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在1999年“炸馆事件”时讲过这样一段话：“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分化表明，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广泛共识时期已经结束。自由主义者与我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从现实主义的对民族进步的期待出发，从对受虐型的民族主义一旦走向极端将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的担扰出发，主张稳健的开放，主张那怕暂时忍辱负重也要融入国际秩序（更何况有的情况并非是忍辱也并非负重）。而过去的自由派中分化出相当一部份人，则在一种民族集体潜意识被激活以后，将走向刚愤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并将由此而走向封闭的国家主义，他们将成为民族主义的权威主义者；另外一部份知识分子则从新左派的理想主义者的立场出发，经由对民族主义的认同，同样将变为国家主义者。这两种人将进一步合流。”他还预言，如果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势话语并走向极端化，而国内的困境和摩擦又与国际争端彼此互动，20世纪的历史就可能再次重演。从近2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发展动态看，这一预言似乎正在逼近，刚愤的极端民族主义正占据话语优势，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表达空间则日渐局促。
当前刚愤的极端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有着天然亲缘，一种形式是从所谓的“国家利益”出发而鼓吹恐怖主义，另一类则从人文的终极关怀角度呼唤恐怖主义。前者的主要代表作是《超限战》，后者的代表作则是《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以下简称《阴影》）。这两本书从不同角度推动着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增涨，而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叫好”则可被视为这种增涨的极致。本文对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分析即从这2本书入手。
以国为本，以人为器
《超限战》提出了一整套在现代战争中弱国对抗强国的战术。该书作者之一称，经过第一次“台海危机”，我们意识到，如果中国军队和美军兵戎相见，我们的军力不足，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战术，帮助我军取得力量均势。这种新战术就叫“超限战”，它指的是一种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战形式，既可以是军事的，如恐怖活动，也可以是非军事的，如贩毒、破坏环境、传播电脑病毒等。另一位作者则说，打仗讲规矩，但那些规矩都是西方定的，弱国遵守这些规矩就没有赢的机会；如果弱国不按常规作战就可能赢。“911”期间国内出现的一些为恐怖主义所作的辩词，如“弱者没有遵守规则的义务”、“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等，与《超限战》的主张一脉相承。
《超限战》集中体现了刚愤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国’为本、以人为器”的观点。政治学者刘军宁对此的评论是：“圣战式的超限战理论中所包含的价值体系与文明的价值体系是完全颠倒的。在超限战的价值体系中，生命的价值无足轻重；在文明价值体系中，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不仅如此，超限战正是利用了文明如此敬重生命的特性，来作出那些残害生命的事情。恐怖份子超限战的另外一种直截了当的表述就是，无所顾忌地牺牲自己的生命，践踏他人的生命，想文明的人不敢想，做文明的人不敢为、不齿为的事情。超限战表面上是最先进的战争理论，其实是最原始、最野蛮的战争理论，充其量不过是墨索里尼的总体战的新翻版。” 刘军宁的用辞或许比较尖锐，但确实说中了要害，极端民族主义者常常把生命的价值完全不当回事。
例如，一位网名为“资产重组”的网友曾公开质疑生命本位：“自由派里比较激烈的一派，措辞一般带有刺激性和挑衅性的一派，他们最大的感情和理论根据是人权的绝对性：个人生命的地位在所有价值中居于最高的位置，不但不可谈判不容置疑，而且不可替代无法计算。谁要对此直接或者间接进行了冒犯，随时都可能遇到最恶毒的咒骂。……这些极端激烈的，看起来英勇异常的言辞后面，是对生命（确切的说，是对自己的生命）的一种极端留恋，是对失去生命的极端恐惧。不少这些人相信上帝。这说明他们身上有自己最讨厌的那种奴才气。既然上帝无所不能，掌握着人的生命，那么这个上帝就是最大最可怕最可恶的暴君：他毫无例外的剥夺所有人的生命，而不是象恐怖主义者或者专制者仅仅剥夺一部份人的生命。那么对上帝的顶礼膜拜，其实是对最大的暴力的一种屈服。仰仗上帝而蔑视尘世的暴君，也无非是傍了一个更厉害的暴君而蔑视一个比较小的暴君而已，这种行为并不像他们自以为的那样英勇。”[5] “资产重组”在这里实际上偷换了概念，把对大众的博爱意义上的生命本位偷换为对言者个人生命的眷顾，进而对主张尊重人类生命价值的人进行人身攻击。显然，他明白自己的这种否定人类生命价值的的观点会招致社会的普遍反感，所以只能通过曲解对方观点的手法来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他的立场。
