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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代表问题更令人不能多言，我们军队两三百万，居然有200多名代表，比例太高了吧？有一亿人口的大省代表也不过百人上下，军队代表要压缩。”
“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但是我们要有聘用很忠诚、很能干的仆人，这些仆人就是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大的再造其实是实现人民民主最主要的平台，也可以作为党内民主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孙哲在3月15举行的“清华-《财经》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人大治理”上如是表示。
孙哲在论坛上说，有一些相关建议，可能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有人说压缩代表名额，全国人大代表一千人左右，常委会200人左右。还有人说岗位考核，议能第一，有很多提议，恐怕现在都没有办法落实。还有人建议改革很多选举的办法，比如“戴帽代表”，军队代表比例是不是过多？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所谓的戴帽代表就是你是中央领导人，开会的时候下到某一个代表团作为代表，这个做法以后怎么去改革？凭什么“发配”他们到地方？军队代表问题更令人不能多言，我们军队两三百万，居然有200多名代表，比例太高了吧？有一亿人口的大省代表也不过百人上下，军队代表要压缩。
另外，孙哲还提到了议事方式的科学改革问题。他指出，现在每次我们开会8-15天，常委会每年几次，从时间上看会期过短，因为其他国家开会都是一两百天；从内容上看，会期可能还过长了，因为现在人民代表来说的一些废话空话，不需要他到北京来说，他可以在各省市说完了以后，全国人大搞一个视听会议就行了，不必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最后，孙哲表示，会议内容怎么改革真的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的情况类似“蜂窝状的哑巴会议”，除了开幕式、闭幕会大家聚在一块，平时是各个代表团自说自话，住在某一个宾馆里自我交流，到了开会的时候，领导人一去，一百个人代表，来不及跟总书记说话，来不及跟总理说话，要求他们能够去真正审议法律，真正去监督政府是不现实的。现在的人大定位基本上是“人民群众的热点、政府的难点问题”，就是人大的工作重点，人大反过来要为政府服务，这就颠倒自己的定位。
孙哲提到，我们过去搞经济改革，先从技术改革入手，不去争论这个市场经济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所以要考虑人大改革是不是也能够从西方引进一些政治技术，比如说怎么搞听证，怎么搞预算监督，这样的话，可能过十年、二十年，中国复制自己经济改革的经验来用这种方法实现政治的软着陆，这也许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造的一个现实路径，小修小改最后可能带来焕然一新。
在谈及世界议会发展的规律问题时，孙哲指出，我们可以有三大视野。一是发展中国家立法机构地位上升，独立性增强，更加具有生命力；二是西方发达国家议会角色的转换，民主的“技术化”及“私有化”倾向；三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软着陆”实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的再造，取得巨大的成绩，现在也还面临很多的挑战。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转型的体制更多地体现在制度文明的建设上，所谓的制度文明更多的涉及到人民代表责任的落实，也涉及到议会如何搞改革，其中更多的涉及到一个宪政的选择，到底选总统制，还是选议会制，到底如何确定选举制度？
孙哲认为西方议会发展揭示了一些普遍的政治规律，中国必须正视，中国的民主建设和人大发展也必须跟西方有一种接轨，可能有人在普世价值方面有很多争论，但是中国不能建一个自我封闭的议会，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一个良好、有效的议会体制反映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水平。完备、完善的议会之标志主要表现在议会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突出，自身的系统建设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认同议会民主的主要理念：保障人权以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强调“法治”和“法治主义”至上的一系列宪政主义重要原则。
附：
孙哲发言全文：
会议时间：2014年3月15日（下午）
会议地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
会议主题：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1 人大治理创新
