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刘亦凡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关于艺术如何被政治化，已经有了不少分析和讨论；但关于政治如何被艺术化，我们多半只是匆匆看客。离开红场，回到天安门。本期外刊扫描聚焦中国的阅兵仪式，力图展开通向这门政治艺术的“观看之道”。
下面的三篇文章均写于我们生活其中的“新世纪”，在格尔兹、林⋅亨特等人的启发下，三篇文章的作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阅兵传统做出了全新的深描。
第一篇文章考察了建国初年庆典仪轨的设置和仪式空间的筹措，展现了新中国阅兵传统同苏联的历史渊源和基于领袖意志的内生因素。
第二篇文章深入1986年的电影《大阅兵》，探讨了阅兵仪式的形象和解放军革命传统在后毛泽东时代的跌宕起伏。
最后一篇文章则以2009年国庆阅兵为例，从镜头语言和仪式线索的角度，揭示阅兵如何在新的世纪讲述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仪轨更新与空间改造——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阅兵传统的发明
整理自：Mao’s Parades: State Spectacles in China in the 1950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90, 2007.
作者：Chang-tai Hung
1949年2月3日凌晨，滞留北平东交民巷的美国学者Derk Bodde目睹了这样一副场景：“（解放军）坦克、军车、大卡和各式运输军备装载着无数士兵和装备，经过我们的面前，队伍行进持续了整整一小时。路边的群众似乎都对此印象深刻，而对我们这些美国人来说，游行中出现的美国军械无疑是最大的讽刺……”
然而，Bodde并不清楚：正如之后的多次庆典阅兵，这些以游行姿态进入北平的解放军，同样是精心筹划的结果。入城部队按照北平地下组织与东北野战军的事先约定，兵分两路进驻市中心，一路直奔位于禁城南侧的正阳门，一路则进入外使馆密布的东交民巷，以示中国革命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中心的占领。不过，与贯穿50年代、面向全民的数次阅兵游行相比，这场令Bodde颇为称奇的凯旋进军，只是中共仪式性策略在其掌握政权伊始的冰山一角。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事实上，早在20年代，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刘伯承就曾对苏联的劳动节红场游行有印象深刻。伴随共和国在1949年10月正式成立，阅兵游行与节日庆典迅速成为革命政权树立民风人心的常态机制。恰似革命党人在法国革命与十月革命之后的做法，中央政府在同年12月颁定了新的公共节日，以示新中国与旧社会历法时令的区别。而在这些新设立的节日中，十一国庆与五一劳动节的地位尤为显要。仿照苏联以专设委员会筹措劳动节庆典的办法，中央政府在1951年成立了“首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筹备委员会”和“北京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委员会”，两大机构在时任北京市长彭真的领导下，直接负责每年5月与10月的阅兵游行活动。
虽然对执政不久的中共而言，举办庆典既存在安全风险，也缺少现成经验，但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下，彭真领导的两个委员会很快了发掘了一套可供操作的共和国仪轨。遵循1949年10月阅兵式的结构，彭真在国庆阅兵中保留了“军队阅兵”和“群众游行”的划分，而在劳动节庆典规制中则剔除了阅兵的部分，由此，新社会的各个阶级也就得以在群众游行中显现其政治身份。到1951年，少先队员、工人、农民、公务员、学生、运动员等群体已经构成了群众游行的常规序列，他们分别被编为九排方队，在庆典当天凌晨于东单和王府井提前集结。待分列式告一段落，他们便手持红旗、标语和气球，紧随护卫国旗和领导人巨像的仪仗方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根据苏联组织群众游行的经验，彭真领导的筹划委员会为不同方阵设计了独特的行进形式，以求在同一节庆主题下呈现各大社会阶级建设新中国的火热图景。通过在行进中展示最新的生产机械模型，走在前排的工人方阵展现了先进阶级推动生产变革的决心，作为新国家的领导阶级，他们被仪式设计者赋予最大的权重。贯穿整个50年代，参与天安门游行的工人不仅在数量上是农民的四倍，诸如庆祝党代会召开、保卫人民公社等关键政治标语的展示，也通常由他们扛鼎。相形之下，少先队员和农民等方阵的展示则更强调新国家的团结和本土性，后者以腰鼓和秧歌等传统表演为其受阅形式，前者则在游行结束后按指定路线引领各游行方阵奔向金水桥、接受城楼上的领导人亲切的致意——用1954年赴苏联学习阅兵组织经验的曾平的话来说：年轻人和农民方阵展示方式的独特设计，尤其是游行结束后群众涌上金水桥，是在重大庆典中“贯彻‘以我为主’方针的一大关键”。
