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这两次中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然而，正如人类历史上的悲剧总能比喜剧提供更丰富的人生哲学的启示一样，二次中日战争的历史，是我们民族集体经验中的富矿，只要我们客观地、冷静并理性地考察它，分析它，就能从中发掘出有益于我们应对未来挑战的经验与警示的资源。
甲午战败：中国陷入“墨菲效应”陷阱的开始
首先要介绍一下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在近代以前，日本属于地球文明中的偏远地区，而且人口稠密，可耕土地狭小，自然灾难频发，资源贫乏，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要比中国严峻得多。此外，由于地理位置处于远离欧亚大陆的孤岛状态，作为岛国民族，日本对外部世界的变化特别敏感。有一种高度的不安全感。
然而，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中的不安全感与对外部世界的高度敏感，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恰恰变成巨大的优势。它对于西方文明充满兴趣与新鲜感，对中国的变化也观察得特别仔细，鸦片战争后，还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魏源介绍西方的著作《海国图志》时，这本木刻版的书籍已翻译成日文，并在日本国内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中国和日本几乎在同一个时期，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了仿效西洋的现代化过程，中国进行的是洋务自强运动，在防卫领域向西方学习;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明治维新，两个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似乎是并驾齐驱。
从这时开始，日本人中形成产生两种对华观念，一种观念认为，日本和中国都是东方的黄种人，同文且同种，且都受到白种人威胁，所以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御西方侵略，共存共荣，这就是所谓的日本亚细亚主义，日本在侵华过程中出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从这种“泛亚细亚主义”中畸变过来的。
第二种对华观就是对华扩张主义，这种思潮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对抗西方侵略，日本也要不失时机地通过获取中国的财富、土地、资源来让自己富强起来，甚至参与到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来，单独应对西方的挑战。这种扩张观念是日本侵华的思想理论基础，所谓《田中奏折》的内容大意就是，日本要征服世界，就必须先征服亚洲，要征服亚洲，就必须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要先征服满洲，要先征服满洲，必须要先征服朝鲜。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没有史料证明田中本人给天皇上过这样的“奏折”，但这份所谓的“奏折”中表现出的对外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日本进入近代以来两种对华观中的一种。不幸的是，历史上的种种因缘，让这种主张后来竟然成为了现实。
在亚细亚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潮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最终取决于中国洋务运动改革的深度和有效性。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洋务运动是一次失败的现代化运动，官僚体制的惰性，清朝统治者的缺乏远见，多数中国人的麻木不仁，使得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无法竞争，明治维新蒸蒸日上，整个日本民族发生重大改变，而中国则远远落后，中日逐渐走向战争。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使得中日两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进入了所谓马太效应(编者注——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两极分化现象)。中国赔了2亿3千万两白银，在当时相当于40亿美金，是日本几年国库收入的总数，这笔钱被日本人用来发展海军与陆军，发展重工业与货币改革，日本借助这一巨额赔款迅速成为东亚强国。与此同时，中国从此也就更加积贫积弱，同时，台湾也被割让了出去。中国的近邻与属国朝鲜则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并成为后来日本侵华的跳板，日本人放弃了“联华抗洋”的立场，主张对华友好的亚细亚主义逐渐淡出，而扩张主义在日本人中变得更为强势。
一个保守而拒绝开放与变革的民族，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是注定陷入“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的，这就是第一次中日战争给我们的历史警示。
西方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墨菲效应”，你走错了第一步，就会不自觉也会再走错第二步，倒霉的事情总是接踵而至，祸不单行。历史选择一旦错误，就会产生连锁效应。甲午战争的失败，恰恰是中国“墨菲效应”的开始。甲午战争失败的后果影响了中国将近百年，此战产生的亡国危险，也使中国的变法精英陷入焦虑感和激进心态之中，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极端保守的满清权贵进入政治中心，并引发了攻打使馆的“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入侵，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短短七年时间，中国对外赔款高达七亿两白银，从此陷入了民族危机的深渊。
甲午战争造成的第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清朝统治者引狼入室，统治者与士绅精英均误以为帮助中国人把辽东半岛从日本的虎口夺了回来的俄国人，是中国的患难之交。为了抵制日本人在朝鲜的势力扩张，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把俄国势力引入东北，让俄国人在东北造横贯东北的中东铁路，从此以后，俄国的势力在中国越来越扩张，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若干年中，东北俨然成为俄国人在远东的新殖民地，据说哈尔滨后来都盛行起俄语，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俄国发生利益冲突，1904年日本就与俄国在中国东北打了一仗，那就是日俄战争。虽然日本取得惨胜，但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仅战死就高达10万日本人，耗用军费达20亿日元。死伤数加起来几十万人。然而在美国的干预下，根据当时的华盛顿公约，日本从东北撤军后，只获得俄国中东铁路南半段25年的租借权，美国认为，打仗是日俄自己的事，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不能染指，土地应该还给中国，日本不得不答应了。他们心里极度不平衡。参加朴茨茅斯条约签订的日本外交官回到国内，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连家里的房子都被人烧了。按照原来日本的意图，东北原来已经是俄国的，现在日本胜利了，就应该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日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1915年的1月，日本大隈内阁要求袁世凯解决日俄战争的“历史悬案”来补偿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那就是“二十一条”，其中要求与中国共同开办工厂，“帮助”中国培养警察、军队，共同开矿，共同发展教育等。其条件之苛刻，连袁世凯读了文件后都大呼“直把中国当战败国了”。日本认为中国很软弱，没有能力进行现代化，所以强迫中国进行“中日合作”，“帮助”中国现代化，从而实现“共存共荣”。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很大程度是用这样的一个幌子，如果中国政府不同意，日本威胁将就马上派兵。就这样，日本通过把二十一条强加中国，使原来的“泛亚细亚主义”的精神和民族沙文主义与扩张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
