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公审判决。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编者按：近期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1976-1984年间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其中“粉碎‘四人帮’”一节，有这样的台词：“抓捕‘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下的”，引起一些讨论。总编剧龙平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华国锋在当时场合说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剧本之所以这样写，是有“红头文件”依据的。应该说，这样的解释，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还不够透彻（大概是记者访谈这种文体的限制）。我们编发了这篇文章，供读者在了解这段历史时参考。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们只能上上弹章而已。“四人帮”在所谓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坐上了“言官”的地位，口衔天宪，言语杀人，积仇聚怨。他们的威权大于古代的言官，其实又与古代的言官一样浅根弱植，权力根基并不牢靠，所以他们的下场一定惨于历代的言官。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住入305医院，并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同月中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出现明显问题，中央为他专门成立了医疗组。毛周二人的生命都已进入最后阶段，可以说，以这一个月为界，中共最高领导正式进入“最后过渡期”。
也正是在1974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一方面发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一方面加快落实自己身后的人事布局。而这两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的。
所谓“三项指示”，即毛泽东在1974年8月发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同年11月发出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发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渐敲定的：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掌控权；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等主导行政事务。在军事系统中，则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主导军事工作；张春桥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导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总体来看，毛泽东设计的权力格局可称为“言事二权分立”，即“办事权”与“发言权”两权相互牵掣，类似于军队的司令员、政委的两权制。这是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布下的“理想的过渡方案”。这一格局成为毛泽东身后权力消长的基础。
那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给“事官系统”的权力目标，“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给“言官系统”的权力目标，而“安定团结”，则是意在调和“事官系统”与“言官系统”，双方和衷共济，在坚持“文革”一系列理论的前提下，搞好国民经济，携手进入自己身后的新时期。这就是所谓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的全部内容。
一、言事两分的形成
言事两权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反复变动后形成的。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务系统权力过大。1952年底，毛泽东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以高岗为首的计划委员会，独立于政务院之外，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用以分割政务院的权力。1954年，高岗倒台以后，政务院升格为国务院，计委归属国务院之下。
1958年“批判反冒进”期间，毛泽东再次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p674）随后在八届五中全会期间，在书记处之下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文教等小组，1958年6月8日，毛泽东为此作出文字表述：“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这一次整风，对国务院领导人来一次大“洗澡”。周恩来为此曾提出辞职试探，其他副总理也至为紧张，李先念睡不着觉，要吃安眠药，毛泽东为此说：“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办事，此外没有人。”（见上引薄著）“办事”二字是金缄！国务院的定位从此明确，就是纯粹执行机构，无涉于国家大政方针。
书记处既对国务院的“事权”有指导监督之权，又负有言权，即意识形态的掌控权。自从与苏联产生意识形态争论之后，中共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更提到了空前高的位置。这一态势是从“九评”以后逐渐形成的。从1962年到1966年，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文件，包括“九评”中的多数文章，都是由康生任组长的“中央反修领导小组”起草，由邓小平、彭真等主持审核的（见吴冷西《十年论战》，p540）。
到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下达，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4个书记处成员，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书记处渐渐萎缩并消亡，以江青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作用突显。但是，尽管江青要周恩来像对中央书记处一样对待“中央文革”，但其实“中央文革”只继承了原中央书记处的“言权”，并没有继承书记处的事权。只是 “中央文革”把“言权”清晰地独立出来了。
到“九大”时，“中央文革”成员被纳入政治局，成员权力与功能未变。但由于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所占的比重大，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也是部队干部居多，在“三支两军”过程中，各军区司令员更以兼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形式主导地方政权，以至于“九大”前后形成了一个军政不分的局面。当时中共一度被苏联称为“军事官僚集团”，这一格局让毛泽东内心十分不安。
到“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被清出中央机构，并通过1973年12月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机会，军队干部一律不再兼任省革委主任，军政混合的局面才告结束。军官离开政府，军人回到军营。这时国务院的事权比“八大”时期与“九大”时期都更完整了。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总结：“八大”是书记处指导国务院，但功能存在重叠，呈党政不分的特征。“九大”有“军事官僚集团”之虞，呈军政合一的特征。“十大”以后，由于“文革”成员只有言权，不具事权；而国务院的业务又相对独立，才逐步形成了“言事两权分立”的局面。
