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大清洗到达高潮的1938年，由斯大林亲自修改审核的《联共党史》出版。这部党史，完全迎合把斯大林塑造为伟大领袖的需要，恣意剪裁历史，一面竭力丑化贬低其他苏共领导人，一面将斯大林刻画为一位先知，不断地领导苏共迈向新的成功。
无独有偶，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将德意志的历史，叙述成日尔曼人与闪族人，对生存空间的争夺史。而预见到日耳曼命运的希特勒，自然也就成为引领德意志人民，不断夺取战争胜利的先知。
在对极权主义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惊讶于极权领袖们对操纵历史的狂热癖好。这些领袖们似乎认为，他们不但能抹去人们对过去的真实记忆，甚至还可以做到任意虚构历史，将这些从未在现实中存
在过的虚假景象，流水线般地植入到成千上万的大脑中去。令人悲哀的是，历史也似乎在说明，那些极权领袖们，确实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现代医学，也许能为这种现象提供一些解释。人类的大脑，并非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刚性部件。在脑神经科学家看来，大脑实质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神经网络系统，所谓的记忆，不过是一些错综复杂的大大小小的神经元交叉网络。在人的一生之中，这些网络的结构，并非总是一成不变。有些结构可以消失，有些结构甚至可以凭空生成。所以，人类的记忆总是暧昧的，有时候可以忘记一些重要的事情，有时候，甚至会产生一些不真实的幻象。
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记录历史，不能仅仅依靠暧昧的记忆，而更需要严肃的文字。但即便如此，人们也只能做到尽量真实地记录过去，而无法精确地预言未来。因此，传说中能够预见未来的先知，总会受到人们广泛的膜拜，成为天然的领袖。无论是基督教中的摩西，还是伊斯兰教中的穆罕默德，都是这种先知的经典范例。
所以丝毫不奇怪，所有的极权体系，都具有一种模仿宗教组织的架构。而像斯大林、希特勒这样的极权领袖，总是在扮演能够遇见未来的世俗先知。而同时，极权必然敌视宗教，因为宗教的教义，否认任何世俗先知的存在。因此，极权竭力操纵历史，在垄断历史阐述权的同时，也获得了模仿宗教末日审判的能力。而被劫持的傀儡历史，成为极权哲学中上帝般的存在。
在极权看来，谁能掌控历史，谁就能掌握终极真理，就有资格成为先知，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众生的膜拜。极权的这一逻辑，尽管看起来非常荒谬，但由于人类天性弱点的存在，在现实当中，却往往收到难以置信的效果。历史研究者惊讶地发现，列宁在血腥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士兵与平民革命者之后，仍然稳坐于革命导师的宝座；而在大饥荒与大清洗中，造成千百万生命损失的斯大林，反而成为共产阵营的国际领袖。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荒诞。
然而，荒诞并非是极权史的贯穿属性，奴役与反抗的博弈才是。极权对历史的操纵，好比本该受到审判的罪犯，突然掀翻审判台，强行颠倒了原告与被告的身份。但是，历史终究会回到它的本来面目。当历史的真实，得以充分的还原，那么，这些虚假的世俗先知，必然会从极权的神坛跌落；而极权的哲学体系，也就必然会走向崩溃。一旦历史从被劫持中的状态得以救赎，就自然成为极权的终极审判所。一切是非曲直，后世自有公断。那些亵渎历史的，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因此，人们对真实记忆的每一份坚持，对虚假历史的每一次抵制，都不仅仅是对良知的救赎，而更是一种对奴役的坚决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有时候看起来是如此弱小，如此卑微，但它们却是未来正义的希望所在。因为，正义的源流，并非来自于那些没有生命的历史文字，而是伴随着那些拒绝遗忘真实的抗争意志，存在于一颗颗渴望自由的心灵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