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论及中国政治与习近平，“规矩”（或曰“规则”）一词出现的频率加大，对习近平与规则之间的关系之分析则莫衷一是。中共中央通报令计划不讲“政治规矩”，《世界日报》评称“这个‘政治规矩’词语首次在官方文告使用，带有习近平个人风格”；美国《民主》杂志发表《改革时代以后的中国》(China After the Reform Era)，说习近平“撕毁现有的规则，逆转很多党内的规范”；《纽约时报》的采访标题则是“习近平强势重塑中国政治规则”。
那么，习近平究竟是党规的破坏者还是重建者？这得从中共政治文化中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入手分析，方能破解这一迷思。
中共政治文化：掌权者建立并任意捉弄规则
英文中，规则、规矩都用rules表达，因此，上述三文其实都是对习近平近年所作所为的不同看法。
习近平近三年主要就做了一件大事，集权。集权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反腐打击政治对手，清除其遍布党政军系统的党羽。这种做法到底是破坏中共的规则还是重建规则？弄清楚这点并不难，关键就是要了解中共政治文化中的规则与潜规则之间的关系，中共独裁体制游移于个人独裁与寡头独裁之间的变化、以及在变化过程中，谁掌握订立规则与解释规则的权力。
如果观察自1942年以来的中共高层政治（此前有苏联因素与共产国际因素），大概可以表述为：从1942-1976年毛辞世，毛泽东是个人独裁，掌握订立规则、解释规则、并随时改变规则的权力于一身。邓小平及邓后的江胡时代，是寡头独裁体制。
不管是个人独裁，还是寡头独裁，在明文公布的党章、党纪等明规则之外，还有一整套与明规则相互矛盾的潜规则，圈内人明白且运用娴熟，但绝不会在公开场合宣之于口。如果潜规则被别人点出来了，官媒通常也会一本正经地引用明规则而加以否定。之所以需要潜规则，是因为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成员们有种种个人的需要，但却为明规则所不容，于是，违反明规则之事，有权力者但行无妨，只要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心照者，潜规则也，比如官员们以权谋私就是改革以来通行无阻的潜规则。
有些潜规则延续已久，也可能变成明规则，例如中共历史上的高干特殊经济待遇，本来是潜规则，1950年以后便改成明规则了。但也有些潜规则因为声名狼藉，当局只能表面上否认其存在，比如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以及刑不上现任常委的免罪“约定”等等。江胡以来，官场运行当中的种种潜规则广为流播，所谓“局地党内关系”已经“异化为帮派或人身依附关系”，以至于众多官员已经将入党升官发财、买官卖官兼容性视为半透明的正式规则了。
习近平上任以来，在官场上强调许多条关于“不”的规则，其实，这些“不”原本就是中共的明规则，只是多年来这些明规则早已被潜规则取代；在这方面，习近平其实即没有建立多少新的明规则，也没有取消多少旧的明规则，他所做的，无非是用原有的明规则对付无处不在的潜规则而已。
党内谁可兴帮派？
中共中央最近宣布了令计划的罪状，其中的关键词是令破坏了“党的政治规矩”，这是指令成立西山会，并与周永康合谋。与周合谋这点成为罪状易于理解，但让不研究中共党史的评论者困惑的是：令计划成立一个“西山会”，究竟犯了啥规则？多年来，评论中国政治时，中文评论中，这个派、那个帮几乎是分析中国政治脉动的出发点，站队正确与否几乎成了官员们升迁的生死线；西方世界的分析中，帮派的学术说法，即政治利益集团、利益链条、政治保护与被保护关系等，同样成为分析中国政治的出发点。
以打击帮派为理由削除政治对手，算不算“撕毁与逆转党内的规矩”？认真考察，还真算不上破坏党的明规则。因为中共在所谓党内政治生活中，历来就强烈反对帮派，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少就是以“打击反党集团”名义来清除政治对手。那场奠定毛泽东在党内最高领导地位的“延安整风”，其主旨就是“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立下这规矩之后，终其一生，都以反对党内帮派为名，不断翦除那些让他不放心的同僚，决不允许在毛派之外还有别的政治派系。
1966年8月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讲的那段著名的《四言韵语·党外党内》，“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并不是真要修改规矩，从此允许党内各派共存，而是要扶持群众组织造反派去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后来作为最高指示在全国传播，其实，这话是1927年国民党清党打击中共时，陈独秀应瞿秋白所约而写的《国民党四字经》的前16个字，后面那段“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因为正是中共写照，中共自然不会公开引用。
为了避免再度发生文革，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申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规定要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党内关系出现异化。邓小平对党内圈子表示深恶痛绝：“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
这一《若干准则》到底实施过没有呢？应该说，在平衡邓小平与陈云二人关系时有点作用，有陈云的牵制，邓小平这位太上皇多少受点牵制。但在邓小平对待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时，就成了废纸。只保留了军委主席一职的邓小平这位“党内退休老人”可以两废总书记，利用的是政治潜规则，即军权凌驾于党权之上，枪杆子里面出党魁这条潜规则，中共高层彼此心照，于是假装不知道此潜规则为中共党章与《若干准则》所不容了。
“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属于哪类规则？
江胡时期，中共新一代太子党成功进入金融、能源等行业，或私募，或掌国企，还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这种分赃体制。红色权贵及第三、四代领导人的子弟亲属，公开瓜分国有资源与公共财，这一点既为中低级官员腐败起了极其恶劣的示范作用，也让中国人愤愤不平。
应该说，这种分赃体制的形成，是中共政治的又一条潜规则，而这条潜规则同样与中共的党内明规则直接抵触，后者公然违犯明规则。
早在1985年，中国党政两大最高权力机构就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明确规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作为党内规则，这个决定从来就没有被废除，而是不断被重申、强调；中纪委网站刚开设时，这个文件就是中纪委公布的关于反腐败的第一个中央文件（如今已撤下，但国内其他网站上载有）。中纪委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在《关于防止利益冲突工作的调研》报告中称，仅从1979年至2011年，就有58次中纪委全会、11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防止干部亲属官商利益关联内容。
然而，反腐败的明规则管用吗？它的对头不在海外，而在党内；不在基层，而在顶端。早在邓小平时代，高层子女介入商业活动便蔚然成风，而坚决抵制“禁止干部亲属官商利益关联”这一明规则的，就包括邓小平、陈云等头号大佬，因为他们均放手让子女进入公司经商。当然，这些红二代们也不把禁止领导干部子女经商这样的明规则放在眼里，因为党内高层还有一条潜规则，即红二代本来就是“接班人”，享有特权理所当然。有邓小平、陈云暗中支持，党内高层很快就“共同分赃”这一潜规则达成了默契。中央大佬子女介入的公司，往往是国字号；各分管部门官员子女亲属的猎场，自然是老爸的辖地；如此这般运作之下，全党“服从”中央，就从北京到各地乡村自然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
这种一家两制的分赃机制说明，在中国，极其恶劣的潜规则经常堂而皇之地破坏明规则；原来的明规则目标明确地要遏制腐败，而腐败的各级官僚却轻而易举地把明规则变成了一纸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