彭真及其筹划委员会设计的阅兵游行方案在50年代中期基本成为共和国的新仪轨，但伴随着50年代高层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个参考苏联庆典雏形、同时力求“以我为主”的仪式成例，在实践中常常要求突破既定框架的迅速调整。大到游行主题的拣选，小到领导人画像的安排次序，都需要彭真和相关执行者向上级部门的请示，而周恩来、陈毅和时任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对庆典安排的意见，同样是彭真必须考虑的筹划要素。无论是“马恩列斯”画像是否应在国旗方阵后出现，还是孙中山画像是否应从群众游行中剔除，都是1955~1956年各方争论的焦点，尽管彭真针对这些议题发表的意见通常都会得到党内的最终认可，但就庆典涉及的范围而言，党内高层所代表的国家意志远远超过了执行者的一线努力。
执行者“设计”秩序，国家意志却有权塑造秩序发生的空间。1950年，由于聂荣臻发现旧“三座门”的宽度不利于大规模游行队伍的通过，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推行天安门改造计划，以保证天安门广场和長安街足以容纳20万游行群众。到1959年，广场面积已扩展为44公顷，原本环绕广场的宫墙与长安门也被全部拆除，不仅分列部队和游行群众得以从宽广的長安街通过，庆典时分的盛况在天安门城楼上更是一览无余。与30年代苏联扩建红场的经历相似，共和国的建政者于50年代对天安门广场的空间改造，使天安门成为了类似红场的政治中心。而彭真等人在群众游行末处设计的“涌向金水桥”环节，与其说是对苏联群众游行礼制的一次突破，不如说是对这一政治中心的又一次展示。
除却空间秩序的改造，历次庆典动员中的组织与动员，也显著反映了国家对仪式展示的控制程度。不同于自发因素在早期仍占主流的苏联庆典，新中国的阅兵游行无不是反复操演的结果，国家不仅在参与人员的遴选上严控口径，甚至当河北某县代表试图在1951年国庆庆典中展示讽喻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漫画时，《人民日报》也会如此“以小见大”：“像杜鲁门、蒋介石、李承晚这样的反动派，凭什么能和劳动人民一起载歌载舞呢？”
在今天的中国，如此缺乏幽默感的质问很可能已不会重现。但对当时的主政者而言，挑明这一问题的严肃性和奠定共和国的新礼制一样，都是在革命成功之后，维系红色江山、重温不朽时刻的重大要件。人们逐渐开始明白：“阅兵无小事”。在此意义上，上世纪50年代初的仪轨创设在激荡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同时，也刺激了中国人已不再熟悉的礼乐记忆。前者或已不再，后者常见常新。
超凡领袖的远去与无名者的生活——80年代阅兵故事重述
整理自：The Charisma of Power and the Military Sublime in Tiananmen Squar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 No. 2, 2011.
作者：Haiyan Lee
自天安门广场在50年代成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毛泽东就将每年的阅兵游行视为展现中国革命生死斗争精神的场域。洞悉政治事务敌友本质的他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通过秩序井然、整齐划一的队列展示，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得以和诞生于枪杆子的政权紧密联系。对毛泽东而言，无论是建国初年对天安门广场空间格局的改造，还是对苏联庆典仪轨的借鉴，一年一度的天安门阅兵既应成为中国人民扫荡封建秩序的象征，也是宣示中国共产党时刻准备与敌斗争的舞台。
然而，伴随克里斯马领袖在70年代末退出历史舞台，阅兵的超凡魅力也在国家方略的转折中迅速分崩离析。革命意识形态的消褪，致使曾经清晰可见的仪式中心面目含糊，而同时，解放军在革命年代和建国初期形成的独特传统也并未失亡殆尽。面对突如其来的转变，关于阅兵的中国叙事也由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84年，天安门广场迎来毛泽东去世后最大规模的国庆阅兵。尽管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此次阅兵在仪轨、口号与话语方面仍大致与之前保持一致，但在天安门广场可见的阅兵仪式之外，一种新的阅兵叙述正在仪式自身的时空外兴起。1986年，由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的电影《大阅兵》在全国上映。与过往的军旅题材不同，这部聚焦1984年国庆阅兵中受阅士兵的影片并未将呈现的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英雄史诗的传统叙事中，令人惊讶的是，这部电影在这项属于人民群众的神圣庆典中发现了离经叛道的“个人主义”。
