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起，11月8日被定为中国的记者节，到目前为止，记者节和护士节、教师节一起，是中国仅有的3个行业性节日，在理论上显示了记者在中国的相对重要的地位。
今年是中国第15届记者节，各地新闻界纷纷举行庆祝或表彰大会，而有关当局则再次强调：“记者必须为正义事业呼吁，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
然而，从纯粹的职业定义解释，被称为 “无冕之王”的记者应该是一个具有极高的公共性和监督权力的职业，因为每一篇出现在无论哪一类媒体上的报道，都会对个人、团体甚至社会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记者的整体经历，从1949年到1980年之前的30年间，中国的记者只允许有一个职责，那就是做党的喉舌，报道负面新闻就是揪党的小辫子，是反革命的行为。
1980年代，中国当局对文艺和新闻界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控制，西方新闻自由理念大量进入中国，中国记者有了一段自由时期，但六四的枪声结束了这个黄金时代，对媒体的控制重新严厉，最代表记者价值之一的报告文学界被几乎一网打尽。
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开始推进传媒市场化的改革，互联网技术和各种新媒体、自媒体的兴起，使得中国记者面临从未经历过的复杂和多面的挑战。
与此同时，自胡温政府后期中国群体事件层出不穷、维稳成为当局首当其冲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问题后，中国宣传部门一再加强了对传统媒体和各类网络新媒体的管控。
多重压力
因此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记者现在受到的压力来自多方面：媒体市场化后的经济压力、宣传部门管控新闻题材与内容的政治压力、各地官员出于个人或地方利益向记者和媒体在报道时施加的行政压力，等等等等。
此外，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与全球大多数国家的传媒机构和传统媒体记者一样，以官方传统媒体为主的中国记者也因为“自媒体”的兴起对传统媒体形成的巨大打击，正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存空间的压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陆网络媒体CEO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的采访时说，中国传统媒体现在进入了瓶颈期，面临着根本性和决裂性的危机。
首先是传统媒体自身条件导致的根本性的危机，主要在传播效率方面，面对互联网新的技术手段，传统媒体已经失去了原来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导致很多记者失去职业成就感。
其次，就记者个人而言，面对各类互联网新媒体的传播技术，过去在传统媒体所用的技术和经验几乎全部归零，必须从头开始，这是个能否完全融入互联网时代的决裂性问题。
此外，中国记者面临的问题还包括传媒市场化之后带来的激烈竞争，记者的职业收入普遍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不兼第二职业，许多记者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
新闻法和新闻自由
但无论面对来自互联网和新技术以及市场化方面的多么重大的压力，对于一个真正的记者来说，新闻报道的自由都应该是高于一切的，而在中国，尽管宪法规定了言论出版的自由，但是由于没有法律保障，却无法真正实现新闻自由。
自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老百姓的言论自由相对宽松很多，无论私下说什么，不再会被当成“反革命言论”；互联网普及之后，在微博、微信等新的言论平台上讨论的话题也几乎无所不包。
但是这种自由不仅没有法律保障，而且当私下言论拥有一定数量的受众后，会被视为实质上的传媒，于是也会和传统媒体一样，不会享受真正意义的言论出版自由。
尽管与几十年前相比，中国媒体在报道自然灾害和揭露地方问题方面有了很大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中并不包括敏感的政治话题和重大的社会问题。
如果中国要真正与世界接轨，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运动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必须条件之一就是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让记者有真正的报道自由，并颁布保障这种自由的新闻法。
在目前仍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新闻界鱼龙混杂的现象时有发生，而设立新闻法，在保障新闻自由和记者权利的同时，也能起到规范行业风气和保证记者节操的作用。
许许多多中国媒体人在30年前就呼吁出台新闻法，1988年，有关方面还曾严肃的酝酿起草一部新闻法，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新闻法仍然在传说中，而且即便真的有了一部新闻法，能否实施还是另当别论。
中国老一代革命家陈云有一段名言，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新闻法：“国民党统治时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