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夕，柴静制作的专题片《穹顶之下》引发了中国对于雾霾问题最大范围的舆论聚焦。尽管雾霾可能对所有此片观众的健康构成威胁，但这部片子并未如很多人最初预想的那样，形成共识性的公共舆论，进而促成建设性的公民行动。作为这部作品的衍生物，舆论围绕柴静品行、动机以及专题片的传播技巧、科学内容的辩护与质疑，已遮蔽了最应被正视的公共问题——治霾。
柴静抛出的治霾议题在民间裹足不前，其困境在于议题本身的性质、提出议题的个人，以及扭曲的公共舆论。
首先，雾霾虽事关所有人的健康，但作为一个公共问题却具有较高的讨论门槛。它不单需要专业的环境科学知识，亦涉及政府、企业、民间相互间及各自内部的复杂博弈。这意味着有专业资格进行深度讨论的人数有限，广大受众也不具备判断其真假对错的能力。而且严肃深刻的讨论，需要的时间成本较高，这中间的空窗期也会使得好不容易唤起的民间热度逐渐冷却。另外，不少有价值的跟进文章，也被更多吸引眼球却无助问题解决的信息浪潮所淹没，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其次，无论是在新闻专业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柴静都是让各方人士争执不休的热点人物。从其节目强烈的情感导向到赴美产子、离职央视，使她收获了影响力，也极具争议性;既拥趸如云，亦不乏如潮反对。对很多不懂雾霾的人而言，柴静本人更容易激起他们的表达欲望，因为围绕名人私生活和品行的讨论，几乎无门槛可言，被片子巨大影响力撑开的言论空间，为各类溢美之词和流言蜚语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大量的注意力从“事”(治霾)转移到“人”(柴静)上。
再次，在“道德批判”和“动机指责”已成主流公共话语的舆论氛围下，公共对话极易掉进越辩越僵的陷阱。近两年，对贪官、网络大V、境外势力进行道德批判和动机指责、将其搞臭、污名化已成为常态化的官方主流话语，并使这种阶级斗争、敌我划分的舆论氛围潜移默化地传导到不少普通网民身上，强化了公共对话中各对话群体的敌意与成见。大量带有阴谋论意味的揣测、只求打倒对话者而不求共识的对话铺天盖地，以至于呈现舆论两极化、情绪化和大量中间群体的厌倦和退出。
在本次事件中，这一倾向尤其明显，以致于连分歧性意见(如“公民应重视治霾”和“发达国家都是先发展后治理”逻辑上并不冲突)都演化为针锋相对，建设性沟通越来越难。可见，柴静这部通俗易懂、话语间常带情感的专题片，短暂地使国人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穹顶之下》一夜之间成民心所向，近乎无人不知;但这波舆论大潮在一个别扭的公共舆论空间中，亦迅速被很多人视为众矢之的。公共对话不欢而散，公共舆论一盘散沙，公民行动深陷泥潭的背后，是民众对公民话语及行动的怀疑和厌烦。
近年来，知识分子和公民团体的公共话语和行动在约束公权力上少有建树，也甚少转化为大众实实在在的权益和成果，其话语模式难免带来审美疲劳。加上公权力对舆论更深层次的介入，官方对其一边倒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越来越多民众的观感中，公共批评不过是牢骚满腹，日日空谈不如实干自给。
国内本就脆弱的公民主体意识正一步步被愈发普遍的政治犬儒主义所侵蚀：顺应现实，对公民行动少有热情与信心;精致利己，对他人和社会袖手旁观;愤世嫉俗，认为道义不过是自利的外衣;娱乐至死，公共问题不过只是消遣。即便《穹顶之下》指向的治霾问题有着相当大的共识空间，却依然面临着如此尴尬的动员困境，说公共舆论深陷雾霾之中，并不为过。
《穹顶之下》的大热昭示了公共话语和公民行动仍有巨大的动员潜能，而它走向歧途却提示了公民话语的动员效果、民间主体意识和自主组织能力面临的危机。当下，与其惯常性地将窘境归咎于公权力对议程和舆论的干预，不如三省吾身，对公共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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