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七日夜里十一点半多,到了校场路英雄广场的时候,纪念人群已经散去。几个小时前,这里聚集了前来悼念省医陈仲伟的人,满地白烛、鲜花已经被清扫完毕,而且显然是用水冲过,水渍痕迹明显。几个练习滑轮的,枯燥地重复,滑过蹲在黑影中的闲人。
转悠了一圈,不得门径。返回时,要路过省医门诊大楼门口,远远望见肃立的年轻人,走近了发现火烛的光影,再近些,看见多个背着战术包的警察站在外围,默视蜡烛的阵营。这里原来是另一处纪念场所,只是夜深,临近终了,悼亡的人打量着白烛与医院。
七日夜悼念陈仲伟的活动,完全自发,走上街头的人群中,涵盖了各个年龄段,秩序井然,人们在公开展现丧仪所带来的尴尬与拘谨中,释放着对不幸亡故者的追念与惋惜。这是七八年来,广州市民再一次走上街头,而上一次则要追溯到四年的反日游行。
08年奥运火炬的传递,广州和其他城市一样出现狂欢一样的景象,人群堵塞街道,爬上巴士,挤满桥头。09年11月,反对垃圾焚烧项目,人群在老城心脏地带的市府游行,坐地抗争。10年7月,撑粤语行动挤爆江南西地铁站。12年9月,广州街头反日游行。
广州在尚存可以自夸的市民社会特征的时代,上街聚集,表达抗议,将公共意见带到公共场所,向来有着官方、媒体与市民乐见及默认的习惯。但是以09年那次作为转折点,广州的公共治理急速收窄,走上街头从市民自发演进到特批,街头的气氛就变味了。
纵观这么多年广州街头的人群聚集,激荡着大小两条主线,要么是为民族,要么是为社区,要么是为全体,要么是为小众。纪念医生这次,不大也不小,没有民族或社区因素,单纯是纪念受害者,确实是让人惊讶的。医患关系的网络争议,只在广州有了线下的呼应。
按理说,对于一个拥有健康价值观的人来说,如果全部参加上述四件街头活动,是难以想象的。你不能既反日,又撑粤语,就像你不能既反日又反建那样,但具体到悼念医生这次,反日的到场收敛戾气,撑粤语的点燃一支蜡烛,反烧的前来默念,倒是不意外。
四年间,公共议题所驱使的人群再也没能在广州街头集合。这一方面是公共议题的衰落,导致凝聚力与号召力锐减,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街头管控的力度增强,导致弱议题无法在街头借势。悼念医生这次,靠死亡成全了召唤,关键是它不会挑战街头秩序。
表达伤医的痛感,不在街头活动中扮演“角色”,是这次聚集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而在反烧、反建、反日、撑粤语等运动中,无一不是表达出强烈的角色扮演意味。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去角色化是一个趋势?如果是,十年一觉广州梦并未因为杀医纪念而苏醒。
如此这般温顺的表达伤感,在街头当众切掉了抗议这条运动的“阑尾”,街头运动终于无害化了。这也使得,没人再去提及那个杀人后跳楼自杀的凶手,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要是有谁谈及凶手被孤独隔绝与被遗忘,他那分崩离析的世界,该会多么不合时宜。
201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