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图片均来自新华社，为8月13日现场图片。
在历次重大灾难过后，“XX挺住”、“多难兴邦”一类的声音总会出现在新闻媒体和公共舆论当中，同时，一些媒体将较多精力用于报道救灾过程中的好人好事、传达“灾难无情、人间有爱”的信息。这些言论的共同点在于，通过诉诸感情或某种“国民精神”，突出表现人们在灾难面前展现出的美好品质，强调抵抗灾难的过程会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一言论体系，可以被称为“重生话语”（the discourse of renewal）。
“重生话语”究竟应被鼓励还是批判，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主观判断。但除此之外，我们仍需仔细审视：“重生话语”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它起到了怎样的社会功能？它又有哪些局限性？有两位美国传播学学者曾经在《公共关系评论》上发表论文，以9-11恐怖袭击之后的美国国内舆论为例，讨论了上述问题。
灾难的一大主要社会后果是摧毁信心。9-11这样的重大灾难，摧毁的不光是人们对于某些具体的组织和机构（如航空公司、机场、中央情报局）的信心，更是人们对于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与核心价值观的信心。如果信心不被重塑、恐惧不被驱散，灾难过后的社会生活无法正常运转。重要的是，对于重塑信心来说，追查、问责、制度改革这样的“理性”手段是不够的，情感层面的、象征性的工作同样重要。重生话语在这样的情境下应运而生。
在9-11灾难过后，美国媒体与各利益相关方制造的重生话语主要以三种形式展开。
首先，许多组织机构纷纷发表声明：灾难的发生更加坚定了自身服务社会、保护民众的决心。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纽约市的警察局和因世贸中心被毁而元气大伤的若干金融机构。当然，这种重生话语也不是任何人都玩得转的。只有那些在灾难发生之前一直保有良好公共形象、一贯强调企业责任的组织，才能通过重生话语化解公众的信任危机、获得“重生”。
其次，对于许多因为灾难而暴露出管理或技术上的漏洞的组织而言，他们将自身的制度改进措施描绘为更大层面的“社会进步”的一部分。9-11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发生无法被归咎于某一特定组织的失灵，而是各方各面的制度漏洞共同作用导致的。因此，无论是情报部门、警察系统，还是机场、航空公司，在承认自身漏洞时，并不需要为事件的发生承担道义责任，而是打造一副宏大的“社会反思运动”的图景——所有人都犯了错，而灾难让所有人都变得更加聪明。
最后，通过诉诸爱国主义和国民精神，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将灾难过后的信心重建描绘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重生。乐观面对日常生活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一话语中成了公民爱国、抵抗恐怖主义乃至捍卫自由、独立这些“美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重生话语告诉人们：沉耽于恐惧中，等于向恐怖主义投降；保持信心，则彰显了美国的希望。
虽然两位学者肯定了“重生话语”的正面意义，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观察需要放在“美国国内舆论”的具体语境之下理解。美国的公共舆论中存在着较强的问责、反思、批判传统，这在大小灾难过后也不例外。因此，研究者们无需担心重生话语挤占了反思批判言论的空间。重生话语所发挥的正面作用，恰恰是通过和反思话语的不断互动实现的，而不能取代反思话语的存在。如果灾难过后，公共舆论中遍地是重生话语，而问责、反思的声音弱不可闻，我们也难以对“重生话语”的作用抱有什么信心。
参考文献
Ulmer, R. R., Sellnow, T. L. (2002). Crisis management and the discourse of renewal: Understanding the potential for positive outcomes of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8 (4), 36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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