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镇压事件发生前，美中处在外交蜜月，军事联系也不断加深。中国军队在北京枪杀平民，激进美国舆论强烈反弹，老布什总统随即在6月5日运用行政权力下令，停止美国政府与民间对中国出售武器，包括冻结签订军售合约及批准商业出口执照，同时停止两国高层军事交流。欧洲联盟也宣布了一些制裁。
1989年7月，所谓的“天安门制裁”措施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外国援助授权法修正案中成为法律，除了布什总统宣布的措施外，其他制裁还包括禁止对中国出售犯罪控制和侦测的设备、停止让中国长征火箭代为发射美国人造卫星的协议、停止考虑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提供美国人在中国的投资保险，限制美国贸易发展署(USTDA)在中国使用资金、禁止发给对中国出售核设备或燃料的执照，以及加强对中国转移军民两用技术的控制等。不过，国会修正案也提供了执行上的弹性，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下，总统可以解除或修改这些措施。
制裁大部分在不久之后，就开始因总统的行政优势被解除或修改，布什总统豁免了自己的行政命令，允许波音公司出售四架商业飞机给中国，也授权美中高层官员持续交流互访，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进一步调整对中政策，经济、军事安全领域的高层交流逐渐恢复，当年秋天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访问北京，双方同意重开六四后中断的军事对话。此后，双方签署美中国防工业军转民原则声明，放宽军民两用技术转让。
小布什总统任内，美国也因协助中国打击恐怖主义，而豁免对中国出售警用技术设备的限制，另外，美国企业也在北京奥运前得以避开禁令，对中国公安机构出售监控设备和电脑软件。
此外，欧盟在六四事件后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令，也一直面临是否应该解除的辩论。2005年，法国和德国都游说欧盟放宽对中国出售武器的限制，但在美国的压力下未能成功。
美国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会会长康原(John Kamm)认为，持续实施对中国的制裁有无法预见的后果，例如在游说北京对伊朗或其他国家实施制裁时缺乏说服力，因为北京自己就是遭到制裁的一方，另外，限制海外私人投资投资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将排除美中两国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人道援助主义合作的可能。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德(Winston Lord)在六四事件25周年来临之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即便他本人为致力于良好的美中关系已做了40年的努力，但他认为美国至今仍然保留对中国武器禁运的制裁是合适的。他说，美国不但还在执行这个措施，并且也保持欧盟不要解除这个禁运，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卖武器给一个正在以完全不透明的方式扩建军备，并且在国内有残暴人权记录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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