这种轻视民众生命的观点其实正来自官方意识形态，极端民族主义者在这点上与官方宣传是彼此呼应的。官方意识形态不仅一向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民众利益之上，而且惯于号召民众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或生命；现在，为了对抗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记录不佳的批评，又搬出“反帝”宣传的老手法，把“以人为本”的现代价值观念定性为敌对意识形态和敌国“文化侵略、文明侵略的主要手段”。其实，“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并不只是在西方国家才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它也是国际社会一致公认的，联合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政治权利公约》就是这种价值观念的体现。以前中国政府一向不肯签署这两个国际公约，但几年前在国际压力下已经正式签署了。换言之，中国政府为了改善其国际形像，已经在国际交往中承认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但是，为了其内部统治的需要，官方宣传机器仍然强烈反对这一价值观念。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论调无非是迎合了这种国内政治宣传而已。
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普世的人权
既然不承认生命的价值，当然不可能认同人道主义。“911”事件后的“叫好派”认为，人道主义者不是“伪人道主义者”就是宋襄公式的“愚蠢的人道主义者”，两者均不可取，而真正的人道主义根本就行不通。用《华岳论坛》网站上有一位网友“方恨少”的话来说就是，“人道算个球”。 “人道算个球”，那什么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呢？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回答是：“利益，没有什么道德底线，也不要什么自由民主，主宰这个世界的，…..不过是一样东西，利益。”在他们看来，世界的资源总量有限，所以人与人、种群与种群之间，根本不会有互助或双赢，而只能是彼此争夺、你死我活，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利益争斗史；什么自由民主、道德正义，其实全是幌子，全是为利益服务的。为“911”后的“叫好”辩护的网友“简直”如此忠告国人：“作为国际竞争背后的支持力量，正义只是幌子，利益是最根本的因素。中华上国，五千年文明，留下来的四书五经这些经典之中充满了与事实相反的想当然的描述。在这种文明积淀之上，我们当然无法接受丛林法则其实是最大法则这一事实。而当我们处于主流的文明世界之对立面，再持这一立场，无疑更给手扶文明棍的各类人士以斜睥的理由。但我还是要强调，在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对立的表相之下，其实还是利益冲突，将发挥恒久的作用──只要地球资源是有限的，而这一点已无需证明。”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眼中，利益的价值才是终极价值，它当然压倒生命的价值，为了利益可以无所不为。
一位“叫好派”声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永恒的利益，绝无普世的人道。中国和美国大多数人的感受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并不是处在同一种利益体系下面，我们虽然同呼吸，但是确实不可能共命运！西方国家之所以同悲伤，是因为他们不仅同呼吸，而且共命运！中国如果被美国（西方国家）遏制成功，不能够发展起来或者陷于分裂，美国（西方国家）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里一定是得到了保护的；同样，如果美国横遭飞祸，经济大受打击，中国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才会得到保护的。仅此而已，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中美两国人民在同一件事情上的不同态度，唯利而已，这一点好像是西方的利己主义宣扬的，这也是我们学习西方的成功的一点，很好！中国人民终于学会了唯利而已的思维模式，这该受到指责吗？……拿唯利而已这一点来分析旅美的华人精英们的态度也是一个准，他们之所以与美国白种人一样悲伤，还不是因为他们的永恒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所以要求中国人民怎么样，有一位在加拿大的华人分析的结论与我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那些兴灾乐祸中国人的言论有可能激怒美国人，惹怒生活在他们身边的美国人，恶化他们的生存环境，从而打碎他们处心积虑打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梦想。