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杜塞尔多夫——3月27日，在中国西南四川省，警察出现在我父亲70大寿的寿宴上。他们指控我的家人前一天焚香烧纸时引发山火。焚烧香蜡纸钱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的一部分，为的是缅怀故去的亲人。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被传唤到派出所后，很快发现他们被拘押另有原因。
我是一个旅居德国的新闻工作者。三月中旬，我为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中国政府因为怀疑媒体人贾葭和一封广为流传的公开信有关联，而将其“秘密绑架”。那封公开信要求习近平辞职。中国领导人怀疑是政治对手策划了公开信的传播，为的是在共产党内部挑起异议。他们对可能与此信有任何瓜葛者都不放过。因此，我在中国的家人立即遭到警察骚扰。
自从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当局为巩固权力关押了大量媒体人和人权律师。但在一个中国人可以接触到境外新闻报道的时代，政府意识到仅仅让国内媒体人俯首听命还不够。领导人正在把海外写作者和人权活动人士作为目标。
过去，被警察用请“喝茶”的方式骚扰，是海外异议人士在国内家人的家常便饭。绑架生活在国外的批评人士的家人是一种新策略。旅居纽约的异见人士温云超，被当局怀疑参与了公开信事件。上月底，其在国内的父母和弟弟据称被警方羁押了一周。
数名书商在香港被绑架，是中共当局强化打压境外批评的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例子。半自治的香港是中国相对自由的地区。多年以来，这些书商出版了聚焦中共官员政治绯闻的杂志和书籍。然而，去年年底，几名书商陆续失踪，随后出现在大陆，声称正在配合警察调查自己的“非法”活动。
这些严厉的行动，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企图控制全球舆论行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成千上万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在海外网站上发布煽动性的言论，攻击批评中国的文章。中国政府还投资了西方国家的电台和报纸。
我一直担心家人可能会成为目标。我在中国媒体工作多年，很多呼吁自由和公开的文章激怒了审查机构。最终，我被禁止在大陆发表文章及出版书籍。2011年，我受邀到德国访问，随后再未回国。
三月，警方在一天后释放了我的一个弟弟，并要求他与我联系。在电话上，他传递了警方的三点要求：删除我对四川当局的绑架谴责，撤回最近在德国之声上发表的那篇论及习近平的文章，以及答应以后不再写任何批评中国政府的评论文章。我弟弟说，如果我答应了，警察承诺会释放我的家人，并免除所谓失火案的赔偿金。
我实在难以从命。我的弟弟又被拘押，加入了其他手足的行列，并在警方的控制下，不停地给我来发电子邮件，力劝我不要向媒体发布信息。他在邮件中称，警察没有使用“武力或刑罚”，而是“很人性化”地对待我的家人。
“哥，你别误会，”我的弟弟说，“警官他们对我们是依法调查，请不要再发文章了，请删除以前发的。你说话很不负责任。”
弟弟的哀求让我陷入痛苦的挣扎。我应该屈从于他们的绑架者，放弃写作吗？我还被告知，这场无妄之灾让我体弱多病的父母深受打击，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中。
与中国政府合作，将改变我的生命旅程。如果我选择屈从，那不仅意味着放弃我的新闻事业，而且将玷污我深信的那些信念。
我决定拒绝合作。我在网上贴出我和弟弟的部分往来邮件，公开当局的所作所为，我还屏蔽了他的邮箱地址。
我的遭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舆论压力之下，3月29日，警察释放了我的家人，但要求他们交纳3.3万元人民币（约合5100美元）的取保候审保证金。随后，当局要求我的父亲和弟弟接受媒体采访，并炮制了所谓的“个人声明”。在“声明”中，我的弟弟否认他们被绑架，并谴责我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接着，当局宣称正式就纵火案对我的家人展开进一步调查。
几个跟我的家人有联络的朋友说他们在生我的气。甚至有亲戚责怪我“不孝”。但我认为，我本人和其他媒体同行的工作是如此重要，我不能在威胁面前却步——哪怕这种威胁所指向的是我的家人。
我的声音也许微不足道，但是我知道它在为自由而呐喊。我也想让中国警察知道，他们的手段并非总能生效。而且，我希望能和海外其他异议人士一起，通过反抗带来改变。我还想让国际社会知道，北京方面如何试图在世界各地破坏新闻自由。
如若我们不阻止中国政府，将会有更多媒体人和他们的家人遭受折磨，而且人类的自由也将被日渐侵蚀，直到完全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