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崔立如：国际格局转变与中国外交转型

　　 【摘要】2013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已经开始向大国外交“转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开启和中国外交战略转型基于两点：一是当今世界的变化；二是中国自身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自身的变化，正在重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要求中国外交在战略上更加具有国际视野，更加前瞻，更加主动，更具有创造性，即所谓的“战略调整”或“转型”。中国外交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如何实现战略转型的课题，体现出主动引领和塑造大外交战略的总体设计。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开启和中国外交战略转型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当今世界的变化；二是中国自身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自身的变化，正在重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所谓开启大国外交就是顺应国内外的重大变化，提升中国外交的能力和水平。这要求中国外交在战略上更加具有国际视野，更加前瞻，更加主动，更具有创造性，即所谓的“战略调整”或“转型”。2013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已开始逐步体现出这种走向大国外交的“转型”。

　　 一、关于国际格局的转变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这已是人们的共识。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谓的“重大变化”，既是指世界长期的发展变化带来的重大结果，更是强调其发展进程出现一个历史性拐点或急剧的转变。我们目前正处于世界历史性变化的过渡时期，是一个从量的积累进入到质的转变的过程。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催化了这个质变进程。所谓质的变化指的就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大变化。

　　 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即现实主义理论所描绘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即从冷战后的“单极时刻”进入多极时代。这一权力格局的变化影响重大。尽管其他理论学派在解释国际政治现实方面不乏其各自的依据和合理性，但基于国家利益、实力和权力结构的基本分析来讨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学派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并非因为它在理论上更为正确，而是它对国际政治现实具有更强大的主导认证作用。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对国际政治的主导作用，其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主要依据的外交政策实践，以及强力推行的一整套观念和话语，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构成。这也是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之所在。所以，不管我们是否赞同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它不但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人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和感知，进而影响许多国家政府的决策和国际关系的演变。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美苏之间竞争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一夜之间变成美国独步天下的单极格局，在美国“一超”带领下的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主导了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事务。这种戏剧性的历史突变造成的局面，人们也称之为美国的“单极时刻”。在这种单极格局下，21世纪以来美国打了两场战争。其中阿富汗战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合法授权，而伊拉克战争不仅没有安理会决议的支持，还遭到美国盟国的反对。但是美国还是一意孤行地发动了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止或制约它。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主导下，试图要把苏联解体造成的单极时刻固化成21世纪美国长期主宰的国际政治格局。一时间，美国似乎可以为所欲为，这成为后冷战时期单极格局的典型特征。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战后国际政治历史性转变，其核心发展进程就是从单极走向多极。所谓过渡时期，也是多极格局开始形成的过程。盛极而衰，历史上的帝国都没有逃脱这样的演变轨迹。“单极时刻”是美国冷战后的鼎盛，而美国对鼎盛的消费也是疯狂的，深陷两场战争的泥潭和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是其始料未及的后果。国际格局演变的加速都是重大事件造成的，2008年是个分水岭。华尔街一手造就的巨大金融泡沫一夜之间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金融危机造成了正反两个方向的事态发展，即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实力地位削弱和新兴经济体实力地位相对提高，而中国则是新兴经济体中主要的代表。美国实力和对国际事务控制力大大削弱，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单极时刻就此终结。更多的力量中心开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世界从单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当下还处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前段，即单极格局的解构过程中。单极结构是权力高度集中，而走向多极结构就是权力由集中变为分散。尽管在多极化进程中，非国家行为体在很多方面的作用在增大，但目前看来，走向多极世界的国际权力格局构成的主体仍将是民族国家，这大致分成两个层次：一是传统的五大力量中心，即美国、俄罗斯、中国、欧洲和日本，再加上另外两个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印度和巴西。二是在地区经济、政治层面出现的一批影响越来越大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可以称作“第二层次力量中心”。

　　 地区大国的作用在显著发展，从不同方面利用其优势影响本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治理和危机管控。比如韩国是一种类型，其经济保持多年的高速增长，已在“四小龙”中脱颖而出，成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与此同时，韩国历届政府都努力保持了与美国和中国十分密切的全方位关系，使其在东北亚乃至东亚的地区经济、政治和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印尼是另外一种类型，它是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具有传统的政治影响力，经济起飞较晚，但现在却拥有相对有利的比较优势，其雄心是要做东盟的主导大国，在地区事务中占有重要一席。在西亚中东地区，沙特的影响力来自其巨大的石油财富，以及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宗教中心的地位。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沙特要在西亚中东地区称雄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作为另一类型的地区大国，土耳其拥有横跨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理优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意欲以其伊斯兰国家世俗政权的成功典范，成为欧亚之间的经济政治桥梁。近年来在地区问题上土耳其力图有积极作为，扮演独特角色。当然，这些国家内部的发展都存在某些问题，但他们扮演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角色的意向是非常坚定的，这在未来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将成为日益重要的一个维度。