……如果我们承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合理性，我们就不应该指责国内的民众的反应。当然我也不会去指责美国精英们在中国人民蒙羞的时候的言论了。如果你们要从道德和人道主义的高度来指责中国人民，请先批判美国的主流媒体精英的不同道德嘴脸！至于我，我想说，中国人民终于抛开了儒家的道德枷锁，是很有希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当然，这一点确实是跟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人民学的，中国人民感谢你们的政府和人民的表演教会了我们能够拨开云雾见太阳：自由、民主之后隐藏着的利益要求。中国人民需要与美国人民友好，前提是中美两国人民必须有共同的根本利益，……请转告美国政府，请她珍惜中国和美国人民目前的贸易、学术、人员往来，也请她不要继续打压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如果还是死死地坚持这一点，那么结果就是制造敌人，而中国毕竟是有核力量和远程打击力量的国家！”
这种说法混淆了“国家”和“政府”，正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一贯论调。确实，在中国的“一元化”官方意识形态主导下形成的话语体系里，这两个词经常是混用的，不仅政府习惯于此，许多民众也经常把政府称作“国家”，于是人民的国家就事实上被扭曲成“政府”的国家了。但是，国家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政府。在集权体制下，当政者的长远利益并不是天然与人民的利益一致的。中国老百姓不是也天天在批评现状吗，这难倒是为了西方国家的利益？当政府实行集权体制而令人民受到种种压制和约束时，对这种体制的批评，只是让体制的维护者蒙羞，受体制之害的人民何羞之有？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说法打着为了“国家利益”的旗号，其实他们所关心的并非人民的利益，而是当政者的利益；他们把国际社会“从道德和人道主义的高度”对这种体制的批评曲解成对“中国人民”的指责，这些人在“国家利益”的面具下所捍卫的根本与人民无关。
从伦理层面来看，相当一部份极端民族主义者所信奉的是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绝对功利主义，从利益第一的角度出发，他们对文明、道德根本不屑理睬。《亿家家论坛》上有一位网友“不平家”就说：道德自古以来就是个最虚伪的词。另一位网民则声称：这世界，善恶全是谎言，强弱才是真理。更有“叫好派”在“北大新青年网站”上用极为粗鲁的语言说：正义本来就是婊子，什么客都接。这些网民多半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居然会培养出这样的人，难倒还不值得警醒吗？如果这种观念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中国将走向现代化还是野蛮化？
这种观念把人类的利益冲突极端化、绝对化，视人类社会为“丛林世界”，进而从“丛林法则”出发认同不择手段的生存方式。依据这样的理念，他们当然不可能接受现代文明体系；现代文明体系所设定的各种规则和约束，在他们只是一种束缚，他们当然会要求“超限”。正如刘军宁所言：“恐怖份子以圣战的名义提出的超限战逻辑与中国人熟悉的逻辑何其相似：为了‘神圣的理想’必须不择手段地消灭一切敌人，必须调动人性中最恶劣的东西：如仇恨、残忍；圣战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不能自我设限。圣战是超限战，是消灭敌人的暴烈行动，为了神圣的理想，必须泯灭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如对生命的敬重，对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码良知。忘掉仁慈，拆除一切道德防线，牢记仇恨，或是阶级仇恨，或是种族仇恨，对知识份子的仇恨，对商人的仇恨，对不同政见者或异教徒的仇恨。”其实，今天极端民族主义者所鼓吹的，并不都是那种改革前国人都非常熟悉的原教旨社会主义教条，更大程度上，他们所推崇的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日益败坏的伦理，即拆除一切道德防线、利益至上，扔掉对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码良知。而这正是各级官员们用他们的腐败行为每天“言传身教”的结果。如此则人性中最恶劣的东西如仇恨、残忍就被调动起来了，而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如对生命的敬重、仁慈等等则日益泯灭。这种伦理败坏自然让腐败的干部行动自如得多，但它难倒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伊斯兰革命和世界革命