孙哲：诚惶诚恐，我对人大的研究其实大多是十多年以前的思考，所以有些东西可能没有跟上形势，请在座专家、老师同学指正。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我从一个战略上思考，要确定党内民主，优化党内资源，如果在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做人大的改革意义并不大，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全国人大的再造，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但是我们要有聘用很忠诚、很能干的仆人，这些仆人就是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大的再造其实是实现人民民主最主要的平台，也可以作为党内民主发展的一个突破口。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西方议会发展对我国人大改革的启示，涉及到中国体制的自我转换和自我改造问题，涉及到如何加强现代国家以宪法为基础。我们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从技术性的角度，对最高机关运行“动手术”不是件容易的事，怎么办呢？我们过去搞经济改革，先从技术改革入手，不去争论这个市场经济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所以要考虑人大改革是不是也能够从西方引进一些政治技术，比如说怎么搞听证，怎么搞预算监督，这样的话，可能过十年、二十年，中国复制自己经济改革的经验来用这种方法实现政治的软着陆，这也许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造的一个现实路径，小修小改最后可能带来焕然一新。
对西方议会发展也碰到一个矛盾，讲西方议会发展对我们人大体制改革的启示，有美化西方之嫌。其实，西方议会发展也遇到很多矛盾、很多困难，美国国会也关门几次，在我们中国看来有什么效率，要它何用，大家对效率和公平，对议会本身的运作的体制的特点，可能在价值观上有不同的解读。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考察世界议会发展的规律问题，我们可以有三大视野，一是发展中国家立法机构地位上升，独立性增强；更加具有生命力；二是西方发达国家议会角色的转换：民主的“技术化”及“私有化”倾向；三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软着陆”实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的再造，取得巨大的成绩，现在也还面临很多的挑战。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转型的体制更多地体现在制度文明的建设上，所谓的制度文明更多的涉及到人民代表责任的落实，也涉及到议会如何搞改革，其中更多的涉及到一个宪政的选择，到底选总统制，还是选议会制，到底如何确定选举制度？不知道诸位有没有为人大代表投过票，我有这个权利，但是没有行使过。我想行使，真的想行使，因为我是做人大、做议会的专家，但好像很困难，你懂的。从西方发达国家议会决策转换、英国“议会至上”的时代逐渐让位于“行政国家”角度来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国会政府的衰落与“帝王式总统”的权力扩张。在效率公平治理之间，要做很艰难的选择。
我个人觉得西方议会发展揭示了一些普遍的政治规律，中国必须正视，中国的民主建设和人大发展也必须跟西方有一种接轨，可能有人在普世价值方面有很多争论，但是中国不能建一个自我封闭的议会，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一个良好、有效的议会体制反映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水平。完备、完善的议会之标志主要表现在议会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突出，自身的系统建设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认同议会民主的主要理念：保障人权以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强调“法治”和“法治主义”至上的一系列宪政主义重要原则。
议会在确定自己国家民主坐标的方面，还是强调不仅在平行权力方面，比如大家熟知道的美国的国会，美国的行政当局总统司法等这些方面权力更加明晰，在垂直权力划分及制衡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应该形成良好互动。另外，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要有一种流动的竞争制度，这种竞争制度需要包括媒体的参与，《财经》杂志搞这个活动我非常高兴，希望更多的普通人关心人大，人大听到民众心声，包括不同团体的声音来保证公平，通过听证及公民参与，通过民主文化的改造来落实理念创新，推动改革实践。我准备的资料中有一部分讲美国的国会，我想简单概况地说，国会是美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美国国家利益犹如一块大蛋糕，但是切蛋糕的刀子掌握在国家手里。美国国会的结构和组成方面，跟其他的很多国家的议会有差异性，组成都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情况下律师占50%以上，还有银行家、企业家支配着国会山庄，其他职业分别为教育、农业和新闻业。有人常问我美国国会议员相当于中国什么级别？我开玩笑说众议员相当于中国的副部级，参议员相当于部级。
