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梁文道：香港的原罪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男人有时候也能成就荧屏上的热闹。梁文道、窦文涛和许子东，一个伶牙俐齿，一个拍案惊奇，一个书生意气，除了太过强势的王朔来搅局的那一出，其它的几乎期期都能见到“三国鼎立”的好戏。《锵锵三人行》每天都有，在网络提供下载服务之后在观众中迅速传播。这档节目一个月录十集，现在在北京录制，所以梁文道现在常常北京、香港两地跑，每天只睡5个小时。

　　 梁文道的身份有点复杂，在凤凰卫视成名之前首先是一位文化人。他任何时间都看书，每天六小时看书，然后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评论。他办了一份读书杂志叫《读书好》，名字有点大白话。这是一份很薄的读书杂志，双月刊，他说明年一月会改成月刊，每期6万份，因为是免费赠送，如果不加限制一天就发完了，所以要限制，一个月分成三次来发。香港看书人并不多。他想出应付的办法:一要免费、二要很薄、三要内容轻松，适合香港人的口味，去“诱惑”读者。比如农历年，就专做一期历法，借着人们对迷信的好奇来介绍历法的历史。

　　 他还是“进念·二十面体”成员。2000年他和“进念”的同仁办了一个民间讲座，地点在牛棚，不是文革的牛棚，而是香港原来的一处宰牛场，名字真叫牛棚，于是他们干脆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牛棚书院。找不同的人来讲课，每个季度有十门左右的课程。但因为交通很不方便，再加上自负盈亏，学费就变得很贵，成了富人才能够享受的奢侈。香港经济萧条的时候，学生他就收半价，失业人士拿社会救济金我就全部收钱，结果有一半的人跟他说没钱，结果自然是亏损严重。他们自己掏腰包给讲课人。

　　 牛棚书院停了两年，没钱，赔本赔光了。现在他在筹款，筹到一定的基金会重新办牛棚书院。

　　 他对香港的感情可以说又爱又恨。这不是一片文化人容易生存的土地，在香港，严肃的文学刊物完全没市场，《香港文学》过于老化，年轻的读者不看也不会去投稿，《字花》这样的新锐文化刊物只能销售到两千本。他自己最喜欢的电视节目，除了《锵锵三人行》，还有《开卷八分钟》，但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走。于是他抱怨说“香港商人太实际，没有长远眼光，美国的研发投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要去学习。”

　　 对于自己的身份和这座城市的身份，他有着异常敏锐的认识。

　　 保守的香港

　　 河西:国内的一批学者，在八十年代是新潮人物，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却纷纷返本求源，治起古典学来了，您怎么看?

　　 梁文道:治古典学没有问题，但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治古典学，所以在政治上也同时保守。

　　 河西:就好像康有为，戊戌变法的时候他是个新潮人物，可是到了辛亥革命时，他就成了个老古董。但刘小枫在中山大学研究基督教也还可以理解，甘阳在香港这样一个开放的学术环境中，他的立场就有些奇怪。

　　 梁文道:你不觉得奇怪吗?很多在香港做学问的人都特别保守。比如说我念的香港中文大学，那些前辈，像牟宗三、钱穆这些南来文人，都是以坚守儒家文化传统而著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这批南来文人的状态。他们的情况是他们到了香港这个他们心目中的殖民地，这个“化外之地”，才开创出“文化中国”的讲法。“文化中国”的意思是现实中国很不如意，两岸都不是当年的中国，一边是独裁的国民党，另一边也败坏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风气道德。他们心目中理想化的美好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都想往过去寻找。为什么要回头寻找?因为现实中没有。香港是一个西式的社会，他们也觉得很有问题。孤悬于海外，他们就开始设想理想中的中国。

　　 后来香港有一批海归知识分子。王绍光、甘阳、刘小枫等人，他们在香港都有不如意的经验。刘小枫并没有在香港获得正式的教职，只是在基督教的神学院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学问。他们这批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是不被香港所需要的人物。这不是一个特别对学术有兴趣的社会，不会关心你在做什么。

　　 像刘小枫在大陆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掀起年轻人的追捧，演讲一场能坐满几百人上千人，但在香港完全没有这回事，可能只有十几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所想像的，必然是往传统回归的社会图景。

　　 河西:您觉得这种保守是一种历史的原因吗?

　　 梁文道:在香港是一种现实。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人会变得保守。当然香港本身就是很保守的地方。

　　 河西:从电影就能看得出来，比如《黄飞鸿》系列，抛开它的艺术成就暂且不谈，它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非常明显非常强烈。

　　 梁文道:对，我一直就说，香港人很爱国。香港人有种原罪。比如说我这样的，我在凤凰卫视也好，在报纸也好，写了批评中国的文章，说了批评中国的话，如果换了一个内地的作家来写，人家会觉得没什么，但是从我的口中说出来，就会有读者反映说你这个香港人，老是带着外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你们根本就是洋奴。这是香港人的原罪，香港人是不能批评中国的，一批评人家就说你是汉奸。

　　 香港向来就是民族主义很强烈的地域。你看《霍元甲》、李小龙、金庸，他们的民族主义是达到身体层面的。香港武打电视剧，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中日决战。那些导演很喜欢找些东洋的浪人、剑客，他们试图统一中国武林，结果被中国的志士一一打败，常有这种情节设置，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很值得琢磨。

　　 河西:但97回归时，仍有相当多的人移民于国外，是因为恐惧?

