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

 

1757年3月2日，达米安（Damiens）因谋刺国王而被判处“在巴黎教堂大门前公开认罪”，他应“乘坐囚车，身穿囚衣，手持两磅重的蜡烛”，“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试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达米安案件》，372～374）。

1757年4月1日的《阿姆斯特丹报》描述道：“最后，他被肢解为4部分。这道刑罚费了很长时间，因为役马不习惯硬拽，于是改用6匹马来代替4匹马。但仍然不成功，于是鞭打役马，以便拉断他的大腿、撕裂筋肉、扯断关节……。

“据说，尽管他一贯满嘴秽言，却从未亵渎过神明。过度的痛苦使他鬼哭狼嚎般地喊叫。他反复呼喊：‘上帝，可怜我吧！耶稣，救救我吧！’圣保罗教区的牧师年事已高，但竭尽全力地安慰这个受刑者，教诲在场的所有观众。”

现场监视官员布东（Bouton）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硫磺点燃了，但火焰微弱，只是轻微地烧伤了手的表皮。刽子手便卷起袖子，拿起专为这次酷刑特制的约一英尺半长的铁钳，先后在右边的小腿和大腿上撕开两处，然后在右臂上撕开两块肉，接着在胸部撕拉。刽子手是一个彪形大汉，但要撕扯下肉块也不容易，因此他在每一处都要撕扯两三次，而且要拧动铁钳。他在每一处撕开大约6磅肉的伤口。

“被铁钳撕扯时，达米安虽然没有咒骂，但却声嘶力竭地嚎叫。他不断地抬起头来，然后看看自己的身体。那个刽子手用一个钢勺从一个锅里舀出滚沸的液体，胡乱地浇注每一个伤口。然后，人们把挽马用的绳索系在犯人身上，再给马套上缰绳，把马分别安排在四肢的方向。

“法庭书记员勒·布列东（I．eBreton）先生几次走近犯人，问他有什么话要说。犯人每次都表示无话可说。每受一下刑，他都嚎叫：‘宽恕我吧，上帝！宽恕我吧，老天爷！’声音仿佛出自地狱。尽管疼痛无比，他仍不时地昂起头，勇敢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几个人紧紧地拉住捆他的绳子，使他痛苦万分。勒·布列东再次走近他，问他有什么话要讲。他回答说：‘没有。’几名忏悔神父分别走近他，对他说了一阵子。他主动吻了伸向他的十字架，张开嘴反复说：‘宽恕我吧，上帝。’4匹马分别由4名刑吏牵引着，向4个方向拖拽四肢。一刻钟后，又重新开始拖拽。最后，经过几次尝试，不得不对马拉的方向做些改变，拉手臂的马向头的方向拉，拉腿的马向手臂的方向拉，这才扯断了臂关节。这样拉了几次，仍未成功。犯人抬起头来，看着自己的身体。刑吏又增加了两匹马，与拉腿的马套在一起，但还是没有成功。

“最后，刽子手桑松（Samson）对勒·布列东说，毫无成功的希望，因此请他问问尊贵的老爷们是否愿意让他把犯人砍成几段。勒·布列东从市中心回来，下令再试一次。结果是，役马顶不住了。其中一匹拉腿的马倒在地上。神父们又走过来，与犯人说话。我亲耳听见他对他们说：‘吻我一下，先生们！’圣保罗教区牧师畏意不前，于是德·马西里先生匆匆地从拉着右臂的绳子下钻过去，吻了他的前额。刽子手们围了过来。达米安对他们说，不要咒骂，快执行他们的任务，他不恨他们，他请他们为他向上帝祈祷，请圣保罗教区牧师在做第一次弥撒时为他祈祷。

“接连试了两三次后，刽子手桑松和先前使用铁钳的刽子手各自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匕首，不是去切断大腿关节，而是直接在大腿根部切割身体。4匹马一用劲，拖断了两条大腿，即先拖走了右腿，后拖走了左腿。然后对手臂、肩膀等如法炮制。刽子手切肉时几乎剔到骨头。马先拖断右臂，然后拖断左臂。

“四肢被拖断后，神父们走过来要对他说话。都子手告诉他们，他已经死了。但我却看到这个人还在动，他的下颚左右移动，似乎在说话。有一个刽子手甚至说，稍后当他们把躯体扔到火刑台时他还活着。四肢上的绳子也解了下来，四肢被扔到火刑台上。用长长短短的木柴覆盖住躯体和残肢，然后点燃了混杂在木头中的柴草。

“……遵照敕令，一切都被化为灰烬。到晚上10点半，在余火中发现了最后一片需要烧毁的东西。焚烧肉片和躯干大约用了4个小时。官员们（包括我和我的儿子）和一队弓箭手在广场上一直待到将近11点钟。

“有些人证实，有一条狗曾躺在被火烧过的草地上，几次被人赶走，但总是转回来。这不难理解，因为这个小动物发现这个地方比其它地方温暖”（转引自Zevaes，201～214）。

八十年后，列昂·福歇制定了“巴黎少年犯监管所”规章。其中规定：

“第17条：犯人作息日冬天从早上6点开始，夏天从早上5点开始。每天劳动9小时，学习2小时。作息日冬天晚上9点结束，夏天晚上8点结束。

第18条：起床。第一次击鼓时，看守打开囚室门，犯人必须起床穿衣，并保持肃静。第二次击鼓时，他们必须穿好衣服，整理好床铺。第三次击鼓时，他们必须整队出发，到小教堂做晨祷。每次击鼓间隔5分钟。

