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领导人会面与否，安倍晋三面临的压力远远大过习近平。日本外务省不得不迁就东道主，以“四点原则共识”换来安倍首相与面无笑容的习主席“非正式”交谈约25分钟。
选自《纽约时报》中文网，作者：加藤嘉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终于见了面。
11月10日午间，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应约”会见了“来华出席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的”安倍晋三。两人见面握手时没有笑容，身后没有日中两国国旗。会谈期间，习近平也没有带王沪宁和栗战书两位政治局委员，仅有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场。
“这意味着，中方认为，这次的习安会是非正式的？”我联系到一位参与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对。不是政府首脑之间的正式会谈，而是APEC主办国和APEC出席国的领导人之间的非正式会谈”，对方如此回答。
而据我观察，日本政府和媒体却把这一次日中首脑会谈理解并解释为“正式”的，并高度评价“习安会”的成果，尤其强调双方领导人确认了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和推动海上联络机制的重要性。比如，“习安会”的第二天，11月11日，日本《朝日新闻》在封面头条报道“日中首脑，时隔两年半会谈，确认了战略互惠”，虽然该报道也指出围绕历史和领土的对立格局并未解决。
“习安会”的第二天下午，安倍首相在北京长富宫饭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通过会谈，日中两国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是改善两国关系迈出的一大步。”战略互惠关系是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担任首相后访华，与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会谈时提出来的。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上，安倍首相再一次用行动强调“我回来了(I’m back)”这一如既往的基调。
“习总要我们低调处理，”上述中方工作人员说。果然，中国官方媒体在评价“习安会”时措辞谨慎。
与掌声称赞“习安会”实现的日本政府和舆论相比，中方明显谨慎对待此次会谈，习主席也没有解除对安倍首相的戒备心理。毕竟，与不到一年之前公然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面对面，无论如何，习近平不可能不谨慎。两人刚见面握手时，安倍首相先伸出手，说“见到您很荣幸”，习主席没有回应。握完手、拍完照之后，习近平作为东道主应该像对待其他来访领导人一样，亲自为安倍指引路线，而他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习近平不得不谨慎的另一个原因恐怕在于日中两国政府在“习安会”的三天前共同发表的，就处理改善日中关系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第二条和第三条是这样写的：“二、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三、双方认识到围绕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前者没有直指安倍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第三条也没有明确日中两国之间存在领土争端，而这两点恰恰是习主席要求安倍首相见面之前要承认的。
在这个意义上，中方是让了步的。
“在原则共识上，日方没有让步，”一名日本政府官员强有力地说。据我观察，这是大部分日本外务省，以及背后智囊的集体认知。如前所述，日方在领土和历史这两个关键问题上都没有让步，至少文字上看的确如此。不过，第二条实际上暗示着安倍首相近期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参见本人上一个专栏：APEC峰会在即，日中关系柳暗花明）；在第三条上，日方首次提到“尖阁诸岛”，即使是针对“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承认了“存在不同主张”（中国不少媒体把第三条理解为“日方首次承认了领土争端的存在”。这不符合日中两国政府达成的原则共识，我至今未知中国不少媒体是理解错了，还是故意这样说）。
在这个意义上，日方也是让了步的。
其实，围绕双方所做的让步，日中外交官员一直处于磋商状态，无论是日方还是中方，此刻都大概清楚对方在怎么想，将怎么做。外界看得见的“原则共识”背后是两国外交官反复而艰难的谈判。这只是一份双方主观认定在本国体制和舆论说得过去的折衷文件而已。
当然，该文件将永远保留在史册上，不可谓不重要。至少短期看，它对日中关系改善和各种对话重启起到了作用。11月12日晚，在缅甸出席东亚峰会的安倍首相和李克强总理进行交流，确认了本着战略互惠关系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11月15日晚，在澳洲举行的G20首脑会议的晚餐会上，安倍首相继续与习总握手。同日，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和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举行了会谈，并就重启“日中财长对话”达成共识。
我个人认为，讨论在原则共识的起草过程中究竟谁做出了更多让步是没有意义的。需要仔细回顾的则是，究竟谁在掌控这一轮日中外交的游戏规则的这个问题。
“没有共识，就没有会谈”，一名中方从事外事工作的官员对我这样说。意思是，假如日中两国之间不达成原则共识，习主席就不会会见安倍首相。从“习安会”之前的两国外交行程表——11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会见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并共同发表了四点原则共识；8日，中国外长王毅会见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然后是10日午间的“习安会”——也可以看出其中从起草共识至实现会谈之过程的紧凑感。
那么，“先共识－后会谈”的游戏规则是谁来定的？在我看来，是中方，更准确地说，是习近平定的。在日中两国首脑无法实现定期往来的僵局下，安倍首相多次提出在APEC会议期间与习主席见面交流的愿望，并从“不要设定任何条件”的角度向中方施加压力。我相信，习主席作为APEC会议的东道主，是感到压力的，即国际社会，包括出席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的各国政府首脑们（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集体渴望改善日中关系之压力。倘若习主席不见安倍首相，显得他没努力、没勇气，在我看来，也不符合习近平特有的大气。
但感到更大压力，尤其是国内市场和舆论压力的恐怕是安倍首相。安倍首相一定要与习近平见面，并要求日本外务省务必实现会谈，中方又设定“先共识－后会谈”的游戏规则，在被两边夹在中间的日本外务省不得不跟着中方的“主场外交”走。结果表明，日方以留下“四点原则共识”这一永远铭刻在日中关系史上的文件，换取安倍首相以非正式的形式与无笑脸的习近平交谈约25分钟。
值不值？我此刻没有答案和结论。
“只是为了半途而废地见面，留下原则共识的那张纸，还明写了‘尖阁诸岛’和‘不同主张’，得不偿失，给接下来的日本对华外交蒙上阴影，”一名日本外交官对我感叹说。当然，跟着中方掌控的主场和规则展开外交谈判，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是日方自己所做的选择。就日方而言，这是唯一的事实。
无论如何，安倍首相和习主席见了面，握了手，说了话，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安倍首相在10日参加的富士电视台节目上（11日播出）表示，会谈结束后的另外一个场合，习主席对我说，“第一次见面是他人，第二次见面是朋友。”会谈结束后，安倍首相向记者们表示“我感受到了习主席对13亿人民负起的责任”。
我同意11月11日《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标题上的文字“安倍如愿见到中国领导人，然后呢？”。接下来怎么做，才是重中之重。强有力实施海上联络机制也好，重启日中经济高层对话也好，在地缘问题上展开合作也好，双方都要认真落实实际的工作。
“习安会”的第二天，11月11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日本政府在尖阁诸岛问题上关于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不满。
对于这一“习安会”实现后不久发生的日中政府之间的碰撞，日本和中国的媒体都进行了切实的报道。可见，日中关系没有“搞了一次首脑会谈就一定变好”那么简单，尤其在有关领土的问题上，将继续出现矛盾与摩擦，两国政府能否合理运用海上联络机制加强沟通，管控冲突是关键。
周二，安倍突然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如果顺利连任的话，我预计他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会保持克制。而习近平的态度则将左右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日中关系。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后”日本作家，曾在中国学习、生活近十年，著有《中国的逻辑》、《爱国贼》、《日本镜子》等，现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三国+1”是加藤嘉一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记录他对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及其互动的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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