　　 梁文道: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很爱国，但他爱的国是民族主义的中国，文化的中国，而不是那个政权。因为香港是个难民社会，香港绝大多数人口都是49年后才来到香港，或者是他们的第二代，这些人为什么要来香港?49年来一批，62年大逃亡来一批，文革来一批，文革结束后又来一大批，他们是逃难。他们没有国家的政治认同，他认同的是血脉和种族。

　　 河西:97之前，还是英国统治时期，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否还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梁文道:他会认同香港人和中国人。他对香港这个城市的认同很强，但他们还没有达到像台湾要搞“港独”的地步。这是因为香港从来不具备“港独”的条件。为什么?台独是怎么搞起来的呢?台湾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台湾土生土长的居民，49年去台湾的外省人只占台湾人口的两三成。台湾的原住民和大陆隔离了很长的时间，而香港是不断有人从大陆来。我们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城市认同很像上海，上海人很认同上海，很爱上海，但不会出现“上海独”。

　　 香港人在民族上一直认同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以前说外国，常常会说“那帮鬼佬其实没什么本事，中学毕业就来当官，就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对着外国人，他们会说“中国人有多优秀，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等等，以此与外国殖民者对抗的情绪非常明显。对着大陆人，他们则会说自己是“香港人”。

　　 河西:这是否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存在?

　　 梁文道:那当然。70年代之后，港英政府的统治才逐渐好起来。70年代之前，这个政府是很糟糕的。有了异族的压迫，这种民族认同才会那么强烈，就像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列强的凌辱，才会生出那样的民族主义革命，是受害者的产物。以前中国的天下主义，和晚清的民族主义是两回事。

　　 河西:香港和台湾、大陆不同，台湾的大中华意识形态，和大陆其实是蛮接近的。

　　 梁文道:台湾以前是，但现在肯定不是了。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学校里天天喊的就是“反共复国”、“解救水深火热中的大陆同胞”。但现在台湾是彻底本土化了。

　　 河西:国民党的势力是完全崩溃了，还是仍然有其实力?

　　 梁文道:它仍然有一定的势力，但没办法凝聚得很强。现在是这样，在台湾，真正支持两岸统一、一国两制，希望马上统一的，不到1/20;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但未必急着统一的，大概在1/10，这些人是国民党的铁杆支持者。如果国民党说自己很认同中国的话，就会只剩下1/10的人来支持它。还有3-4/10的人认同台湾人要多于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他们反对民进党。

　　 台湾社会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如果在没有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的国家(比如美国、法国、意大利)，反对党就是反对执政党的路线、政策。台湾不一样，国民党老是反对民进党搞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如果放在别的国家都很对，今天民进党执政的成果放在别的国家早倒台了。但是台湾有个民族认同的问题，所以使得它可以一直撑着，而国民党就一直干不掉它。国民党的性质就变得很暧昧，固然是反对党，可以吸引一批对现政府不满的人，但是那些反对党的人觉得你这么认同中国，又会和你有距离。所以国民党基本的支持者会动摇。

　　 佛教与左翼运动

　　 河西:关于宗教问题，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文革宗教式的狂热偶像崇拜彻底被颠覆，在促成经济大发展和思想开放的同时，也造成了信仰的缺失，孔方兄第一就成为普通人的基本价值取向。

　　 梁文道:对。佛教这两年这么受重视已经说明了问题。但我认为，现在中国佛教的现状很糟糕。不只体制化，而且彻底商业化了。什么手机号码开光，怎么能搞到这种地步?钱文忠说玄奘是个学者，这是对的。佛教自古有学问的传统，特别是几个中古的宗派，比如天台、华严，整套学派的传统在现代中国是几尽断绝。现在的佛教徒真正懂佛学的，其实是很少的。传统被割裂，佛学都是大学里的学者在研究，和尚本身真正懂学问的其实很少。所以外国人喜欢藏传佛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人间佛教很暧昧，固然说要关怀世间，但入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正确呢?没办法衡量。

　　 河西:太虚本身也有非常矛盾的地方，他一方面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现状非常痛心，不想置身事外四大皆空，想要用佛教来救中国，但是佛教本身无法为其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在中国能不能出现一个佛教徒甘地，这是很可疑的。所以他曾经试图组织政党，还去西方传法，试图找到一条折衷的道路。

　　 梁文道:太虚之后，印顺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最后一个大学者。你说的很对，太虚本身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当时的佛教很腐朽，腐朽到什么地步，乃至于日本佛教徒到中国来之后很嚣张，日本侵华时，日本佛教也大举入侵，他们很看不起中国和尚。

　　 日本佛教也出过问题，明治维新后，日本重新抬出神道教，神道成为国教，佛教就被边缘化了，又遇到现代化的挑战。所以他们中有的和尚就提出向西方学习，大量地派人留学欧洲，研究语言学，做原典研究–我们现在看日本的佛学，最擅长的就是精密的考证，这就是那时的遗风。这样他们就觉得，日本佛学比中国佛学更扎实。

　　 日本来华的主要是律宗。弘一法师当时想复兴律宗，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律宗这一脉也是危机重重，礼崩乐坏不仅是儒家的问题，也是佛教的问题。

　　 太虚有趣的地方在于，他所说的人间佛教很接近南传佛教的左翼。当时的东南亚佛教，有左翼的倾向，这一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很多都是佛教徒。缅共最早的民间支持者是和尚。他们抱持两种目的。第一，最早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他们，比如越南、缅甸、老挝。同时，他们的佛教运动也是抗殖运动，也是左翼运动，抱着救国的目的，跟太虚很接近，都是强调走入人间的，但东南亚的佛教走的是更激进的道路。

整个南传佛教都在左翼化。越战时有一张僧侣自焚抗议美军入侵的照片很出名。泰国最早的民主化运动都是佛教僧侣在推动的，反对军人集团的独裁也是僧侣在抗议，缅甸不用讲，看近期的这次政治危机就可以看出来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