《阴影》作者代表的是另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的追求不象《超限战》作者那么单一，虽然同样以“国”为本、以利益为最高追求，但他们还有“人文关怀”和圣洁感、崇高感。他们主张的不是单纯军事角度的“超限战”，还有关乎人类文明整体走向的所谓“理想”。因此，《阴影》对恐怖主义的赞扬不象《超限战》那样徒有血腥气，而是带有罗曼蒂克式的美学意境。作者断言：“很有可能，在新的极权主义（即美国霸权主义──笔者注）统治这个世界后，李白诗中的那种侠客精神，乃是未来人类的惟一拯救。……因为，侠客一道，是中国文化自远古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的作用是，对于体制的强权保持一种个人的挑战，无论是真正武力上的，还是思想上的，使得体制的强权无法控制一切，使得这个文化不会完全丧失活力。是故，设若新的极权世界果真降临，我们恐怕就更需要唤醒远古的基因了。”
《阴影》的基本思路之一是以恐怖主义对抗新的极权主义。在中国知识界里，《阴影》的作者是最早提出“伊斯兰革命”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的一批人。他们很早就断言：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南方革命已经开始。这个南方革命以两种方式展开，一种是消极的，即在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发生的一切；另一种则是积极、主动的，那便是所谓的“伊斯兰革命”。在《阴影》的作者看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腹心正在于此。
该书作者认为：这首先是由于国际资本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贫困、痛苦和压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弥散在亿万穆斯林心底的、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激愤心情。其次，伊斯兰教义是一种与西方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近代以来，它经过穆斯林的卓越思想家阿富汗尼、莫杜迪、班纳等人的释义、阐发，终于成为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追求完美和理想主义的战斗伊斯兰精神同西方崇尚物质享受的意识形态是截然对立的。作者赞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同时认同这种主义对伊斯兰国家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否定。再次，伊斯兰世界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全世界有10亿多穆斯林人口，分布在80多个国家，而穆斯林最集中的西亚、北非地区是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蕴藏最丰富的地区，“伊斯兰革命”一旦成功，中东的廉价石油供应肯定会日益减少。这种种优势注定了伊斯兰世界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新的霸权主义展开真正的较量。它与消极的“黑非洲革命”相汇合，将对后殖民主义或称美国新的霸权主义构成致命打击──切断西方的经济命脉，中断国际化的资本运动，使第三世界完全与国际资本脱钩。在作者看来，中东地区的冲突不只是政治冲突，更是文明冲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尤其是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冲突。他们旗帜鲜明地站在美国对立的一方，不只基于政治理由，同时也基于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反感。这样，他们为“911”事件叫好就毫不足奇了。然而，塔里班原教旨主义政权垮台前夕及此后阿富汗民众对该政权的唾弃，还有他们表现出来的对自由的满足，实际上证明了上述夸夸其谈的谬失。
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热烈追求“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排拒现代文明。他们把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西方化，在反对西方化的旗帜下事实上反对的是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现代化模式，也对中国的现代化走向“说不”。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必须全然排拒本土文明，日本、新加坡、台湾都是最好的例子。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观察现实，凡是成功的现代化，莫不在相当程度上汲纳了西方文明；排除西方化的现代化，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拒绝西方文明、拒绝西方化，与拒绝现代文明、拒绝现代化并无实质差异。
