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慕容雪村
几年前，我在国内外做了多次演讲，不管是对于政治制度，还是重大的公共危机，我都喜欢说“从我做起”或“人人有责”，现在我承认，这些话并没有经过思考，基本都是废话。地震过后，我们可以献血、捐款，“从我做起”，而对于那些个人无从着力的治理灾难或公共危机，从我做起，做些什么呢？
最近几天，因为柴静的《穹顶之下》，中国的言论场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争吵，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被卷入其中，人们相当自然地分为两派：劈柴的和护柴的，这两派相互指责，甚至攻击对方的智商和人品，据说还发生了很多起绝交事件。
柴静的纪录片确实引发了一些明显的恶意， 但除去这部分，劈柴者和护柴者之间的分歧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巨大。这两派都不喜欢雾霾，也都希望根治雾霾。在相同目标之下，还会发生如此激烈的争论，这大概可以说明中国言论空间的状况。
对柴静及其作品的批评大约有五种：
一、对柴静的个人攻击。包括她的生活习惯以及个人风格（比如煽情、小清新等等），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这一部分或许会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不值得讨论；
二、对柴静电影的技术性批评。包括片中使用的数据、图表以及某些结论。后来证明，许多质疑“柴静错了”的人本身也有许多错误，但这并不影响“技术性批评”本身的价值。
三、阴谋论。因为电影发布的时机、片尾鸣谢的单位、官方媒体的推动以及某些官员的反应，有人认为这部片子或是由当局授意制作，或直接就是“治国理政”的一部分。最刻薄的甚至会用上“维稳”之类的词语。这部分的论者或许是脑洞开得过大，但在中国，阴谋论的长盛不衰其实自有其道理。除了不该把“恶猜政府”引申成“恶猜柴静”，阴谋论者也说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官方的助推一定有其目的，而公众应对这目的保持足够的警惕。
四、认为柴静回避了真正的原因，而且片中某些片断让人难免产生“雾霾各国都有”“雾霾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有些国家的雾霾比中国更严重”的印象。
在当前的话语环境中，柴静说出了一些浅层次的原因，比如国企垄断、执法无力、不同部门间地推诿扯皮，以及法律的缺失。这一切似乎是说“只要政府加强监管，雾霾就可以得到根治”。而全然未提及雾霾形成的制度原因。这种结论显然不那么让人满意。
虽然有些批评者言词尖刻，但换个角度来看，他们也代替柴静说完了那句她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那就是：这个制度，这个一党独大、没有监督、没有协商的制度才是真正的污染源。事实上何止是雾霾，包括食品安全、官员腐败在内的几乎一切灾难，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
对这一部分的批评，我主张宽容。柴静没说出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而批评者要求她说出这句话，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
五、 在影片即将结束的五分钟内，柴静讲了她自己对抗空气污染的几件实事，似乎是在号召公民“从我做起”。此外还有一部短片，“一念之间，改变雾霾。”
相当一部分批评由此而来。在批评者看来，这些动听的语言更多是泛道德化的倡言，对道德或许有点用处，但对笼罩中国的雾霾，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刻薄的论者甚至会把这些话比之为于丹式的心灵鸡汤。2014年2月23日，于丹在微博上发表了这样一段话：“关上门窗，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这段话激起的嘲笑之声是如此响亮，这嘲笑声不仅是针对于丹迂腐不通的解决之道，更在于她在言辞中间所完成的那个小小转换：她把雾霾这样的重大治理灾难，悄悄地转变成公民个人的心性修养之事，听来就像瑜咖或禅修。
雾霾是不可能在“一念之间”被改变的。要根治雾霾，不仅需要有政府监管，更要有来自民间的种种力量。要有独立的环保NGO发出倡议，开展行动（此处有风险），要有独立的行会来进行业内的砥砺和自我约束（此处有风险），要有独立的消费者团体来发起抗争，提起诉讼（此处有风险），在提起集体诉讼时，要有独立的司法（此处有白日梦），还要有独立的新闻媒体（此处有白日梦）。我不能武断地认为柴静没想到这一切，甚至可以假定她有不得已的苦衷，但作品呈现面貌如此，也就几乎必然地会出现种种与之相对的严厉批评。
在几个不同的微信群中，我都提过一个非常幼稚的假设：假如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对柴静的纪录片你会怎么评价？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回答：假如没有言论审查，那么，除了谩骂和攻击的那一部分，其它的批评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假如我们有完全的言论自由，柴静的这部纪录片是不够的，是有缺陷的。那么问题来了：就因为言论不自由，所以一部有缺陷的片子就成了完美的？而那些批评就失去了它们的价值？
（二）
“柴静的这部片子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善和恶。”
这句话最近非常流行，事实上，中国永远都有这样的镜子在流行。任何引起争议的公共事件、公共人物都被说成是镜子，而镜子两边，毫无例外，都是善和恶。