二、邓小平对言权的争夺
现在回到“三项指示”发布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把国务院、军委的很大一部分“事权”交给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时，点名要春桥、文元写文章。随后姚文元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分别在1975年三月和四月发表于《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并发行了单行本。以如此显要的方式以个人名义发表理论文章，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此二人在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与分量。
张春桥他们通过对列宁、毛泽东的思想解释，提出观点，对当时经济工作作出系列批评和限制。比如抓住“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纷纷发起批判，言官对于事官的纠弹是十分严厉的。从攻防双方来看。言官系统把握着“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作为根本依据，祭出批判“经验主义”的武器，打击事官系统。反之，事官系统也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基本依据，以批判“教条主义”为武器予以反击。
总的来说，由于意识形态解释权天然地高于行政事务执行权，所以言官系统有居高临下之威。事官多处于守势，言官多处于攻势。
在周恩来主导行政事务时期，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冲突。周恩来从延安整风开始，甚至更早，就以“事务主义”来批判自己，一直到1975年2月1 日，在他最后一次召集国务院各部委会议上仍自我检讨，要“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据王力回忆：“总理常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就给你们办。他对刘少奇、小平也是如此，至于中央文革，陈伯达无所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她定了总理就办。连对张春桥，总理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王力反思录》，p679） “事务主义者”的帽子几乎是他的护身符，因此也减少了许多根本冲突。
但到了1975年邓小平主导行政事务，这种矛盾就来了。他以举重若轻著称，这位原总书记是要掌握发言权的！1月，邓小平被委以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就在这个月份，他就开始考虑组建国务院政研室，起用已冷藏多年的理论家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等人，领导一个类似1960年代“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那样的组织，一是写一些有关国际国内的战略问题的文章，二是整理《毛选》第五卷，三是创办一份《理论战线》的杂志。也就是说，要在国务院内部自组一个“言官系统”，与江青、张春桥等抢夺党内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0月5日，邓小平就创办《理论战线》一事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当天在这份报告上划了一个圈。对于这个圈，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胡乔木，都理解为同意了。连后来的史书如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也这样认为。其实，毛泽东这个圈是不能被认为是同意的。早在1967年六七月间，王力与周恩来讨论过毛泽东划圈的涵义：凡毛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见王力前引书，p572、p1029）
其实，毛泽东不愿意将意识形态解释权交给邓小平。还有两件事可以知道：一是当邓小平知道毛泽东“评《水浒》”语录后，“曾经向毛主席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一下吧？主席说，这是文艺问题，是对古典文艺的看法问题，用不着讨论了。”（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p20）而姚文元提出将“评《水浒》”语录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并说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这一次，毛批示：“同意。”显然，毛泽东愿意也同意由姚文元来作出解
释。另外，邓小平指示胡乔木所整理的毛泽东旧稿《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始终没有批准公开发表。
而最使毛泽东不可忍受的是政研室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为邓小平搞出了一个“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毛泽东意识到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实质就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最终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毛泽东可以容忍战术上的不同意见，但绝不容忍在纲领上出现异端。这就是邓小平1976年初被打倒的原因。
三、毛泽东对老事官的忧虑
毛泽东对于国务院系统与军队系统官员的“思想路线”历来是有忧虑的。对周恩来、叶剑英都有过“投降主义”（1973年）的批评，邓小平更有“刘邓路线”的“前科”，李先念也是“二月逆流”分子。总的来说，他们都是“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就算对华国锋这位新事官，也批评他“你是满脑子农业，我是满脑子路线斗争”（1971年）。
毛泽东对言、事双方的长短是洞若观火的。他在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会议上说：“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是晋人评价汉初人物的一句老话，可惜随何、陆贾这样的文士不能打仗；周勃、灌婴这些武将不能文章。毛泽东引这句话，并非只是让军官们学文化那么简单，而是表达他对“言官中人缺乏办事能力，事官中人缺乏路线斗争觉悟”感到忧心。这是他无法解决的缺陷。
毛泽东一度希望双方能互补共生，说要“安定团结”，就是努力缓和言、事双方的矛盾。1975年，他十分注意压抑江青过于咄咄逼人的气势， 并要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她，迫江青作检讨，终于迫她说出：“对不起小平同志”的话。毛泽东是为身后江青的安危着想，缓解老事官对言官系统所积聚的怨望。