《阴影》作者对现代化的抗拒反映出他们潜在的精神上的情结──向往精神上的至纯至美，即所谓神性；同时把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主要特色的世俗化西方文明视为这种神性的最大敌人。这其实也正是《阴影》作者的尴尬之所在。他们向往一种雅致的、绝对清洁的、带有神性之美的文明形态，但却无法从本土找寻到自己所向往的那种文明的哪怕是一丁点点残片。无论是日本的“和魂”，还是中国的儒家文明，都带有浓厚的世俗化特徵，并不具备抵抗西方文明的“战斗性”，也产生不出独特的哲学思想，当然更难成为一种能跨国度、带强烈凝聚力和感召力的“精神武器”。所以，《阴影》作者所主张的刚愤的极端民族主义只能是一种失根的民族主义，他们不得不向外寻求自己急需的思想资源。结果伊斯兰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成了他们希望的天空中最后的一颗星。正因为如此，《阴影》作者不但对伊斯兰文明尤其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政治上认同，而且也在文化气质上、精神意义上认同。又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参与恐怖主义活动，使得《阴影》作者和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有了亲缘关系。
但是，《阴影》作者之一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参与“911”袭击的一些恐怖分子并不是埋头于宗教活动的“苦行僧”式人物，他们家境优裕，在西方受过良好教育，平时生活奢华，甚至已移民西方国家。为什么这些堪称“西方式现代生活宠儿”的伊斯兰青年精英竟成了西方式现代化的死敌？《阴影》作者们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批评，其实还是有一些思想含量的。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主要特徵的西方式现代化的确存在弊端：在消灭传统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同时，又制造了对人的新的异化。就连许多西方的思想家也不否认这一点。但如果以此为理由，欲借恐怖主义颠覆西方式现代化，就陷到“乌托邦”幻想中去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现代化，任何类型的现代化都有弊端。若只要有部份人不满意就采用恐怖主义颠覆之，则任何类型的现代化都难以为继，人类只好退到中世纪。因为，恐怖主义只能破坏一种新文明，却不可能创造出另一种文明；它对新文明的破坏必然造成文明的真空，从而为旧文明的复辟拓出广大的空间，客观上是为旧文明清道。
极端民族主义的暴民基因
《阴影》作者的尴尬，其实不只是他们在鄙弃西方文明的同时却无法找到抵抗西方文明的本土资源；更在于他们所欣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他们之所以呼唤恐怖主义，或许是因为自己提不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原创性精神体系，又反感西方式现代化，情急之下、无奈之中，或者说是绝望之中，就只好求助于恐怖主义，希望借恐怖主义来遏制西方式现代化的蔓延。如果仅仅是《阴影》的作者们情急、无奈和绝望，其实倒也无碍──毕竟“书生造反，十年难成”。但实际上《阴影》作者的绝望和躁动也是许多中国民众共有的。
1989年以来，当局为了反“和平演变”并维持官方意识形态的“生命力”，竭力向民众灌输非理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际政治观，客观上制造出一种“受虐型民族主义”。很多中国民众因此在判断国际事务时丧失了80年代的那种理智、宽宏和从容，而变得极为敏感、狭隘、好斗。可是，当局又不敢将对内灌输的那一套国际政治观真运用到外交上，面临诸多政治上的批评，外交上不得不低姿态。于是，在一系列中美之间的摩擦中，当局对内高调宣传“美国霸权主义”的威胁，煽起了强烈的仇外情绪，在民间、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强硬外交”乃至“不惜一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是政府对外则只能走务实路线，寻求折衷、妥协和退让，根本就不打算也不可能将“反帝反霸”的高调兑现。这样，当局就不能不常常“自打耳光”，自食其果。而中国民众则觉得受到来自本国政府和外国的双重羞辱，一次又一次地沮丧失望；他们既痛恨外国尤其是美国的霸道，同时也痛恨本国政府的软弱。但是，民众在这方面的失望、屈辱找不到发泄空间，只能积郁在胸，“受虐型民族主义”因此如野草般疯长。
中国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沮丧和屈辱更普遍也更严重。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不能实质性启动，权贵资本主义主导了经济活动，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正；吏治腐败和舆论封锁使“草根阶层”备受欺榨而又哭诉无门，正常合法的申诉管道早就淤塞而形同于无；贫富矛盾、官民矛盾愈来愈尖锐。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方面，中国民众都处于绝对弱势，都深感受虐。他们长期处在混沌之中，既找不到方向，也看不到希望，理智逐渐磨蚀，绝望和躁动与日俱增。在他们的眼里，体制的权威已荡然无存，他们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等待政府解决民众面临的困境。当局自相矛盾的对内民族主义宣传和对外务实外交手法，以及强行维持集权政治的高压，都时刻在培育着规模庞大的暴民。尽管当局主观上要“稳定压倒一切”，而客观上却为即将到来的动乱创造了社会基础，实际上是在自掘坟墓！
