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希腊文明在其早期阶段即西元前9-6世纪经历了一场“东方化革命”，即在宗教、哲学、艺术、建筑和科学技术方面接受了东方文明的全面影响。同一时期成形的希腊文学经典《伊利亚特》、《神谱》等是否同样深受两河流域等地文学的影响？当然。但这种影响究竟是在何种情形下发生的？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影响？从根本上讲，影响必须通过翻译来实现，然而在当时落后的交通通讯条件下，这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翻译，而只可能是东方文学的理念、主题、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等被辗转译述到希腊文学文本中。这一过程往往得花漫长的时间，经过不止一种语言/文化中介，以至于东方元素最终定型在希腊文本里时，已变形走样。
如我们所知，希腊文明是卓越的、伟大的。它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明，并通过西方文明对全球文明产生了影响。具体说来，希腊人开出了精密的科学和精致的“哲学”；他们不仅拥有《荷马史诗》这一世界文学的瑰宝，还拥有引人入胜的神话传说，更首创了悲剧这种文学形式；他们甚至发展出极有效力的军事技术和战法，在古代世界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亚历山大甚至多次以少胜多征服了庞大的波斯帝国。我们即便对这些成绩不太注意，也应当知道，希腊人修建了很多庄重、典雅的石头神庙，雕刻了大量造型优美、栩栩欲活的汉白玉塑像，还制作了大量图案精美的优质陶瓶。直到今天，他们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还在让现代人感叹。
问题是，希腊人何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在数百上千年时间里，希腊人自身的主观努力特别是其活跃的创新固然是极重要的原因，然而研究表明，其他古代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崛起和兴盛所发挥的作用也至关重要。这种作用如此巨大，如此关键，完全可以说，希腊文明建立在两河流域和埃及等更古老文明的基础之上。没有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化积累，没有苏美尔文、巴比伦和埃及文明对希腊经济、艺术、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没有腓尼基人的字母及一整套书写技术和文化，甚至假如没有吕底亚人发明的金属铸币，希腊文明能有后来那种出色的表现吗？当然不能。希腊人在科学、艺术、建筑、法律和“哲学”等方面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能如此深刻地型塑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现代西方文明，乃至全球文明吗？当然不能。
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西方学界却并不大承认这种影响。由于西方中心论作祟，即便左翼古典学学者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写出了探讨希腊文明之东方起源的皇皇三大卷《黑色雅典娜》以正视听，西方学界主流（遑论一般人）仍坚持旧思维，对东方对希腊的影响视而不见，或有意无意淡化这种影响。在1960年代，有西方学者认为，西元前8至6世纪希腊文明方方面面的创新，大体上都是希腊人独自完成的，因他们所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 — “蜷藏在滔滔大海和小亚细亚崎岖山峦背后的偏远角落”；[①] 即便埃及和西亚的实用科学、数学和天文学对希腊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无庸置疑，那也不是因为希腊人直接从他们那里吸纳了这些知识，而是因为他们从犹太人那里吸收了经其改造、转手后的东方知识。[②] 晚至1998年，诸如《图示剑桥古代希腊史》一类关于古希腊的流传甚广的权威著作，对于埃及和西亚对希腊的影响仍然竟以寥寥数语打发掉，根本没有想到辟出专门章节以详加介绍和讨论。[③] 甚至直到最近，西方学者中仍有人根据希罗多德《历史》里的只言片语假定，西方历史上的翻译正式起始于西元前6世纪，因为此时希腊人对于“外国女祭司们”的“吱吱喳喳的鸟语”感到好奇，也因为此时第一批希腊雇佣兵受雇于法老，进驻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学会了埃及语，从此希腊与埃及才有了常规交流，好像文明世界一直以来都以希腊为中心，希腊人压根儿没有跟东方人交往过，希腊宗教、艺术、文学和科技一直都单独发展，丝毫没有通过翻译接受过东方影响似的。[④]
