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拒绝执行国家的制度规定，常被解读为对体制的不满。然而，麻省理工学院 蔡晓莉 （Lily Tsai）教授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中国农村，一些公民之所以抵制某些政策措施，恰是因为他们对政府抱有信心。通过拒绝执行在他们看来不甚合理的规定和要求，这些公民希望政府能意识到政策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从而做出调整。蔡晓莉将这种有别于传统抗争的政治参与方式称为“建设性抗命”（constructive noncompliance）。
蔡晓莉将政治参与分为两类。在她看来，公民不仅会采用投票和游说等常规方式将自己的意见传递给执政者，还可能通过抗争来隐晦或明确地表达不满。但是，采取抗争行动的公民，并非总要站到体制的对立面，也并不总是希望通过暴力或温和的方式挑战既有体制——恰好相反，他们抗争的初衷，可能意在帮助体制实现自我完善。蔡晓莉认为，如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正式沟通制度不完善，公民就更可能被迫采取“建设性抗命”的方式向政府机关反映问题。
为了解中国农村民众如何理解和看待“建设性抗命”，蔡晓莉和助手首先精心选择了三个村庄进行深入访谈。为了确保访谈信息的代表性，他们分别选择了一个比较富裕的沿海村庄、一个比较贫困的内陆村庄，以及另一个距离北京两小时车程、各项条件都相对适中的村庄。通过访谈，他们得到了两个有趣的发现：首先，一些民众相信干部会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并对政策措施做出相应调整，而另一些民众则不这么看；其次，持上述两种观点的民众，对于抵制政策规定的行为，往往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
蔡晓莉进一步探究了这两类人的差异。在认为领导干部不尊重民意的人眼中，无论政府颁布的各项制度律令是否合理，普通老百姓除了接受之外都别无选择，而有钱人和关系户却可以找到各种钻空子的办法。相反，如果受访者认为政府能够听取和尊重民众意见，那么执行政策法规往往就不会被认为是缺乏权力和关系的无奈之举，而会被视为参与政策进程的一条途径。对于这类民众而言，不执行有问题的政策，恰是在践行自身的原则和道德；他们认为，这种举动能够将自己的意见反馈给干部，从而促使政府调整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
为了验证上述来自三个样本村庄的发现是否普遍存在于中国农村，蔡晓莉还利用统计方法分析了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于2008年收集的定量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分层随机抽样选定的2000个农户，所收集的信息不仅涉及受访者对基层干部的看法，还包括他们会采取何种行动来应对一般行政措施、税费征缴和不合理政策。
统计分析显示，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认为干部能够尊重并考虑群众意愿的受访者，往往更倾向于执行基层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也更倾向于参与由基层政府管理账目的公共工程。然而，有趣的是，同样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这批受访者在遇到自己认为不规范、不合理或者不正确的政策措施时，却远比其他受访者更倾向于进行抵制。
值得一提的是，“建设性抗命”并不存在行政层级上的局限性。相信中央政府愿意听取和接受民众意见的受访者，不仅更倾向于抵制他们眼中不合理的中央政策，也更倾向于抵制他们在基层遇到的不合理措施。同样，对于信任村委会和基层党组织的民众而言，无论不合理的政策措施出于哪级政府，他们都更倾向于选择“建设性抗命”。
蔡晓莉所提出的“建设性抗命”概念，不仅能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模式，也提醒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用更理性和包容的态度去看待抗争。“建设性抗命”看似忤悖了政府意志，实际上却通过抵制恶政而敦促政府提升治理水平，从根本上讲有利于保持政权的长期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当然，就像蔡晓莉指出的那样，虽然“建设性抗命”的出发点在于呼唤善治，但严格来说，这种行为毕竟不属于常规政治参与的范畴，因而往往是民众在正式制度不健全情况下的无奈之举。要想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需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力争在“建设性抗命”发生之前，就为民众反映自身意见、参与决策进程提供更加顺畅的渠道。
参考文献
Tsai, L. L. (2015). Constructive Noncomplia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47 (3), 25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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