国会工作特点是会期长，工作繁重，往返于华盛顿与选区之间。《纸牌屋》让我们看到，还有不少国会议员充满权欲，充满政治黑暗，但实际上确实也有不少工作狂，不少议员睡在办公室，他们自我解嘲说我睡在哪儿不重要，你可能不需要关心，我跟谁睡可能是大新闻。美国国会有很多决策的特点，不管怎么说，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痛苦的一致”，讨价还价后达成共识。总体上说，美国总统可能扮演一个美国公司的总经理的角色，国会可能就是这个董事长，他要刹车，监督美国列车的运行。我匆匆忙忙讲了一下西方议会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呢？我这里列了一个表，主要涉及是否要减少代表数量，改造代表结构，探索职业化的改革方向。改进现有的选举办法，建设和完善议会辅助性和服务性的机构，配置和引进专职助理，对议事方式进行科学改革，不断充实提高立法技术，人大拥有真正的监督权威和监督处置权，考虑议会政治的“市场化”，与咨询政府公关公司的沟通，借用外力制定政治传播战略策略，增强人大自身的透明度，提升人大形象，发挥人大公共外交职能等等，这是我列了十点的可参考的政治技术。
时间有限，我选两三个例子说明一下。我先讲一下代表的数量问题。大家都知道全国人大代表近三千名，世界之最，全球没有这么大的议会，这个代表比例大还是少？仁者见仁，我们13亿人，你来算，其实算上地方人大，县级人大代表，那么我们代表人数其实多与少还值得商榷，问题主要在构成，我个人认为代表结构是不合理的，例如有人说劳动模范代表，或者基层代表过多，也有人说还是过少，这是一个争论性的问题，我看到资料，某届人大的代表中，真正的农民代表只有七八个人，为农民说话的代表是不是一定要去找农民？找万元户？找农民企业家？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官员代表问题更突出，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是如果当了市长，一般的不得兼任议员，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规定，国营公司，国有企业这些负责人也不能担任议员，当然如果把这些代表削减了，有人担心素质就会下降。新闻人物太多，给两会增加了乐趣，但这类代表到底具有多少代表意识和议政能力人们有理由质疑。人大代表兼职引发争议也很大，他们精力还要放在自己本职工作上，我们的实际运作跟大部分国家所在做的议员的职业化、专业化、事业化的做法，恐怕还有很大的差距。
有一些相关建议，可能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有人说压缩代表名额，全国人大代表一千人左右，常委会200人左右。还有人说岗位考核，议能第一，有很多提议，恐怕现在都没有办法落实。还有人建议改革很多选举的办法，比如“戴帽代表”，军队代表比例是不是过多？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所谓的戴帽代表就是你是中央领导人，开会的时候下到某一个代表团作为代表，这个做法以后怎么去改革？凭什么“发配”他们到地方？军队代表问题更令人不能多言，我们军队两三百万，居然有200多名代表，比例太高了吧？有一亿人口的大省代表也不过百人上下，军队代表要压缩。还有一个我觉得最想说的，就是说议事方式的科学改革问题，现在每次我们开会8-15天，常委会每年几次，从时间上看会期过短，因为其他国家开会都是一两百天；从内容上看，会期可能还过长了，因为现在人民代表来说的一些废话空话，不需要他到北京来说，他可以在各省市说完了以后，全国人大搞一个视听会议就行了，不必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从会议内容上怎么改革，真的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的情况类似“蜂窝状的哑巴会议”，除了开幕式、闭幕会大家聚在一块，平时是各个代表团自说自话，住在某一个宾馆里自我交流，到了开会的时候，领导人一去，一百个人代表，来不及跟总书记说话，来不及跟总理说话，要求他们能够去真正审议法律，真正去监督政府是不现实的。现在的人大定位基本上是“人民群众的热点、政府的难点问题”，就是人大的工作重点，人大反过来要为政府服务，这就颠倒自己的定位。
我提出的只是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未来人大发展必须考虑我们现有的制度的优点和我们要建立的将来理想的人大制度的可能性缺陷，我们要建设协商民主，为民主协商可能要付出代价，即效率的代价，有没有这种心理准备？这涉及到我们价值观的问题。人大要改革，为人民服务，这些真正实现起来殊为不易，在短期之内，如果没有一个执政党强大的信心，没有一个“反腐风暴”一样的疾风暴雨式的全面、主动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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