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偏见是不分地域、种族的，偏见来自于对信息掌握的多少，以及使用怎样的思维模式。很多时候，带着良好的出发点、善良的用心，同样会产生偏见，因为正是先入为主的立场，阻碍了个人用开放的心态去获取更多的信息，甚至会对那些和自己的观点不符的看法产生抗拒，严重的，会质疑提出这些观点的人的用心。
这样说来，错误的判断，盲目的推理，无知的肯定和否定，都是造成偏见的因素。我以为，在现实中，人的第一印象和交往，常是影响人们相互间微妙关系和产生偏见的前提，或用一些间接的途径得知，或根据某种资料道听途说，似乎觉得掌握和抓住了确凿的证据，从而发表个人的意见，实在是没有考虑到自己存在的偏见，更无法在偏激的情感中审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中学期间，受韩寒的影响，我曾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不满，进而到了痛苦的地步。我偏执地认为，中国的教育是扼杀创造力，扼杀人性的教育，因此我一方面消极怠学，一方面大量阅读那些“反体制”的书籍。
如此，我便又陷入另外一种偏执中，总以为在分析中国的问题方面，国外的书籍比国内的书籍会更加客观、严谨，也更自由（虽然事实如此，但也不尽然）。这个感受到了大学以后变得更加强烈，以至于我觉得只要是西方人写的书就一切都好。现在想来，这算是一种可怕的偏见。
倘若这偏见只限于个人或少数人，又或是只限于一定区域内的话，它并不可怕，最多只是对个人或极小的群体产生小范围的影响。但若是一个国家的绝大部份人，甚至包括它的官员、学者都存在某种偏见的话，那么这就实在可怕了。
不幸的是，这种大范围的偏见正以一种变异的方式在我们的当中蔓延。当这种偏见存在于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或是两个种族间的话，它便不再是偏见，而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它所带来的后果也不再是简单的烦恼了，而是不断升级的摩擦和仇恨，甚至是暴力与流血。纳粹的崛起，中东的乱局，包括现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都是这类偏见变异的结果。
当然，出于某种利益或目的，国内的一些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也正在鼓吹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个群体非常庞大，浮现于各个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战略、文化、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各个领域。“利益相关者”意味着通过使用民众的偏见，激发他们的狭隘民族主义，他们可以获得具体的利益，例如得到更高的地位或者更多的经济利益，又或者更容易、更巩固的统治。
对这个群体来说，民族主义向来不是一种信仰、意识形态或文化，它只是一种获取利益的工具。他们往往以保护“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构造出一个外部的“敌人”，并借助这个“敌人”，以“爱国主义”的名义，煽动民众的爱国热情，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不断地仇日、仇美宣传。
狭隘民族主义与偏见是一对辩证的关系。前者是产生于一种多年有意在推行“教化”，而后者则产生于这种“教化”的信息的缺失。因此，我以为，作为担负信息传播及一定教化作用的媒体，以及担负知识传播的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方面，这些媒体和知识分子被迫担负“教化”任务，刻意地宣扬某些披着“爱国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这些能够刺激民众眼球的话题，本身也是他们所要追求的内容。因为他们明白，这样的话题既安全又媚俗，往往能够名利双收。事实上，他们的确受到了我们官方的极力推崇，从而成为绝大多数民众获取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来源。
这样实在是相当可怕的，很多时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半封闭的国家，那些没有能力或机会“放眼看世界”的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倘若要想了解外面的真实的信息，这些媒体和知识分子是他们扩展视野的主要渠道，甚至是唯一的渠道。
此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民族主义除了带有偏见的狭隘外，还存在着一种“泛道德化”的不正常倾向。一些人总以为自己的是爱国的，而爱国的就是道德的。只要是爱国的，什么样的手段都不重要，包括欺骗，为了爱国的欺骗也是道德的。他们自以为是爱国，其实是一种偏见，甚至是一种有害的狭隘民族主义。
最后，借用美国汉学家林培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时，谈论他眼中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段话：我观察的主要是到美国来的中国学生和研究生。大致上说，他们与历代的年轻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不谈社会理想，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愿意接受中国不民主和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现状，愿意认同那种（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的确感到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