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得出结论，2004年课改后的思想政治课教材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变学生的意识形态：学生们更加相信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更加信任中国政府。
（德国之声中文网）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近日发表一份有关中国2004年课改对学生意识形态影响的调查报告。去年3月份，研究团队向北大在读的一万多名本科生发出参与问卷调查的邀请，收到约2500份回复。问卷共包含85个选择题。研究者认为，在高一曾使用2004年课改后新思想政治教材的大学生比当时使用旧教材的大学生更加相信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更加信任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包括公安机关和法院在内的国家机构，并且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更有信心。
研究发起人之一、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学教授坎托尼（Davide Cantoni）表示，最令研究人员吃惊的结果是，虽然中国学生拥有接触其他媒体和信息的机会，政府居然还是可以如此有效地通过教材改革改变学生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特别之处
报告的作者之一是目前在斯坦福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David Yang，他解释选择中国作为研究教育对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例子时说，因为中国是分省一步一步地进行课程改革，所以相对其他国家研究起来较容易。他介绍道：”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界相同专业的北大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省份，而新教材在不同省份的推广时间又不同，也就是说，有些在高一时曾使用旧教材，而有些学生那时已接触新教材，所以可以对这两组学生进行比较。” 譬如，在对学生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一题上，学生可以在1（最不信任）到5（最信任）之间选择，新旧教材的差别接近20%的方值差。
坎托尼指出，通过教育改变学生的意识形态，这种现象在 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David Yang指出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一党制下教材的选择过程中缺乏公开讨论，所以基本上是最高领导机构制定教材目标，而民主国家、特别是地方则可以进行投票选择教材，相对没有那么统一和集中，因此教材对中国学生的影响在中国较为显著。
新旧教材略有不同
坎托尼补充说：”虽然新旧教科书的内容有些不同的地方，但是却并不明显，大多数人其实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教材内容有所变化”。他提及其中令他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新教材中对市场经济的态度趋于保守，甚至对这种经济体制提出质疑，并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具优势。而受访学生在回答相关问题时确实对市场经济表现出怀疑态度，正好达到了政府希望的效果。
David Yang本人也是学习过课程改革后新教材的学生。他举例新旧教材的不同之处说，旧教材中没有强调中国是个”民主国家”，新教材则比较强调中国是一个已经”民主社会”，要求学生参与民主进程，比如鼓励农村学生参与到当地的基层选举，教导学生如何监督政府的行政职责，举报政府的违法行为等。
北大学生也无法免疫
另一个让坎托尼惊讶的研究结果是，连中国较为自由、甚至稍有批判精神的北大学生也受到影响。在前期采访中David Yang发现，北大学生原以为自己在意识形态被影响方面具有免疫性。但研究结果却恰恰相反，他说：”学生在高一时候就学习了课改后的教材，而我们的研究则是在他们大学时进行，也就是至少四年之后，说明课改不但有效果，而且影响持续时间长”。
研究人员坦言，目前的数据无法直接解释学生受到影响的原因。但他们猜测原因表示，第一，从心理学角度而言，高中阶段仍具可塑性，而大学生对媒体和课外教材的依赖性则远大于高中生。第二，鉴于高考压力，人们必须要扎实地学习高中知识，而这些知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意识形态。
而这种影响也有罕见的积极一面，David Yang补充说：”中国近年来面临严重的 民族矛盾问题，而新教材中则大幅强调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以及民族融合的重要性，调查结果显示，这在学生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过新教材的汉族学生更加愿意和少数民族学生通婚，而少数民族则更加认可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张博树：”政治教育”历来是中共党化教育的重镇
有关中国2004年的课革，也曾在发布之初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博树2005年在”当代中国研究”网站上发表文章《从高中政治教材编写看”党化教育”》，指出高中”政治教育”历来是中共党化教育的重镇，高中其他15门学科的课程标准已于2003年由教育部颁发，政治课的课程标准是颁布最晚的一个，2004年才颁发。参与新教材编写工作的张博树在文章中写道，这个”课程标准”从起草到最后定稿，前后共有13稿之多；先前的”征求意见稿”呈现出开放的姿态并体现在若干课程的设计中，但最后的定稿与”征求意见稿”相比，党化教育的成份大大增加了。
他在文章结尾处写道，在一党专制的威权主义社会条件下，”政治课”的许多内容并非科学，而是当权者的意识形态，是为论证当权者的权力合法性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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