　　 在权力扩散的同时，国家间的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却变得更加密切和相互依赖。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在两极格局时期，两极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的，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界限分明，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极少，没有相互利益捆绑，两极格局的特点以对峙和对抗为主。这种结构特点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冷战形态，对立的政治－军事关系占据双方关系的主导地位，安全问题始终如同不散的阴云笼罩着国际事务。两极格局保持稳定的重要条件是在美苏核武库势均力敌下形成的核威慑。苏联解体后，东方阵营“树倒猢狲散”，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在美国“一超”主导世界的单极时刻，经济扩张成为时代主题，西方资本向全球所有未开发的市场进军，经济全球化有力地推动了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世界日益成为国家间联系紧密的一个整体。

　　 经济全球化促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经济多极化与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与此同时，政治的多极化也在积极发展之中。首先是冷战时期的西方政治－军事同盟体系开始松散化。在北约未来使命的辩论中，欧洲联盟的发展进入快行道，欧元的诞生无疑包含了重大的政治意义。其次，在拥有众多人口的几大新兴经济体崛起进程中，发展模式的多样化逐渐成为令人关注的世界政治经济现象。

　　 单极格局的权力集中基于美国的超强实力和对国际事务的巨大影响力，后者又基于美国对冷战后国际体制的主导地位和对其他国家的压倒性优势。单极格局走向解构首先是因为新兴力量崛起和美国实力地位的削弱（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豪华消费”有关），其次也和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形成深度的相互依赖关系有关。尽管美国依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利益捆绑的全球化时代，其所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制约大大增加。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指出，伴随美国国际地位相对衰落，是权力的相对衰落和影响力与独立性的绝对衰落。

　　 国际格局的核心是权力格局。从格局的解构到建构，要经历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衡和失序，之后再重建平衡和秩序。这几年世界上各种乱象丛生是过渡期的历史性特征。从两极格局到单极格局，解构到建构的过程短暂而简单，因为其过程基本上就是苏联这个超级力量中心的自身和平解体过程，华盛顿乘机与刚刚独揽大权、又热切想与西方亲和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达成和平交易，顺理成章地建立起美国这个超级力量中心主导的单极格局。当前正在发生的格局转换，则是超级力量中心实力削弱，更多力量中心崛起造成的。美国一极集权下的国际平衡从结构上发生了改变，这种平衡不是均势，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结构改变造成的失衡是深层的失衡，失衡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失序，而新的平衡的形成有待于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但多极世界的权力格局将是何种结构却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不言而喻，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首当其冲者非美国莫属。哈斯将这一权力的扩散和美国国际霸权地位衰落的发展描绘为“无极时代”的到来。他写道：“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看来将是无极秩序：世界不再由一两个或多个国家支配，而是受几十个拥有并运用各种力量的角色控制。这代表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结构型转变。”美国著名政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说：“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完全不同于我们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习惯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

　　 就地缘政治的影响而言，国际格局变化及其带来的问题，在亚洲表现得最为突出。2008年，奥巴马高举“变革”大旗带领民主党赢得大选，新政府肩负两大历史使命：一是重振美国经济，二是重新塑造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结合两大使命为一体，以亚太“再平衡”冠名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调整颇具标志性意义。无论人们对“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过程如何评论，在笔者看来，“再平衡”的提法其实道出了美国外交调整的中心思想，即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战略平衡（单极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美国要想维护其霸权地位，必须做出积极调整，来主导建立能够适应21世纪国际关系深刻变化的新的战略平衡。

　　 在当前国际格局的转变进程中，中国是除了美国之外最受关注的国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是128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诸多国家出口增长最快的主要市场、普遍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国际上热议的政治经济学问题。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把中国一举推到国际经济政治舞台的中心。毋庸置疑，迅速崛起的中国已成为当前国际格局转变进程中的主要变量和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构建者。

　　 国际格局的转变和中国实力地位的极大提升，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发生显著变化，使中国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

　　 首先是大国关系的变化。坐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变化在于美国对华关系的定位由“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变为“最重要的外交关系”。老大与老二的关系，对双方来讲都是分量最重的外交关系。而对要继续维持其领导地位的美国而言，对中国作为最大潜在挑战者的担心和防范也提高到新的水平。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明显地表现出这方面的调整。

　　 其次是一些周边国家对华心态的变化。中国本身的超大质量决定了其崛起过程的“外部效应”（或称为“外部性”）的巨大，周边国家对此感受最为直接。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不断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利害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与中国有某种竞争关系，或有重要争议问题的国家，利益冲突的一面将更加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采取欢迎的态度，并与之发生互动，形成对中国周边外交更为复杂的挑战。

二、关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