要么因眼界狭隘，要么因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西方学界不大愿意承认一个明显而根本的事实：希腊文明并非原生文明，而是一个建立在原生文明 — 主要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文明 — 基础上的一个后发或次生文明，一个大约在西元前8-6世纪经历了“东方化”或“东方化革命”的后起的文明。如我们周知，亚欧大陆最古老的文明是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即所谓古代世界的“四大文明”。这些文明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诞生于大河流域的大平原，而非诞生在并非肥沃的希腊半岛的土地上或地中海、黑海沿岸那种干旱贫瘠的小块土地上。不用说，没有原生文明，不仅没有希腊文明，甚至没有人类文明本身。其实，18世纪中叶以前工业化尚未启动时，西方人仍很谦卑，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仍相对客观。自18世纪下半叶起，在启蒙思维尤其是新潮“进步”观的影响下，欧洲人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即，开始否认自古以来欧洲人一直径直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 — 希腊文化 — 受到了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化的结构性影响（其实，叙利亚或犹太宗教这一西方文明的另一源头同样受到了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化的结构性影响）；如果没有这种影响，希腊文明根本不可能成其为希腊文明。[⑤] 这个事实本来明摆着，无需证明，从希罗多德、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的僧侣们，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一直到启蒙运动早期的思想家，西方人一直都未否认。但及至启蒙运动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欧洲人突然间“发达”了、“进步”了，于是数典忘宗，不愿承认希腊文明曾是西亚和埃及文明的学徒了。[⑥] 现如今，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虽已成过街老鼠，但很难说西方人内心已完全摈弃了唯我独尊的思维，这或多或少地表现在他们对希腊文明起源的看法上。
明白了这一点，西元前8世纪以降希腊世界在经济复苏之后出现的爆发性文化繁荣，或者说希腊人在艺术、宗教、文学、科学、哲学突然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成绩，便不难解释了。事实上，虽然西方主流学界仍未完全摆脱旧思维，希腊文明受到了两河流域、埃及、安那托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的更古老文明的结构性影响，完全可以视为这些文明的子代文明这样的学术观点，在偏重于考据的古典学学者当中已大体成为共识。[⑦] 近年来，随着瑞士著名古典学学者瓦尔特·伯克特《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等著作被翻译引介到我国，[⑧] 我国学界也开始密切关注希腊文明的非原生性质。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1）古代东方文学是否对希腊文学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或者说，塑造了希腊人的精神面貌，滋养了从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索福克利斯、阿里斯托芬等一大批哲学家、文学家，至今仍然为西方大学里必修的《伊利亚特》、《神谱》等经典作品，是希腊人文学天才的产物，还是像希腊宗教、神话、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那样，也经历了一场伯克特意义上的“东方化革命”，即很大程度上也是古代东方文明的衍生品？2）如果说东方文学在某些方面对希腊文学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即古希腊文学的确经历过一场“东方化革命”），这种影响究竟在何种情形下得以发生？有哪些具体表现？3）如果说东方影响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而只可能通过翻译来实现，而在一个交通通讯手段远不如今天的时代，翻译绝不可能是我们今天熟知意义上的翻译，那么从东方文学文本到希腊文学文本的翻译，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翻译？
一