相较《英雄儿女》等经典影片对革命军队无私精神的中心铺陈，《大阅兵》的镜头语言同样关注受阅部队集体训练的场面，但在千人一面的汪洋大海中，陈凯歌和张艺谋看到的更多是浪花的姿态，而非秩序井然的惊涛拍岸。在影片中，根植于个人与集体密切配合的队列艺术，往往成为个体意识的强力表达。在描写新兵刘国强陈述自己“不下火线”原因的一段戏中，这个年方十六、高烧不退的孩子说，他之所以瞒着战友、坚持训练，不是因为担心上司的批评或者他人的非议，而是因为只有站在队列中，他才能“听到战友心跳的声音”。听完刘国强的自白后，王学圻扮演的连长李伟成准许了刘继续训练的要求，尽管对这位年长的军人角色来说，“荣誉”、“集体”和“牺牲”才更像是士兵坚持不懈的理由。
如果说刘国强的心声代表了新一代中国士兵对自身身份的理解，那么李伟成等人对大阅兵的疑惑，则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军人在传统沉浮时刻的焦虑。在严酷训练贯穿起来的影片中，陈凯歌安插了一次集体焦虑的群情爆发。吴若甫饰演的士兵吕纯在集体会中直言不讳：“现在这年月，谁没有一点私心？我们四百个弟兄每天起早贪黑，为了什么？像机器人一样走路！……孙指导员，你知道现实世界里的人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吗？你以为我们在这儿搞一个小小的阅兵，他们就会热血沸腾么？谁会理解我们军人的难处，时代早就变了！”在吕纯这样的老兵看来，在这个“变了的时代”里，士兵的境况和阅兵的意义早已不复往日，形式化的阅兵已失去了过往岁月中千人唱、万人和的魅力。
除却军营在时代更迭中的焦躁和新一代士兵的独特意识，集体主义和无私精神在后克里斯马时代的松动，还表现在旨意含混的只言片语之中。在影片中，刘国强的同乡郝小园将阅兵训练视为服务国家的义务。但和为了国家使命、割舍个人私情的革命先辈不同，郝小园认为，通过阅兵训练对国家义务的履行本身就是对连队这个大家庭的回馈。在他的意识中，连队首先不是基于使命和服从的“战斗集体”，而是一个兄友弟恭、相互扶持的生活世界。在这个理想世界里，亲情、乡情和手足之情，才是维系士兵对国家忠诚的基石，正如排长江俊彪在洗澡时给指导员孙放提出的问题（小孙，北京到底是个啥样呀？），“国家”在《大阅兵》中与其说始终在连队家庭生活中隐而不见的核心，不如说只是一个个“外省青年”出于机缘巧合、产生交集的陌生人。
时代可能真的变了。在一段表现烈日下军姿训练的镜头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汗如雨下却仍屹立不倒的钢铁士兵，或是悲壮旋律中与自我不懈斗争的英雄容颜，张艺谋让我们看见，饱受烈日炙烤的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又不断被担架抬回营地。对这个饱受争议的镜头，陈凯歌在一次采访中如此回应：“我想借这部电影追问一个问题，个体能否在洪水猛兽般的集体权力面前生存，还是注定就此毁灭？我的结论是，个体必将毁灭。”
陈凯歌将阅兵视作“将个体合成为群体的过程”。在这一语境下，他对集体主义的怀疑使阅兵故事的重述，也就间接转化为对阅兵本身的拷问：对“爱国精神”的追求，是否有必要以士兵灵魂与身体的痛苦为代价？有没有一种理由或者使命，足以使人类身体的机械化成为正当的存在？从陈凯歌的自白来看，阅兵在他眼中，或许只是国家控制士兵身体的装置，无论是领袖在场之时、还是谢幕之后。而“时代变了”，也只是释放阅兵本质的一个契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时代文本的《大阅兵》，同时持有跳出时代的野心。
不过，在故事的最后，《大阅兵》仍然在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和解。为了阅兵的顺利进行，故事中的人物再次回到了我们熟悉的命运模式之中：心存不满的吕纯回到了训练场，发烧上阵的刘国强住进了医院，身患重病的老连长李伟成则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受阅机会，以求连队在阅兵中有最佳表现。
对他们来说，阅兵已不再是一场事关宏旨的使命或者训练，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大时代中无可回避的平乏生命和精神寄托。政治的艺术化，因此就不再是艺术政治化的同题，而是所有人生活历程中无从驱赶的幽灵。
记忆史诗与镜像祖国——2009年国庆阅兵的合法化叙事
整理自：Performance, Meaning, and Ideology in the Making of Legitmacy: The Celebr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Sixty-Year Anniversary, China Review, Vol. 11, No. 1, 2011.
