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北京增加的机动车大部分是小汽车，有80万辆。一个小汽车5米，80万辆就是4000公里，这要从北京到香港一个来回。这些车绝大部分在北京城市中心，且没有地方停，相当一部分停在路边。如果还不限制，不要说顺畅的通行，人都没有地方走了。”
眼看着气氛僵持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排在他身后的朋友弯下腰，拿起被退回来的证件再次往里递，一边小心地说：“不好意思，我朋友身份证消磁了，这个月底就回老家补办，通融一下，通融一下……”
北京，西二环复兴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上，夜间的车辆川流不息。（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晚上8时45分，燕参观出现在京城南三环外的云彩屋美发店门口。在美发店周边，水果铺、小吃店、烟酒行等一应俱全，不远处还有大红门京深海鲜批发市场，这些地方统统都被外地来京者包揽了。
在他心里，住在丰台的人比较穷，譬如自己。
十五分钟前，他刚刚从夜市收摊，匆匆把桌椅工具塞进停在路边的小轿车里。通常，白天他在洋桥的永外城文化用品批发市场打工，五点下班以后，他就转战到附近的四路通夜市给别人贴手机膜。
这是4月底的一个晚上。华灯初上，洋桥麦当劳前的空地上，广场舞的音乐此起彼伏。有了点年纪的女人们打着兰花指，认真地摆动腰肢。路边的烧烤摊开始释放出孜然的香味。川流不息的车流里，有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有人兴致勃勃地赶赴饭局，也有情侣去逛街约会。
像往常一样，燕参观今天又空着肚子出摊了三个多小时，赚了两百多块。按照多年的经验，碰上这样的大风天，晚上九点多他就回家喝酒去了。
但当晚他更早就收摊了，因为要去40公里外的西集检查站进行一次“短途旅行”，行车路线他早已烂熟于心：从沙子口走蒲黄榆到方庄路，再从方庄东路左拐进入南三环，华威桥右拐，最后从松榆南路直接上京哈高速。
基本上每隔六天，他都会和不同的“惶惶夜行者”挤在一辆车里，开往同一个地方。
成本
等了十多分钟，云彩屋的老板阿华才出来，阿华染着栗色的头发，时尚整洁的发型配着修身小西服和翻毛皮鞋。
挂着皖SLxxxx的外地车，就停在云彩屋前面的空地上。燕参观惊喜地发现，阿华和自己竟然是老乡——都是安徽人。
每周，燕参观都要和不同的车主拼车，一起前往六环外的综合检查站，为自己的车办理一张“通行证”。周边一共有24个办理地点，全部都在六环以外。其中白庙综合检查站距离最近。像西集、琉璃河、长沟办理地点距离六环交界处还有二十多公里。
“通行证”必须要及时更新，否则一旦被摄像头或者交警发现，被罚款100元不说，还会被以“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为由扣3分。“通行证”只有7天的寿命，车主可以去指定地点办理延期，再续命5天。也就是说，最长12天，必须更换一次。实际上，办理延期也是去跑一大圈，大多数车主会直接选择去检查站更换。
然而即使有了它，每天6点到22点，燕参观的车也不能在二环、长安街以及部分相邻车道行驶。工作日的早7点到9点，下午5点到晚8点，也不能行驶进五环。此外，他的车也要遵循北京市的尾号限行政策，计算下来，每天只有8个小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一周的自由时间总共是48个小时。
从汽车产业的发展速度看，对外地车牌管控情有可原，因为北京市的交通确实一年比一年拥堵。2011年，北京不得不走上了限购的道路，严格管理小汽车的供求关系。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外地车牌更加严格的层层限制。2012年12月，治堵措施再次更新，办理过证件的车辆在早晚高峰时段不能进入五环路。2013年，惩罚举措更加严格，取消长期证件，只办理7天临时证。2014年，对外地牌照车辆限制扩大到六环。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对南方周末记者反复强调，治理交通问题，除了要靠发展公共交通，还要坚决对小汽车进行需求管理。用“一推一拉”的方法解决——把人从小汽车里推出来，拉到公共交通上去。
“基于这样的治理方式，对于外地车量的限制也是必要的，如果不限制外地车辆，就相当于北京限购的政策无法起到作用。”郭继孚说。
根据规定，只有拥有北京户籍的人员、拥有北京工作居住证和暂住证及社保、个税满5年的人员，才有资格参与北京的汽车摇号。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不要说社保，大多数像燕参观这样的打工仔，雇主是不会为他们上任何保险的。2015年，为了方便同在北京打拼的家人和自己使用，燕参观用攒了7年的钱终于买下了这辆“现代”牌轿车，他给车挂上了一副安徽车牌。