在这里，“善”和“恶”这样的词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更应该把这场争议看作是对雾霾问题的认识分歧，而这种分歧确实存在。赞同柴静的一方也许是善的，而批评柴静的一方也未必就是恶的。
在公共讨论中，我们的语言匮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几乎所有的问题最后都会变成道德问题甚至是智商问题。自己一方是道德高尚的，对手一方就是道德败坏的。看来讨论至此也就不需要讨论了，跟道德败坏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可是不然，因为正义的一方还要详细阐述自己究竟有多么正义，而邪恶的一方到底有多么邪恶。
在柴静事件引发的大讨论中，无论劈柴一方，还是护柴一方，都表现出这种把“道德化”和“情绪化”的倾向，“你有什么脸骂/维护柴静”，“骂/维护柴静的人，我就问你一句话”，类似的文章几乎随处可见，而恕我直言，这样的文风实在谈不上美妙，也没有多少说服力，在公共讨论中使用类似语言，给人的感觉更多是“这个人不准备讲理了”，而不是相反。
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诉诸情感或诉诸道德，常常是理据匮乏、语言匮乏的表现。但以宽容的心态视之，也可以把这当成是中国人学习如何参与讨论的必经阶段。而这才是真正应该“从我做起”的事，其中包括：尊重自己的论敌，尽量使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尽量不使用过激的语言，等等。
我对柴静的电影总体评价不错，但远谈不上完美。有些人可能会说：你觉得不好，你去拍一个！这里不回答类似问题。在最近几天，我作为批评者也受到了许多批评，较为严厉的包括“嫉妒、阴暗、文人相轻”，我也不准备做出回应。不过还是有一些问题值得分说几句：
“你一定要求柴静说出那句话，你自己为什么不说？”
对于雾霾形成的原因，许多人都已经说过了，而即使自己不说，也可以要求柴静作为公众人物做出更接近事实的分析。
“柴静是实实在在做事的人，而你们这些人就只知道指手划脚。”
一个社会不能缺少行动者，也不能缺少批评者，而批评者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做事的人指手划脚。
“柴静的纪录片有那么大的影响，这就是她的价值！请问你又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的部分可以不予回应，而关于价值，柴静的片子确实影响空前，但如果不能导向雾霾形成的真正原因和解决之道，这影响力的价值也未必就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此外还有：
批评当然可以，可你们有没有考虑到柴静的感受？
批评当然可以，但不应该求全责备。
上述话语更多反映出的是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中国社会太缺乏行动者了，柴静走出这一步，应该得到赞美。但纯就批评而言，它并不需要考虑被批评者的感受，否则岂不成了中共的民主生活会？而假如“求全责备”说的是批评的标准，我不知道用高标准来批评有什么不应该的。引申开去，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太不“求全责备”了，所以这国中的学术才会是这种水准。
（三）
我常常想，柴静的纪录片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或许是因为时机不对。假如3年前推出，我一定会大声赞美。而假如再推迟一年或两年，它所受到的批评或许会更加严厉和刻薄。
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前的分歧与言论环境的关系。在过去的两年间，中国的言论空间空前压缩，大量的账号被注销，许多原本可以存在的NGO被强令注销，大量的人被捕入狱。在日益艰难的环境中，言论者群体和社会公众都开始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人投向主旋律的怀抱，一部分人闭上了嘴，还有一部分人则开始抛弃温情话语，走向激烈甚至极端。
而柴静的话语处于中间地带，既没有更激烈，也没有更爱党爱国，说出了部分事实，但也没有讨论至核心地带，基本上可算一种温吞话语。在“围观改变中国”“微博改变中国”等口号流行的年代，这种话语极受欢迎，也不会有多少人批评。但在意见日益分化的今天，这种温吞话就会同时受到两个方向的攻击，那些热爱党的人会认为这片子抹黑了党的事业，而那些激烈之士则认为这片子完全不提真正的原因，简直就是在为党分忧解难。而柴静的感觉大概是啼笑皆非：这些人看的是同一部片子吗？为什么结论竟如此大相径庭？
这种状况并非始于今日，当局的打压更使得这种分化呈直线加速状态，从柴静事件可以看出，两端的人都在增加，而中间地带的人则相应减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状况不仅不会平息，反而会更加激烈。它所涉及的议题也不会仅限于雾霾，任何政治、经济、环境议题都可能引发类似的争论。对那些长叹“人心不古”的朋友们来说，去研究何以至此，可能比单纯地介入争论更有意义。
这种分化可能会带来极为难堪的局面：言论者之间的谅解越来越少，攻讦和指责越来越多，可调和的余地也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朋友走向绝交。但好的一面是，今后的公共讨论（假如还可以公共讨论的话）可能会更直接，更触及底线。一句话：暧昧地带不复存在，那些不肯明示自己位置的人的将不再拥有“裕如也”之境。
在大一统成为宗教的国家，这种分化或分裂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担心，可事实上，它不见得全是坏事。在这样的国家，“意见统一、步调一致”常常是权力强行所致，权力也从中受益最多。而分歧则可能意味着竞争和自治。而这或许就是柴静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