作者：Yih-Jye Hwang and Florian Schneider
根据韦伯的著名定义，合法性是人们服从某一统治秩序的原因，权威的确立，则需要依赖信仰体系的合法性建构。在人民共和国6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仪式化展示一直是塑造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而在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新世纪，规模蔚然的庆典仪式更是执政党走入千家万户的政治法宝。
鉴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化，作者认为：2009年的国庆阅兵仪式是观察新世纪中国合法性构建策略的重要视域，在经济发展、爱国情感和社会和谐的全新信纲下，阅兵仪式动用空间、话语和象征手段，缔造了一种混合式的合法性展示路径。
不同于建国初年的国庆庆典，2009年的国庆阅兵已更多是一项透过镜头、面向公众的事件。除了受邀莅临阅兵现场的3万名观众和近20万志愿者，公众对这项国家盛况的参与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直播镜头，举国上下于上午10点整准时进入千里之外的祖国中心，目睹党和国家领导人步上天安门城楼，并在60响鸣枪礼的陪伴中奏唱国歌。在自上而下的团结印象和庄严氛围中，镜头随即以胡锦涛主席为中心向我们展示陈列在長安街北侧的军队。检阅者与被检阅者以观众熟悉的方式互相问候：“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首长好！为人民服务！”等检阅者回到城楼、开始发表讲话，镜头此时又不断根据讲话内容调整观众的视线：当演讲者提及毛泽东时，镜头迅即对准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而当讲话进入“党的领导”这一主题时，镜头又切换至讲话者身边的政治局委员。
在这个镜头构建的世界中，不仅观众得到了追随主题的紧凑感，旨在彰显国家力量的受阅部队也成为镜头语言的有机部分。在紧随主席讲话后的分列式中，每一受阅方阵的行进展示都被固定为均匀的35秒，尽管致敬的观礼者和微笑的少数民族代表不时穿插其中，但包括随后进入视野的坦克、军车、战略核武、战斗机，大都在相同的时间内由几个相似的视角加以呈现。而通过与镜头同步推进的解说词，观众可以知道：在此次阅兵中，有超过50种本土制造的全新武器系统出现，这不仅表明国家的军事实力在10年间的突飞猛进，也彰显了中国“维护和平和世界发展”的能力。
在阅兵仪式的镜头和声像语言中，“和谐”与强势的军力展示具有同等的中心意味。切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官方主调，类似“维护和平和世界发展”、“和谐共进”的解说词在金戈铁马的阅兵进程中屡见不鲜。而在随后开始的群众游行中，展示策略的含混性得到了更进一步体现。
首先在群众游行中展现的部分是以共和国四代领导人为主题的巨型方阵，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巨幅画像为载体，四大方阵分别以“开天辟地”、“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和“继往开来”为名，在短短20分钟时间内向观众展现了共和国60年的成长史。除却毛泽东“开天辟地”方阵展示用时5分钟，剩余的三个方阵都在4分钟内完成了各自的时代总结，伴随四代领导人的原声录音在行进中相继播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等切中时代要旨的政治话语在这幕历史剧中此起彼伏，而仍有历史症结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则未在这出社会主义史诗中出现。
不过，如果联系之后“伟大成就”主题的游行展示，这部史诗展示对部分疑难历史的“冷处理”，或许并不是出于对接过去与当下的简单要求。群众游行的后续部分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出发，逐渐将当下成就的事实铺陈为理解历史的语境。由花车串联起来的各方阵详尽陈列了这些成就的独立性和突破性：十三亿人粮食问题的解决，高铁、航空和各级制造业的腾飞，生物基因与航天工程的最新成果，刘翔、李宁和北京奥运的辉煌战绩，乃至2003年抗击非典和2008年抗震救灾的重大事件，都在这一展示序列之中。而由181名外国人组成的“同一个世界”主题彩车和在“美好中国”方阵中出现的“宝岛台湾”彩车，也在上述成就之外展现了海峡两岸、乃至中国与世界日益密切的关系。
对中国观众而言，这些成就都是熟悉的，也是平时并不经常想到的，这种若即若离的熟悉感，使成就展示的部分得以在承接人们思绪的同时，为观众提供一种当代史书写的范本。神舟上天、北京奥运和四川地震等近期发生的事件取代了历史中的其他关节，所有当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也就由此取代了某一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成为凝聚历史与当下的真正基础。
从2009年中国国庆阅兵的仪式语言来看，“后三十年”已经成为官方合法性构建中的核心语境，在现代化使命、和谐社会、美好生活和民族主义的交织叙事中，它既成为官方合法性构建心照不宣的出发点，也逐渐令中国人的自我理解转向“不断消逝的今天”。它的混合性来源于它对现实和国人记忆的依附。它要求不断把人们的共同经验转化为对过去的认同。它与共和国的时间一起前行。它是所有盛况的主人。
唯一能与它迎面相拥的，或许也只有庆典终结的那一时刻：从那个心灵的广场走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涌上金水桥。蓝天白云之下，白鸽飞舞，人声鼎沸。孩子们戴着鲜艳的红领巾，面向高高的天安门城楼无忧无虑地歌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