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面書 2014年10月30日
作為一個文字人,我感到香港的自由空氣愈來愈稀薄了。要是五年前記者訪問我,我會說,回歸以來沒感受到表達的限制和壓力;但現在我會說,無形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大,不但不知專欄什麼時候會停掉,人身安全也受威脅。
我是七十年代初期開始寫作的,那時中國處於歷史上最黑暗時期──文化大革命;即使如此,我在香港仍可自由寫作,罵共產黨而無所畏懼。當時有位朋友叫陳志強,左傾,他在《盤古》雜誌上寫擁護文革的文章,我就在《中國學生周報》跟他持相反觀點論戰。有一天,他來找我,叫我小心一點,因為他在廣州被扣留軟禁了七天。後來他停了筆,人也不知哪去了。但我沒改變過立場,繼續寫作,依然每年回國內旅行去。因為我相信共產黨有他的原則,不會隨便打壓香港的獨立文字人──附共者如陳志強、羅孚,被當作家奴,例外。
但今天的共產黨改變了。第一,它加強了對香港傳媒的控制,現在香港大部分傳媒都被收編了,獨立文字人發表空間愈來愈小。
第二,它用了群眾鬥群眾、放狗咬人策略──對付法輪功,收買一群反法輪功的人去牽制;你佔中,它又弄一群反佔中的。又找一些貌似更激進的人去扯泛民的後腿。
更骯髒和可怕的是,有人利用黑社會和暴力來對付文化人和示威者──《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迄今未破案;黑社會去反佔中和包圍《蘋果日報》。沒有證據,我不敢說這是中聯辦所為;但我很難相信,中聯辦不知其事和內情──因為那至少是邀功者所為;面對香港政治生態被暴力、黑社會污染而坐視不理,中聯辦難卸其責;蔡東豪因恐懼而結束《主場新聞》,豈事出無因?
所以在四十年寫作生涯中,我從未感受到這樣大的壓力;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哀──要是香港喪失了表達自由,是絕不宜生活下去的。
Vic:人必須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才算有真正的 表達自由。說香港仍然自由,法治無損(或法治因港人抗爭而受損)的人,是還未死醒或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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