为了生计，燕参观在大红门卖过鞋子、卖过台湾手抓饼、也卖过女孩儿用的发饰。如果不是为了要办证，他现在应该坐在夜市的杨树下给别人贴手机膜，或者和两边摆摊的人闲聊。
燕参观之所以能够跟人拼车去办证，还要感谢一些外地车主建的车友群，他们为了节省成本，时不时相约去京郊。河北车主刘阳甚至注册了微信公号“北京外地车联盟”。刘阳的初衷是给外地车友们提供分享信息的平台，比如发布最新的摄像头分布图，或者分享关于外地车的最新政策，后来有些人开始在群里发起拼车。
他们每个人心里都算计得清清楚楚，往返将近100公里，加上过路费，如果自己开车去的话，成本要100多块。然而像燕参观与阿华兄弟拼车的话，每人分摊只要20元就够了。
与燕参观碰上头之后，阿华开车去接哥哥。他的哥哥也经营了一家美发店。等了半个多小时，阿华的哥哥才忙完手里的活计，其间又来了两个车主。
21时40分，一行五人终于出发了。
黄牛
五人到西集检查站的时候，现场并没有多少人。临近23点，检查站三个窗口前，每队只排了三四个人。
检查站的门口贴着丢失身份证和驾驶证的寻物启事。燕参观开始挨个给朋友们打电话，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带身份证，好不容易来一趟，他想无论如何也得把证办了。
他带了身份证也没有用。西集检查站近日贴出新通知：没带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消磁身份证，都无法办理手续。燕参观的身份证早就消磁了。并且，他的身份证号和户口本上的证件号不一致，补办起来需要开一系列证明，这让他一直没有补办。
为车辆办理入京的证件，必须提供六种证明材料：本人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以及有效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经本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认车辆符合环保要求的凭证。
为防止部分人员利用代办等方式非法牟利，官方要求严格内部手续流程的监管，要求办证人身份证、驾驶证统一。
那天晚上，不走运的还有阿华的哥哥。他先帮朋友代办了证件，才发现同一套身份证和驾驶证只能办理一次手续，反而他自己的没办下来。不甘心无功而返，他还掏出自己另外一张身份证试验，还是没通过。
“要不找一个需要办证的朋友带自己过来，要不自己开车过来。”燕参观犹豫不决，不论哪一种选择都是再耗费一整个晚上。
他又给黄牛打电话，看看能不能帮忙办一张。对方说，要办就得包月，一个月200元，出4张。这样算起来，一个晚上的收入就都赔进去了，不划算。
虽说官方明令禁止，但这一行当的黄牛还是秘密而且迅速地繁衍滋生起来。
燕参观忙不过来的时候也找过代办。对方骑着摩托车过来，驮着几百张证等着一个个去发放。
河北车主石瑞本来是拒绝代办的，因为原本办证就是免费的，但2014年下半年开始，排队的人越来越多，队形也呈S形发展。他算好时间赶到周末去办，必须得早晨六七点出门，那样也要排一个小时。
“我认了，70块就70块。”这是单次的价格，石瑞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还是代办了大半年。后来查得严了，代办的价格也一路飙升，涨到130元一次的时候，石瑞放弃了。
很多车主抱怨，为何不能在网上办理手续，而必须每周跑一趟五环外。对此，官方一直没有明确的解释。
在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看来，这样的政策虽有待商榷，但限行、限外的行政性措施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如果北京仅限购，不限制外地车，就没有用了。”
曾经在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任职十年、现任清华同衡技术创新中心副总工程师的高永发现，在限购之后，北京五环外有大量的人购买河北车牌。“这种方式其实是一部分折抵了我们限购的效果。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就会造成更多的人买外地的车牌。”
根据《北京晚报》2013年7月的报道，三河、霸州、香河、涿州等地已经形成了给北京车主上外地牌照的产业链。其中，与天安门直线距离65公里的河北省涿州市成了北京车主办理外地牌照的首选。
这些开着外地车牌的在京务工者，也时常遭到北京人的吐槽。在微信公号里，经常有北京人给刘阳留言：“北京的拥堵都是外地车造成的，外地车滚出北京去。”
在这时候，刘阳选择默默把他们加入黑名单，从不回复。
治标