不妨先回答为什么说古希腊文学也发生了“东方化革命”这一问题。在古典学学者M·L·威斯特看来，古老的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⑨]里的英雄吉尔伽美什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的英雄阿基琉斯（Achilles）之间存在着如此多的相似点，这些相似点又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任何一个用心读过两部史诗的人，决不可能注意不到。例如，吉尔伽美什和阿基琉斯两人都有俊朗的面庞和极为强健的体格；两人都对伴友用情极深；两人的母亲都是女神，分别为宁松（Ninsun）和忒提斯（Thetis）；两人的父亲都是凡人，同时也都是国王，即乌鲁克国王卢干班达（Luganbanda）和伊俄尔科斯国王佩琉斯（Peleus）；因了这种神人混血的出身，人们认为吉尔伽美什是三分之二个神，而阿基琉斯则属于一个半神的种族；两人都差一点就获得永生，但最终都未能逃脱死亡；两人的父亲都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但两人的母亲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都预先告知儿子未来将发生什么，并给他们适当的告诫或建议；吉尔伽美什出发远征魔兽洪巴巴（Hunbaba）所居森林之前，将事情告诉他母亲，她担心儿子的安全，去向法力高强的神祗沙马什神（Shamash）求情，而当阿基琉斯遇到人生第一次危机时，也将麻烦告诉母亲，她也为了儿子去向宙斯求情。[⑩] 既然《吉尔伽美什》和《伊利亚特》的中心人物及相关情节有如此明显的重合，不妨说它们的相似是结构性的。
两部史诗之间还有另一个结构性的相似点，即有一个相同的主题贯穿在整部《吉尔伽美什》和《伊利亚特》中，分别将两个故事统合起来，此即吉尔加美什与他伴友恩基杜（Enkidu）之间和阿基琉斯与他伴友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之间的伟大友谊。在两部史诗中，主人公都因伴友的死去而肝肠寸断、伤心万分；两个主人公都因此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11] 恩基杜和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都因故推迟了若干天才举行。虽然吉尔伽美在伴友在被杀死以后，去到一个叫乌特-那皮什梯姆（Ut-napishtim）的地方朝觐，而阿基琉斯在伴友在战斗中被杀后怒火万丈，不能自已，下决心抓获并灭掉杀死帕特罗克洛斯的人赫克托（Hector），但最后，两位大英雄都采取了一种顺命的态度（至少阿基琉斯一度如此），以求心灵的平静。[12]
两部史诗之间的相似点当然还不止这些。《伊利亚特》中有一个情节十分有名，常常被学者援引，这就是宙斯与其兄弟推翻父亲克罗洛斯的统治以后，与弟弟波赛冬、哈德斯用抽签的方法来三分宇宙的故事。天神宙斯抽到的是宽敞明亮的天，天因此成为他的永久居所。海神波赛冬抽到的是波涛汹涌的海，海因此成为他的永久居所；哈德斯抽到了泥泞黑暗的冥府，冥府因此成为他的永久居所。那么大地被谁抽走了？谁也没抽走，而为三个神祇所共有共享。除此之外，三个神祇还共有共享奥林波斯山。[13] 然而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一美丽而有趣的创世故事并非希腊人的创新。在古老得多的阿卡德史诗《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14]中，已然存在这么一个场景：“‘他们（三神祇）握住签瓶的瓶颈，掷出签来；三位神祇进行了瓜分：安努(Annu)去到天上’；‘另一位神（原始文本此处为缺文）替他的臣民抽到了地；’而‘代表海的签则留给了慧眼睿见的恩基（Enki)’”。[15] 该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安努和阿达德（Adad）— 天神和风神 — 抽中了天；辛（Sin）和湼伽尔（Nergal）— 月神和冥界之神 — 抽中了地（这里，冥界包括在地的概念里）；恩基的管辖领域也定了下来，不是苦咸的海水，而是可饮用的陆地上河水和泉水，这恰恰也是希腊神话里波赛冬的管辖范围。”[16] 很显然，抽签瓜分宇宙故事的阿卡德文本与希腊文本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在两个文本里，宇宙都被划分三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天国、冥界和水域；在两个文本里，这些势力范围都派给诸神中最高的神，而且这些神祇都是男神；在两个文本里，宇宙的瓜分都是通过抽签来完成的。[17] 波赛冬与恩基这两个水域神的密切对应更表明，希腊史诗里一些情节可以源自不止一个东方文本。
还有更多的例子可以说明东方史诗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被移植到希腊史诗里。在《伊利亚特》里，女神往往会爱上凡人，为此插手人间的纷争而乐此不疲，甚至可能全情投入人类战争，把人类战场变成她们之间相互捉弄、逗笑或斗气的场所，但也因此可能受到人类的伤害。在荷马史诗学者中，这被公认是一个晚到的现象。然而，在荷马之前1500年便已诞生的《吉尔伽美史》以及后来的《阿特拉哈西斯》东方诗史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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