据吴德的记录，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有这样一段话：“历来我对经验主义没办法，我是没办法，（只能）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可能好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我说安定团结，（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本主义法权。谁过急就要摔下来。”（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63）。“安定团结”的真实含义还包含了更深一层含义：“熬”，最后经过“十年八年、二十年”，熬过那些“老事官”。王洪文对此是理解的，他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这话很快传到邓小平耳里，当时就与李先念谈这事，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看，我们斗不过他们呀。王洪文这句话对邓小平很刺激，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多年，还多次提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192、p225、p280）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加速了以新事官替代老事官的进度。毛泽东停止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停止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而此时，李先念也提出请病假。表面看来，似乎是“言官”占了上风，新“事官”也逐渐到位。其实，毛泽东心知，“老事官”的能量依然巨大。所以他就“批邓”“打招呼”有这样一段语录：“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这一段话是话分两头，对言官说，“老同志还有点用”。更重点还是对老事官说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
毛泽东到了生命的尽头，本着“熬”的思路，他对“老同志”的处分是“温柔”的，叶剑英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保留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二职，依然参加外事活动；李先念只是处于半休状态，但他们在1976年这个关键年份，对军队对政府仍然影响力不减。
到1976年9月8日，叶剑英看望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他走近床前，毛忽然睁大眼睛，仿佛想同叶说话，但叶没察觉，缓缓走向房门，毛泽东又示意召叶回来，但已不能言语，只是握着他的手，口微微张合（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p1785）。毛泽东不放心。他不放心什么？可以推断，自己身后最难保的是言官系统中人，他担心老同志让造反派“滚”。他在1974年3月给江青的信中就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四、出人意表的新事官
毛泽东对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有深深自信。经过“文革”，包括“批林批孔”等一系列从理论到组织的措施，在中央委员会内，意识形态的左倾强势已经基本形成，而将来统率这一思想体系的，就是“言官系统”。后来，江青在毛泽东灵前所献的花圈特意以“文官果”花束做成，似乎也是向全国宣示毛泽东内心的这重心愿。真正得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真传的是这些掌握理论的“文官”，这些无武的“随何、陆贾”。
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他们是寄望甚殷的。开过“十大”以后，毛泽东专门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吴德等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指着房子外边菜地的一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11、p224）。
毛泽东认为身后真正能够与言官们合作的，应该是新事官。吴德没有明说与他一起受毛泽东嘱托的还有什么人，按理不会是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这些老事官，最有可能的是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这些“文革”中由省地干部提到中央来的新事官。此外，毛泽东在军队中也起用了一批上将、中将、少将级的人物如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苏振华，以替代老一辈的元帅、大将级的老军官。他们都是“老、中、青三结合”的“中”。
但江青、张春桥与这些新事官的关系也不好，言、事矛盾一样尖锐。首先，他们没把华国锋看在眼内，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评价是“你办事，我放心”，也只是“办事”而已，理论水平欠奉。对其他新事官更是居高临下。据吴德回忆，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外交问题，“四人帮”对外交问题百般挑剔。纪登奎很反感，发言说外交的原则已经确定了，活动由周总理负责处理。纪登奎这样说，引起了“四人帮”极大不满，纪登奎和江青冲突了，散会后，江青和纪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评纪登奎跟着周恩来跑。（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10）可见，新老事官之间，倒更有合流的可能。
有一次，江青请张玉凤吃饭，席间忘乎所以地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也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文革”期间确受过审查）。张玉凤随后向汪东兴汇报了。而王洪文、张春桥与军事干部之间的矛盾也不少，其中许世友最为耿直，不假辞色，在1973年8月推选十大副主席时，许世友明确反对推举王洪文，张春桥起而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众大声斥责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祝庭勋《李德生：动乱岁月》，p313）”文革”中起用的这批新事官，与四人帮的矛盾一点也不亚于老事官。
到了1976年4月以后，邓小平撤职、叶剑英病假，李先念半休，在一线主持事务的，已经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事官了。但毛泽东一定没有想到，最主动积极谋划“粉碎四人帮”的，正是他们。王洪文他们要等老事官们死，想不到的是新事官在等待时机。
“文革”至此已经十年，它的理论已经显出了论高难行的尴尬，“文革”实践更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再加上江青乖戾专横、张春桥刻薄寡恩，王洪文根浅无知，姚文元书生不实，都为新老事官们所厌恶，当这伙人在毛泽东羽翼之下，事官们都隐忍不发，但当毛一去世，事官系统中人，无论是得益于“文革”的新事官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还是受过“文革”冲击的老事官叶剑英、李先念，他们空前并且绝后地团结起来，一举结束“言官系统”，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了。随何、陆贾又怎敌周勃、灌婴呢？
五、余论
历代都有言官，也都有言事矛盾。言官往往因自恃掌握真理，高屋建瓴，放言高论，势如破竹，让事官们动辄得咎；而操办实事的官僚对言官的不切实际、空言误事也深恶痛绝。李鸿章说过：“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前明之亡，实亡于言官”（《庚子西狩丛谈》，p751）李鸿章一生受了不少言官的攻击，所以攻击言官也最力。周恩来抱怨战略家太多（王力前引书，p679），邓小平也不喜欢理论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5），华国锋索性就把理论家抓起来了。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们只能上上弹章而已。而“四人帮”产生于所谓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有着空前高的霸权，坐上了“政委”的地位，等于言官气势压住宰相，他们口衔天宪，言语杀人，积仇聚怨。他们的威权大于古代的言官，其实又与古代的言官一样浅根弱植，权力根基并不牢靠，所以他们的下场一定惨于历代的言官。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句原话是“常鄙”，被毛泽东改为“常恨”，换一个“恨”字，就更觉得像一句谶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