袁世凯在日本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了其中的十六条，此事才算了结。在“二十一条”没有颁布以前，中国人的排日情绪并没有那么强烈。“二十一条”把日本的扩张野心暴露无遗，中国人深深地被激怒了，反日的民族主义浪潮从此迅速发展起来。
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以后又后悔了，由于日本野心过于膨胀，激起中国人的公愤与抗拒，日本人也觉得如此硬逼，得不偿失，会形成中国与西方联合起来对自己的压力，于是开始逐渐走向温和，到1920年代，日本的温和派文官政府一反过去的扩张主义政策，回到大亚细亚主义上来，开始向中国示好，包括向中国提供西原贷款，希望通过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低息贷款，挽回中国人对日本的信任。然而，段琪瑞时期的中国已经陷入南北分裂与对抗，日本文官政府对段政府的贷款并不能缓和矛盾，反而如同火上加油，让南方更加反日。这也成为后来日本强硬派攻击日本温和派“无能”的理由。
当民族主义高涨的速度高于国力发展速度
在五卅运动时期(1925年)，恰恰是比较温和的日本文官政府主政的时候，日本文官政府主张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国际公约，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迅猛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北伐过程中，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革命民众动员相结合起来，变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五卅运动后中国反日情绪非常强烈。北伐让中国民族主义有了一种新的动力。
北伐时期的国民政府具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趋向，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扬民族主义旗帜，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沙文主义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碰撞。1927年3月北伐时发生的“南京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该事件中，南京城内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和震旦大学预科意大利校长遇害，此外英日法侨民死亡多人。这就让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找到了以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来干预中国政治，并进而侵略中国的理由。就这样，日本不断膨胀的民族沙文主义、军国主义，与中国国内亢奋、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之间，就发生日益强烈的互动与恶性循环，中国民族主义越亢奋高调，日本民间就越依附右翼势力，日本的军国主义也越膨胀，中日之间两种民族主义相互不断水涨船高。
此前，日本本来希望通过张作霖实现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但张作霖本人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张作霖曾对英国记者说过，“我老张没有其他什么本事，但是为中国看好北大门，不让那些狗钻进来，这点本事老张还是有的。”据暗杀张作霖的河本大作回忆，他从日本到东北后，发现东北充满对日本人的排斥情绪，好不容易从日俄战争中获得的那些权益，就等于血白流了。他认为，日本侨民在东北缺乏安全感，在华人的汪洋大海中处于恐惧之中，所以只有炸死张作霖，让东北大乱，而后才有机会占领东北。但是他没有想到，张作霖死后，中国并没有乱，张学良完整继承了乃父的东北王的权力。
1928年，张学良把整个东北加入了中华民国，这就是“东北易帜”，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大贡献，但另一方面，张学良选择更加激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不断为日本军国主义膨胀提供了刺激。张学良当时只有28岁，以其政治经验最多是个连营级水平，然而却成为主宰东北命运的统治者，他在国力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以前，一味对日本强硬，他完全没有足够的经验应对如此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而且他个性非常彪悍、刚烈，杀了杨宇霆这样一些他父亲的重要智囊之后，更是独断独行。三千多件有关日侨民的申诉案件一律不予处理，陈案越积越多，矛盾也越积越深，自己则在北京吃喝玩乐，这也让日本民族沙文主义者大加利用以争取国内支持。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于1928年统一中国以后，提出不成熟的“革命外交”，高调地宣布要在短时期内，单方面地，无条件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就让日本一般国民认为，他们用十万人生命换来的南满铁路24年的租借权，也将很快付诸东流，当时中国的情况是，高调的、虚骄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的速度，远高于实际国力发展的速度。两者的发展不成比例。一方面，经历屈辱而刚统一的中国人，国力还很弱，而民族主义的情绪却日益刚愤强烈，而支撑这种民族主义诉求的国力与政府组织能力却没有相应跟上。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日本民族沙文主义正在向极端军国主义发酵，两者之间形成变本加厉的互动。
到“九·一八”前夕，关东军图谋在东北独立行动的情报已经为日本文官政府高层所知，当时日本的文官政府人士向中国方面的宋子文提出一个要求，中国必须在“革命外交”的基础上作出某些让步，说如果再这么下去，日本文官政府就要倒台，只要军人上台，中日之间的矛盾解决起来会非常困难，很可能要诉诸武力。当宋子文恍然大悟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前往北京与张学良协商，然而已经为时过晚。九一八事变恰在此时发生。
“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的一些激进派分子发动的自主行动，并不是政府行为，少不更事的张学良却没有对侵略者以任何反抗与压力，后来九十多岁时的张学良接待记者时，称当时他这样做是自己的主意，与蒋介石无关，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居然是“我不知道日本人这么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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