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大大”：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
“习大大”这个词汇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它的最初来源是新浪草根微博@学习粉丝团 ，从2012年11月21日起，其发布了大量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照片，且多有在近距离才能拍到的照片，发布速度比官方媒体甚至新华社的各个微博都要快，它用俏皮的话语报道主席出行，比如“习大大”“平平”，而其夫人彭丽媛则被称为“彭妈妈”。
学习粉丝团的微博经过再转发、扩散，“习大大”在领导人的粉丝之间趋向于主流话语。但这个话语还没有被官方认可——直到在2014年的9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视察时，来自遵义的刘轶说:“总书记，我可以叫您习大大吗?”“YES”。查看许多媒体报道，对这个“YES”的形容皆是“爽快的回应”。
自此，“习大大”作为一个草根微博的话语，被成功的进行了合法性收编，并成为官方媒体的主流用语。检索新闻，“习大大劝年轻人别熬夜”“习大大喝哪些好酒”等主流信息，都将其名字置换成“习大大”三个字；吐媒槽此前推送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习大大的新闻观与宣传观》，也在无意中参与了这个概念的生产和建构。
问题是，按照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路子，“习大大”的概念有不妥之处。大是“爹”的俗字，各地方言中一般指长辈，称某人为“大大”，本质上具有亲昵的指向。追本溯源的看，当一个中介性的名字，变为有亲昵指向的代称，会挤压一个词汇的解释空间，也会在根本上形成人们在认知上的偏差。当“习大大”成为主流文本时，就已经限定了框架——无论是语境、背景还是表达，都让批评的空间大为减少。
比如说，当我们说起“小平”的时候，我们想起的是什么呢？只能是力主改革开放的那个具体的“他”。这个话语，首先带来的就是亲和、魄力的形象构建。
类似的话语被进行合法性收编的例子不胜枚举。“APEC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作为2014年的网络新词汇，“APEC蓝”多指治理的超常规手段，在网络舆论场上，它被解释成为“Air pollution eventually controlled”、“Air pollution escaped from China”等各种延伸义，这些意义在亚太经合组合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得到了极为有力的彰显，它们与“禁止焚烧垃圾”“限牌停工”等各种伴随文本勾连，委婉的表达批评。
这一词汇在具有负面、消极的指向之后，迅速被进行合法性收编。2014年11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文《让APEC蓝永驻蓝天》，让“APEC蓝”的解释空间变得规范化、指称化，它暗示党和政府的决心、努力，将APEC蓝与国家形象、民族尊严挂钩，使其意义变得更加积极、盎然，而原有的讽刺、批评之意得到有效消解。
对民间生产的话语进行合法性的收编，是中国特色语境下，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趋向成熟的一大特点。此外，使用公共话语、创造特色概念、重新生产意义等路径，和对话语进行合法性收编一致，都是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所看重的手段。在以后的吐媒槽系列文章中，我会就这个基本脉络为大家介绍一系列政治传播案例。
在这里，我将政治传播这个题目，称呼为“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是因为，政治传播作为一个重要题目，在传播学中，与“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等被作为平行的内容。所以，不免要用老套的句式问一下，“当我们在谈论政治传播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些什么”。
随着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外延逐渐拓展，概念界定反而越来越模糊。政治和传播谁是主体，决定研究视角不同、研究层次不同、研究主题不同，如图所示，61%的研究倾向于将其纳入传播学范畴，49%的研究视角切入传播学，剩余的政治学研究比例，相对来说寡淡一些。
▲本图表基于2002-2016年相关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以及教育部社科研究重大项目）的分析
若要在概念上达成对“政治传播”的理解，适宜从“政治”“传播”两个概念上去探赜根源，但这两个词汇所隐含的意义又极其复杂。宽泛来看，理清基本的逻辑关系是有必要的：以政治为优先视角的“政治传播”，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它通过政治话语、政治修辞，达成劝服、改造、认同之效果；而以传播为主要视角的“政治传播”，我们可以称呼其为“传播政治”，其着力点在于传播本身的技术化、工具化，研究传播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功能，与前者相比，它更加宏观、显见。
61%的传播学研究比例，会研究什么样的政治传播呢？以学习粉丝团的“习大大”为例，大都是围绕传播规律、传播实务来进行的，怎样进行微博管理，怎样打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等，是“作为传播的政治传播”关心的内容。
“人本质上语言的动物”，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如此认为；亚里士多德则称，“人是政治的动物”；美国政治传播学者尼谋有一句名言：“政治就是谈论”。1970 年 12 月，福柯提出“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福柯第一个将话语和权力结合起来，他认为，话语不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是人们斗争的手段。
官方媒体的寥寥几个字的改动，何以会引发巨大的争议性？为何会释放出巨大的信息含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如何通过内容的排序和组合，生产出巨大的政治意义？在世界对于话语的定义权、解释权的斗争中，我们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随手可见的问题，正是“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所应当去关注的。在以后的吐媒槽系列文章中，我将会试图通过案例介绍，来还原政治传播的另一面。
参考资料
荆学民、苏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2月
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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