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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大学网站消息，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不久前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讨会”，北京大学教授及兼职教授与会并踊跃发言，并当场限韵作诗九首。其中的“皇图八万沐初阳，耸嶽奔川隱佛香”、“鼎革亲传列圣意，劳谦终卜贵知常”、“骚雅及今闻鼓角，山川从此待文章”，都是难得的佳句，引得不少网友诗兴大发。对于范老师的口技，提出了赞美。
咋整君作为一个伪文艺青年，其实作诗这样的高雅事情真心干不了。所以这次打算和朋友们聊聊中国传统诗歌中的传统题材，叫干谒诗。
古文中“干谒”的意思，是有目的的求见。干谒诗，是读书人为了推销自己而创作的诗，类似今日白领的求职信，供达官显贵阅读，希望他们通过诗了解自己的才华，并能对自己加以提携和任用。干谒的对象多以官员为主，呈献给皇帝的诗称为“颂上”，也可归入广义的干谒诗。现存的古代诗歌中，许多都是干谒诗。比如白居易那首有名的“离离原上草”，为了干谒当时的高官顾况而创作的。据说顾况初见白居易很不喜欢：“长安米贵，居不大易。”但在读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时，由衷赞叹“有诗若此，居天下亦不难”。这段诗话流传至今，“长安米贵”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典故。
干谒诗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创作，其中中不乏好作品。 比如有名的孟浩然，在科举落榜后以诗干谒宰相张九龄，创作著名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干谒是古代文人很正常的政治活动，干谒诗也是常见的诗歌题材。 几乎所有今天我们能说出名字的诗人，都有干谒诗的创作经历。然而，自古及今，以诗干谒权贵获得成功的例子却并不多。像孟浩然这样的大诗人，干谒张九龄最终也没有得到满意的官职，可见干谒之难。
其实，干谒诗的创作一样有规律可循，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干谒看对象
干谒诗的创作原理和求职信完全相同，其目的是向读得到诗的人推销自己。因此，为谁创作诗是非常重要的。白居易的名作之所以受到赏识，因为干谒的对象顾况本身就是不错的大诗人，而且是唐德宗的著作佐郎，相当于今日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属于主抓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的文宣干部。这样的干部提拔人，自然喜欢下笔千言的的角色。相比之下，孟浩然干谒的对象张九龄，虽然也是大诗人，可身为宰相，日理万机，需要的实干能手而非诗人。这和今日中宣部、中信办会对网上的红人大V高度重视，国务院却很少买账一个道理。
求官重矜持
唐代诗人朱庆余，在应试科举时，于临考前给水部员外郎张籍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就是那首著名的《近试上张水部》。张籍回诗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酬朱庆余》）。干谒和酬答之诗，都脍炙人口，但今天的人可能看了摸不着头脑。其实这两首诗字面上的含义都很空泛，朱庆余的诗，是把自己比作刚结婚的新娘子，把张籍比作新娘的丈夫——腐女请注意，此处无基情——核心在一个“问”字；张籍的诗，核心在于“知”字，两诗用意，不言而喻。
古代中国人很重视含蓄，诗歌的审美也以含蓄为主。今天某些大V动辄“我是个暖男”之类的风格，是不太适合的。
主打正能量
无论是面对官员还是皇帝，主打“正能量”都很重要。在这一点上，孟浩然同志的教训值得吸取。这位同志在面对唐玄宗时，居然作诗‘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怜”，这种低沉消极副能量的东西，如何入得了唐朝宣传部的法眼？好在他面对的是唐玄宗，如果倒霉碰见朱元璋或者乾隆皇帝，少不得要删帖焚书杀全家。
创作有避讳
干谒诗的基本原则是“创作有自由，写字有纪律”，思维可以天马行空，落笔一定要三思而行。朱元璋避讳“光”、“则”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但那不过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基本的避讳原则，是不得涉及干谒对象的名字。一定要涉及，必须缺笔，而且缺哪一笔都很有讲究。比如康熙同志名字叫玄烨，无论作诗还是作文，涉及“玄”、“烨”两字必须缺笔，含“玄”偏旁的字也必须缺笔，比如炫、眩等。缺笔时只能缺“玄”字的最后一点。当然，有一个字绝对不能缺笔，就是畜生的畜字，这个字如果缺笔……向毛主席保证，您一定能见到他老人家。
意不犯两歧
诗歌创作，语句行文总要准确，不可有歧义，这在诗歌创作中叫“不犯两歧”。这方面著名的反面例子大家都听说过，比如“明朝期振羽，一举去清都”、“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都是著名的教训。
一般说来，干谒诗总要追求吉祥、美好的意向，一些明显颓丧或带有杀戮色彩的词句典故，在干谒诗时最好不用。比如“鼓角”，意指战鼓和号角，有兵凶之气，古诗用到这个词，意向无不悲凉颓丧，如“参差郭外楼台小，断续风中鼓角残”、“地中鸣鼓角，天上下将军”等等；又比如“鼎革”，虽然有变革的含义，但过去专用来比喻改朝换代，比如清初文人常将明末的那段历史称为“鼎革之变”。
看准基本盘
干谒如炒股，看准基本盘很重要。诗写得再好，干谒对象政治力量不足，或者后台忽然遭逢变故倒掉，都是诗人的灭顶之灾。这方面的典型就是清代的文人汪景琪，其人少有才名，工诗文，干谒年羹尧的六首干谒诗，措辞雅正，立意得体，比今日的许多干谒诗作者，高不知到哪里去啦，因此能和年羹尧“谈笑风生”。可惜汪同志政治上“too yang too sample”，基本盘没看准，年羹尧很快倒台，汪景琪本人遭逢文字狱被枭首示众，家人被流放，这六首诗也就流传不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