刘阳经常会碰到这样尴尬的场景。车全停在红绿灯前面，眼瞅着警察绕了两辆车冲自己过来了，说，“证件看一下。”两边京牌的车都停着没事，车主们摇下车窗来围观自己，让他觉得很挂不住面儿。
“看见外地车牌，交警会从老远伸着脖子张望。他看见你有证会失落一下，然后又会想有没有过期，他就会拦下你。到后来我就在车里指那个日期给他。他的表情一瞬间就很无奈，摆摆手，让我走了。”刘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有时候，石瑞想找一天开着车满京城跑，哪有交警往哪跑，只是为了证明：“我是良民，合法进到北京的，而不是过街老鼠，偷偷摸摸进来的。”
如今，石瑞改开妻子的京牌车了，妻子乘地铁，原先的外地牌车被他们丢在楼底下晒太阳。于是，石瑞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不久前，一辆衡水的车剐蹭了他的京牌车，交警半小时出警，跟他和颜悦色地介绍处理办法。他建议石瑞私了，因为对方是外地牌，很可能不经常在北京。
站在立交桥上，他想起以前开外地牌出的一次事故。同样是别人剐蹭他的车，或许因为自己是外地牌，对方是京牌，交警过了两个小时才出现。出现之后，先查他本人和车辆的所有证件，之后才开始处理交通事故。
有人质疑过这项政策。律师王秋实在2014年初买了一辆山西牌照的车，他认为，这项政策作为六部委联合下发的公告，并没有支持它的相关法律条文。王秋实申请过政府信息公开，北京交管局的回复是：这项规定是非行政许可的行政审批。之后，王秋实又发起千人联名倡议信，寄到国务院法制办。
千人中有几百位是北京人。很多人摇不到号，只能选择外地牌照。其中，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一个自闭症儿童的家庭。他们住在东四附近，孩子出门没法坐公交或出租车，因为在陌生的环境会抓人、咬人，甚至踢打。他们必须买一辆车，摇不到号，不得已买了一个河北牌照。政策出台以后，孩子上学、医疗的需要还是无法满足。
政府当然有限购的充分理由。作为北京市限购政策的具体推动者之一，郭继孚记得曾经有香港媒体问过他：为什么要从2011年开始采取限购这样一个政策？
郭继孚给出了一个现实数据：“2010年北京增加的机动车大部分是小汽车，有80万辆。一个小汽车5米，80万辆就是4000公里，这要从北京到香港一个来回。这些车绝大部分在北京城市中心，且没有地方停，相当一部分停在路边。如果还不限制，不要说顺畅的通行，人都没有地方走了。”
“现在的限购、限行是中国特色，在国外没有这样的先例。”郭继孚说，“我们也很清楚，目前这些限制措施只是治标的手段，但治标是为了给治本赢得时间。”
通融
4月26日晚，北京已逐渐能嗅到夏天的气息。杨树下，一对本地夫妻身穿睡衣，推着婴儿车遛弯儿。燕参观刚刚给他们留了电话和微信，约好明天再给他们贴膜。
由于前一次没有办成证件，今晚他不得不再去一趟。还是差不多21时，燕参观坐在朋友的车里，再次上路了。今晚他要去榆垡检查站，靠近河北固安。
相比西集和白庙，榆垡检查站要破败得多。没有办证大厅，只简单搭了个棚子，只开放两个办事窗口。虽然没有白庙的人多，等待的时间却更加漫长。
在队伍周围，有卖煎饼、手抓饼、烤冷面和各种饮料的，还有卖盗版光碟的。那天晚上等了1个小时左右，才轮到燕参观。
担心自己的身份证办不了，他还带了哥哥的一套证件。但在下一个就轮到自己的时候，他还抱有一丝侥幸，突然开口问窗口办证人员：“消磁的身份证能办吗？”
“不能。”回答迅速、明确。
当燕参观把哥哥的一套证件递给工作人员之后，对方很警惕地从窗口里侧扬起头看看他，又看看手中的证件，高扬声调：“这是你吗？”
“是，怎么不是啊。”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抗。
“背一下身份证号，生日是什么时候？”
燕参观支支吾吾地无法回答，对方白了他一眼，很不客气地说：“行了，该回哪回哪吧！”
眼看着气氛僵持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排在他身后的朋友弯下腰，拿起被退回来的证件再次往里递，一边小心地说：“不好意思，我朋友身份证消磁了，这个月底就回老家补办，通融一下，通融一下……”
好说歹说，办事员终于再次接下了证件，甩了一句：“就不该给你办！”
在旁边又等了三四个人，燕参观的证才出来，随后又让他做了一下登记，才算完。其间他一直低着头，拥挤的队伍不断从他身边擦身而过，看不清他的表情。当他收起自己的证件，抬起头的一瞬间，眼圈是红的。
凌晨时分，他们终于回到洋桥，这时燕参观才发现，刚刚在办证时攥栏杆攥得太紧，右手掌心被上面的钉子磨破了皮。为了缓解一下疲劳的神经，他和朋友又在路边的烧烤摊喝了两瓶燕京啤酒，才回去睡觉。
第二天晚上，燕参观摆摊给人贴膜时，那张证还没来得及放进车里，它就在他上衣贴身的内侧口袋里。还有6天，它就又变成废纸一张了。
（应采访者要求，阿华、刘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