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落马的消息被公布后，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周案的话题铺天盖地，一些知名公知或网友如五岳散人、焦国标、孙立平等表达的观点引起极大争议，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观点交锋。
《零八宪章》第一批签署者、知名时政评论人五岳散人在微博说“佩服老大，终于把面吃了。能在这么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做成这碗面，魄力与手段真不是我等屌丝能想像的。真心佩服，老大保重，提防反扑。”此语一出，民间哗然，网友讥改其名为五岳舔人。
以《讨伐中宣部》一文闻名的焦国标认为“共产党和整个红二代都是习总的脚手架，他借助脚手架要建造的是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而不是脚手架本身。这就是我对习总的总判断。”媒体人黎学文批评说“焦先生：遥记当年讨伐雄文，何其壮哉，我等民间，何苦为当道背书，此二年来何有民主自由之丝毫迹象。君不见当年同道多在狱中！知识人不诚实，实在悲哀，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提出“破权贵，除恶政，立宪政”三步走中国转型路线，认为对权贵的肃贪是启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和转型契机，“无论当前的反腐败有什么背景和动机，都是中国可遇不可求的契机”，此观点被知名学者赵楚和著名律师张雪忠批评为缺乏基本的思维诚实和缺乏最基础的政治学知识。
而民间学者杜导斌也因认为周永康一案昭示一个极端不义时代的结束，预示一个正义翻身年代应该来临，“该给习王一点时间，目前不仅仅只是打掉几只老虎，同时也是在扫清制度构建的障碍”，“周永康主政政法是中国法治最黑暗的时期”，而被网友讥之为“选择性失明”，无视近两年官方对民间的大扫荡的规模和力度为30年来之最，是“散播虚假希望”。
围绕周案的有关争论是近两年以来革命与改良、激进与温和等思潮论战的延续，显示了民间在新极权下对转型路径的不同诀择和由此导致的观念冲突。把周永康与体制进行切割，把维稳体制的构建和所谓法治倒退的责任归咎于周，进而对最高统治者劝进，对其寄托希望，期待其“顺应潮流，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以专制结束专制”（万润南语），究其因不外乎或为对民间抗争不抱希望，或为蔑视民间抗争认为“国民性”下的抗争路径走向民粹主义，或为1989年的坦克恐惧症而对社会抗争及其后果的恐惧压倒了理性，即使是对民间抗争有所肯定也是渴望利用抗争力量去倒逼官方主动改良，因而期待官方主动进行政改并美化为最佳转型路径，从而无视权力清洗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都是新极权自我加强的两面。
笔者多次撰文指出官方基于对其统治前景的末世恐惧，因而建立新极权体制以继续维护其统治。新极权体制与后极权时代的“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相比，是要“有所作为”的，所以才斥责苏共垮台“竟无一人是男儿”，而新极权的“有所作为”就是做一个是捍卫红色权贵万世一系统治地位的“男儿”。
新极权的“男儿”作为，一是高举反腐大旗。新极权的反腐的深层因素是红二代家族利益和新权贵利益的冲突。江胡治下二十年，大量出身草根寒门的新权贵在通讯、石油、房地产等产业垄断了巨大的利益，相比之下传统红色权贵所获有限，故而把利益机制的僵化、门阀化归咎于新权贵，以反腐来进行利益分配的重新洗牌。高举反腐大旗亦能打掉各路诸侯的地方山头主义，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实，进一步强化中央权力，强化红色权贵的集权，确保“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通过反腐同时亦能忽悠民间，转移民间对非民主化体制的质疑，平息普通民众对腐败遍地的怨气，以增加其执政合法性。因此反腐可谓一箭三雕。说白了官家的反腐就是“纵贪官以使效忠，弃贪官以清异己，打大贪以息民怨，没其财以充帝用，起颂声以显帝明”的帝王术。
新极权的“男儿”作为，二是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新极权把后极权时代对社会控制在某方面的松动视为政治上的软弱和失误，因而强化了对社会实行控制的维稳体制。新极权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对自由思想、普世价值的反动为近三十年之最，清媒体，控言论，抓异己，践人权，弃法治，对民间的持续高压、扫荡为近三十年之最，无数优秀公民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事”此类口袋罪构陷入狱，刑事拘留被滥用为常规威慑手段残虐公民，新极权下对社会如此赤裸裸的暴力压制，如果居然还从中解读出什么是在扫清制度构建的障碍，是在建造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此种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无视现实的改良愿望不只是缺乏基本的知识诚实，更是在为极权背书。
所以新极权下的肃贪绝不是什么启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和转型契机，与之相反的事实是，新极权通过肃贪强化集权体制，通过强化网格化维稳全面格式化社会，任何可能动摇体制控制的改良都不可能存在，社会自由空间更会被无限缩窄，更加血腥和恐怖的时代正在到来。在此意义上，任何对体制抱持改良幻觉都是在为专制延伸铺床叠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