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正如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所说，学联代表上京的诉求，中央早已经掌握；也正如《环球时报》所说，学联代表很清楚，上京可能会被拒入境，即使入境也见不到国家领导人，那只是一场”苦肉计”。学联代表仍然去了，在机场进入离港禁区后被告知回乡证已被注销，无法登记。但是他们没有白去：上京是为了突破这场民主运动–“雨伞革命”的困境，被粗暴拒绝让它的困境更加清晰。
中国政府长期不承认抗议活动，对它最客气的称呼也是”群体性事件”。作为中共喉舌的《环球时报》，即使真的不懂得抗议文化，也可以理解。但是林郑月娥女士身为香港官员，对抗议活动故作惊讶，透露的信息令人担忧：是否有一天，香港也不承认抗议活动了？道理十分简单：所有的公开抗议活动，被抗议者都会了解其诉求，何况是在进行了一个多月之后；所有的街头抗议活动，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上演”苦肉计”，目的是为了引起公众关注，给被抗议者压力。
引起公众关注这一点不难做到，但是给被抗议者压力一直是这场运动的困境。最初设想比现在简单，就是冒着违法的风险，占领金融中心的要道，阻塞交通，当局不得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即便被捕，也还可以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或有机会重演台湾”美丽岛”等推进社会巨变的历史。
设计者”占中三子”以为这是一颗巨型炸弹，不到最后关头不可使用，所以一直光打雷不下雨。其实他们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这颗炸弹如此厉害，光是雷声也能吓倒被抗议者，逼迫他们坐到谈判桌上，或者直接让步。
“占中”拖延得让很多香港人不耐烦了，但是似乎更不耐烦的是中央政府，挑衅性地推出了一个全国人大”8.31″普选方案。于是香港年轻人上街了。按照最初的设计，引爆炸弹也不需要很多人，五千勇士足矣。现场抗议者很快就超过这个数，然后到了五万，然后是累计十数万、数十万……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全世界媒体都关注了……在被抗议者那边，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并不是要嘲笑”占中三子”的设计。公民抗命并不是新鲜事，无论是甘地领导的印度人反殖民统治，还是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它都和平地取得了胜利。但是，前两者的抗议对象是明确的，而且对方不得不作出反应。
一开始香港人的抗议对象当然是特区政府，现在对大部分人来说也是。因为他们争取的就是高度自治，所以要承认这是一个自己问题自己解决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香港特区政府无法承担的合法性和自治权。特区政府也试图想要扮演民主社会的统治者角色，通过对话沟通及谦卑姿态来回应抗议者。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未必有这种资格和权力。抗议者的诉求事实上掌握在北京手里，北京坚决不肯让步，特区政府对什么话呢？
特区政府进一步发现，模仿中央政府态度强硬、毫不让步，好像也没有什么损失，而且还更加自如。他们也不掩饰地一再告诫抗议者，这是北京的决定，我们除了上情下达，还能有什么用？
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明白，他们的抗议对象应该是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如果是这样的话，”占中”的逻辑就出了问题。在中央政府的框架之内，香港属于境外。一个在境外发生的抗议活动，如何对遥远的首都形成直接的压力？学联代表进京，就是要解决这一困境。然而，对付境外的捣乱者太容易了，不让入境就万事大吉。把自己国家的抗议者轻而易举地关在”境外”，这在全世界都少见。
“一国两制”没有给香港带来民主的保证，真正从这种管制模式中获利的是中央政府。《环球时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你说真普选的时候，它跟你说”一国”；当学生要进京上访时，它开始谈论”两制”。
在上周的”习奥会”上，习近平对香港民主运动作出明确的回应：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处理”。说得轻松而又坚决，连一句安慰性的客套话都没有。这不仅仅因为习近平个性强硬，更是因为北京政府的日常秩序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雨伞革命”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到底谁是被抗议者，如何让它感受到压力？迄今还没有看到解决方案。习近平对奥巴马说，中国在民意方面比西方国家追求得更多。有时这是事实。但是他似乎不明白的是，民主制度要解决的问题，是统治者不想追求的时候，民意怎么办？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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