“草根”心理的暴民化与民族主义精英的情急、无奈和绝望，其实何其相似乃尔！这两种心理若汇合到一起，无异于乾柴遇到火星，局面的彻底失控将指日可待。一旦暴民政治和民族主义极权政治相结合，一种绝对恐怖的“超限”政治将从燎原烈焰中诞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民主化进程，都会毁于一旦。这对中国、对世界，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不能排除，已经有极个别极端民族主义者看到了这个并非危言耸听的前景，正期待着从这场灾难中“火中取粟”，因此他们现在竭力宣扬“超限思维”，为“草根”心理的暴民化催生。
倘若局势的演变真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则当下的中国实际上已类似于纳粹时代的前夜。当下的中国民众和那时的德国民众一样对内对外都深感受虐和无助、无望；而目前的中国政府和那时的德国魏玛政府一样软弱无能（当局对内的强权其实不过是外强中干）；在当下的中国精英阶层和那时德国的精英阶层中，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可疑的“先知”。对照一下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几十年前给德国和意大利的那两位“先知”的“画像”，或许对认识当下中国的某些“先知”有所裨益──“……这位强有力者说，旧制度已经陈腐。他坚决认定反对原则是彻底的全面改革的障碍。只要人们允许他去清除奥其王的牛棚，他便对每一个人作出任何诺言。他利用每一种可以觉察到的不满情绪而使其号召具有吸引力。他说：这是职业不稳定的问题，利息限制的问题，外国人的问题，大商店的问题，布尔什维克煽动者的问题等等。由于大多数人都是世故不深，他们只模糊地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他们开始注意他所许诺的新秩序。这般人到一个相当时期，便被说服，相信现状已坏到无可再坏的地步，在新政权下，情况或许要好得多。这时，便象卢梭讲的，他们奔去迎接他们的锁链。等到他们看出所许诺的自由原是一种更恶劣的旧的束缚的变种，那时已经太迟了。”
拉斯基指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崛起经过表明，独裁者总是利用人们的不安、愤慨、冷淡和失望，许诺一个“新天地”，又将“新天地”不能来临的原因归咎于几种容易识别的敌人身上；他的“改革”方案往往通俗简单，普通人也能明白；此外，还通过谩骂、激动情感的戏剧演出、很好地组织的殉难等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是一个受着“老的一代”的迫害、反对既得利益的、设法冲破旧制度的年青有活力的运动；经过他们反复宣传鼓动，多数怀有不满情绪、但又不懂得如何用理性语言表达的人们，就学会了这套好像是很有道理而又简单明了的法西斯主义蛊惑之词；还有一些青年人被吸引到这种运动中去，是因为他们在运动中看到了供自己挥撒的空间余地，也因为这种运动具有新奇性，好像只要参加进去便能从他们所痛恨的长辈的权威下解脱出来；而对那些迷惘失意的人来说，法西斯主义所提供的是类似于宗教复兴运动常常带给人们的那种“精神麻醉剂”，它是一种对思想上的癌症的轻释剂。
民众中法西斯主义的普通追随者并不了解纳粹组织的背景和秘密运作。纳粹煽动家们鼓动宣传是需要钱来“演”的，而这方面的帐单通常是不会公开的，所涉契约当然也是秘密的。不论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都不容许人们窥探他们的组织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真实意图。那些为纳粹活动提供经费的人在纳粹煽动家上台之前是不出面的。而一旦法西斯党魁掌了权，他们的假面具才揭了开来：自由工会不见了，社会主义政党被镇压了，合作化运动被接收了，自由独立的报纸不再存在，罢工成为非法行动，批评者总是“失踪”到牢狱或集中营里去。纳粹此刻宣布，他们的“革命”已经完成了，但原来的利益集团“革命”后照样有权有势。真正被这场“革命”所改变的，其实只是普通公民的地位。“革命”之后普通公民再也不能象“革命”之前那样做一个自由的公民了，他们失去了按照自己的意志与政府命令对抗的能力；不论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如何，在法西斯政权之下他们只剩下为那班给自己“铸造锁链”的人喝彩的权利。
类似的场景在上一世纪的中国其实早就演过了，难道还要再来一遍么？
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承认，中国的现状的确不合理，中国需要变革；但是很少有人会赞成那种极端民族主义“先知”们主导的“超限”的“革命”。中国在这一类的革命中已蹉跎了整整一个世纪，创巨痛深，不能再蹉跎了。今后中国必须以和平、主动的变革来取代、消除那种“超限”的“革命”。
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承认，中国的确需要思想家；但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思想家，而不是非理性的“先知”。非理性的“先知”迭出，这绝不是中国的福音，而只是乱世之兆。但愿我们能够警惕起来，不给非理性的“先知”们上下其手的空间。但愿民怨能及早得到疏解，中国能以最小的痛苦实现社会的转轨。
天佑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