第19条：祈祷由牧师主持，诵读道德或宗教经文。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小时。

第20条：劳动。夏天5点3刻，冬天6点3刻，犯人到院子里洗脸洗手，领取第一份面包。随后，他们编成劳动小组开始工作。劳动时间夏天必须从6点开始，冬天必须从7点开始。

第21条：进餐。犯人在10点钟暂停工作，到食堂就餐。他们必须先在各自院子里洗手，然后分组进餐。午餐后休息到10点40分。

第22条：学习。10点40分，随着击鼓声，犯人列队分组到教室。上课时间为2小时，交替学习读写、绘画和算术。

第23条：12点40分，犯人以组为单位离开教室，回到各自院内休息。12点55分，随着击鼓声，犯人按劳动小组集A

第24条：1点，犯人必须回到工作车间，工作到4点。

第25条：4点，犯人离开车间到院子里洗手，然后按就餐小组集合。

第26条：5点以前是晚餐和休息时间，5点整返回车间。

第27条：夏天7点，冬天8点，劳动结束。在车间里最后一次发放面包。由一名犯人或一名看守用一刻钟时间诵读一段道德教诲。然后做晚祷。

第28条：夏天7点半，冬天8点半，犯人必须回到各自囚室，书先须在院子里洗手和检查衣物。第一次击鼓时，他们必须脱去衣服，第二次击鼓时，必须上床就寝。看守锁好牢门，在走廊巡视，确保秩序和肃静”（Faucher，274～282）。

 

结尾

 

如果说围绕着监狱有一个全局性的政治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不是它是否应该具有矫正作用，也不是法官、精神病学家或社会学家是否应该在监狱中行使比管理人员更多的权力，甚至也不是我们究竟应该要监狱还是要其它某种东西。目前的问题在于，这些从事规范化的机制及其通过新纪律的扩增所具有的广泛权力被过分地使用了。

1836年，有一名通讯员给《法朗吉》的信中写道：“道德家、哲学家、立法者、文明的诌媚者，这就是你们的秩序井然的巴黎蓝图，这就是实行物以类聚的修正案。在中心点，在第一封闭区里，有对付各种疾病的医院，对付各种贫困的救济院，为男人、女人和儿童开设的疯人院、监狱与重罪犯监狱。围绕着第一封闭区，有兵营、法庭、警察分局、监狱看守住宅、断头台、刽子手及其助手的住宅。四角分别是众议院、贵族院、法兰西研究院和王宫。在中央区的外面，有为中央区服务的各种行业：骗子云集、破产频仍的商业，明争暗斗的工业，摇唇鼓舌的出版业，赌场，卖淫业，饥寒交迫的或放荡堕落的民众——他们随时准备竖起耳朵听从革命之神的召唤，还有铁石心肠的富人。……最终会产生一场人人对人人的无情战争”（法朗吉），1836年8月10日）。

我的论述就以这篇未署名的通信作为结束。我们此时已远离刑轮、绞刑往、绞刑架、示众柱星罗棋布的酷刑国度，我们也远离大约五十年之前改革者的梦想——惩罚之城，其中，数以平计的小舞台展示出无限丰富多彩的司法表演，在装饰过的断头台上精心制造出的惩罚将构成刑法典的持续节目。“监狱之城”及其虚构的“地理政治”则受到完全不同的原则支配。摘自《法朗吉》的上述文字使我们想到某些更重要的东西：位于这座城市中心的，而且似乎是为了恰当地控制这个中心的，不是“权力中心”，不是一种武力网络，而是一个由不同因素组成的复杂网络：高墙、空间、机构、规章、话语；因此，“监狱之城”的原型不是作为权力之源的国王人身，也不是产生某种既有个人性又有集体性的实体的契约式的意志聚合，而是一种对各种性质与各种层面的因素的战略分配。监狱不是法律、法典或司法机构的产物，它并不从属于法庭，不是实现法庭判决和法庭想要达到的结果的灵活或笨拙的工具。相反，法庭外在于和从属于监狱。监狱占据着中心位置，但它不是莹莹于立，而是与一系列的“监狱”机制相联系。这些机制都是用于减轻痛苦，治疗创伤和给予慰藉的，因此表面上与监狱迥然有异，但它们同监狱一样，都往往行使着一种致力于规范化的权力。这些机制不是被用于对付对“中心’法律的冒犯，而是被用于生产机构——“商业”和“工业”，用于对付一系列复杂的非法活动。这些非法活动具有各式各样的性质与根源，有特殊的谋利作用，惩罚机制对付它们的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追根究抵，统辖着所有这些机制的不是某种机构的统一运作，而是进行战斗的必要性与战略准则。因此，把这些机构说成是压制、排斥、制造边缘状态的机构的种种观念，不足以描述出处于“监狱之城”核心的居心叵测的怜悯、不可公开的残酷伎俩、鸡零狗碎的小花招、精心计算的方法以及技术与“科学”等等的形成。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

结束本书的这一终点应该成为一种历史背景。有关现代社会的规范化权力以及知识的形成的各种研究都应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进行。（刘北成，杨远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