技术显而易见地为此盛会添柴加火。发声最大的一代也是关联最为紧密的一代，这并非出于偶然。中国的推特新浪微博的用户几乎清一色地是有良好教育的都市年轻人，其内容总是得到病毒式传播的信息。去年春天出现一张可怕的照片，23岁的冯建梅躺在床上，旁边是她被强制流产的血淋淋的七个月大的胎儿。数以万计的愤怒的微博用户转发或评论了这张图片，每一次鼠标点击或键盘敲打都暗含着对于粗暴放肆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
这些80后、90后在用他们的拳头和苹果手机进行投票。但是，地方性的义愤抗议行动很少能够具有规模，网络的声张也不能坚持到底。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有人追求的是系统的改变，而不是一个特定的结果或者压力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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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国家有年轻一代的历史遗产，但是，今天你很难在中国大陆找到一个年轻的革命者。至于那些直接批评这个国家的人往往是流亡华人，部分激愤的少数民族群体或是已经在国外学习生活的人。颇为吊诡的是，最具革命性的群体是愤青一族，他们对于日本的傲慢或者西方媒体的偏见充满着原始的愤怒，如果政府被视为软弱，他们倒可以颠覆这个国家。
大多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处于中间地带——不信教条，警惕中国的问题，赞成法治。他们在观念上接受民主，但是却不愿意奋力争取使之成为中国政府系统的原则。在去年秋天人民网所做的一个民意调查中，问到网民最关心的重要问题，“民主”取得压倒性胜利（“反腐”次之）。但是，却没有人为政权改变奔走呐喊。
这并非出于恐惧。而是说，他们想望的是个人化民主——代表权，权利保护，个人自由。为了实现这些，改革每次都胜过革命。多党选举普遍认为不现实（大多数人未受教育，选票会受金钱操纵，看看印度就知道了）。革命因为其不可预测性与危险性而不受信任，有可能导致残酷的派系林立的领导。美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辉煌典范。所有这些的背后都是对于混乱的恐惧。
他们会耸耸肩膀，并且演绎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恶劣的统治形式，但是，换到其他形式情况会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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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东城区一家位于中国银行和成人用品店之间的拥挤小餐馆内，25岁的王定南（Wang Dingnan）坐在太后木椅上，用筷子像做手术一样精心地从白菜中挑出零星的蘑菇。
他与刘仲秋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干净利落，打扮齐整，高人一等，见多识广，开明进步。我和他在四年前初次见面，那时他还是北大国际关系的一名本科生。在伦敦取得硕士学位以后，目前他就读于开罗大学，学习数学与政治，来北京是为了看望家人。
正是王定南让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国的80后庆幸天安门抗议没有成功。“年轻一代，”他在为我的博客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的春天？》中说到，“甚至为天安门的镇压辩护，主张政治秩序的重新确立为经济的繁荣铺平了道路…革命被视为过时，危险，而且最重要的是妨碍社会进步。”
如果说他以前并没有对革命的这种不信任，那么，在他亲历了埃及的动乱之后，他就有了。“阿拉伯之春运动”（ the Arab Spring）自开始两年以来，没有产生任何成果，使他认为，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的抗议者只是喜欢混乱罢了。他们伟大的民主时刻又把他们带向何处了呢？如果你“看到阿拉伯国家的叛乱没有产生什么进步，却只待了安全形势和经济状况的恶化，”王定南写道，那么你就“想把‘阿拉伯之春运动’与前苏联的解体对比，并视之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像这样的民主变革，”在我提起那篇文章时他对我说，“将会对中国造成伤害。”
我们还谈论了一会儿别的事情——故交，新知，租金上涨。然后，我问他开罗之后的打算，他说，可能去德国攻读哲学博士，轻描淡写如同又点了一盘菜似的。但是，回到为国家之变革而奋斗这个问题。——“只能靠草根的力量了。”
注：
亚历克阿什（Alec Ash）是北京的自由作家，同时还是《洛杉矶时报书评》（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的记者。他是《中国脸谱》（ Chinese Characters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的贡献作者，目前正在为骑马斗牛士出版社（Picador）写作一本书。
邻避症候群（英语：Not In My Back Yard，NIMBY），或称邻避效应、邻避情结、保家症候或宁避症候群，是一个形容新发展计划受到该区或邻近地区居民反对的贬义词语。这个词语于1980年代由当时担任英国环境事务大臣的英国保守党政客尼古拉斯雷德利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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