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虹斌：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说到底，他们担心的不是“资本控制”，而是被“不爱国的资本的控制”（虽然这不是真的。而且，赵薇参加过国宴，习近平还曾把她推荐给韩国总统）。今天人们所恐惧的并不是“妖术”“共济会”，甚至不是“资本控制”，而是“不爱国”。辟谣是没有用的，十八世纪末的哪一次的“叫魂”妖术哪一次是真的？恐慌还不是照样越闹越大。
问题是，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叫魂》一书中深刻地指出：“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实际上，不管中西方，在非文明时代里，常会有某些罪名，非常好用，只要抬出这种罪名，不需证据可以打倒对方；它是悬在所有人头顶上的剑，是公众的恐惧之源。而这种恐慌，并不是你们以为的由愚昧的民众自发形成、扩散开来的；其实，它是上层社会根据政治目的，自上而下发起的：它想让你看到什么信息，你就相信什么信息。
比如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下，“女巫”就是一个非常便利的罪名，他们可以用敦促女性“供认”出审讯者想听到的最变态的性刺激行为，捉巫事业让律师、法官、牧师和审讯者没有失业之虞，雷米十五年之内处决了九百个女巫，三百年间，至少有六万多人被以行巫术的名义处决——惟一的困难是如何尽量多地找到和杀掉女巫。（埃克·伯科威茨《性审判史》）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既有十一世纪时，欧洲基督教会会炮制或散播诸如犹太人用基督徒进行血祭的诽谤、犹太人指使别人投毒的谣传；也有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指斥洋人教堂拐骗小孩、并且用小孩的内脏器官制造药物、吃小孩的心肝等传言；更有“文革”时随手指谁谁就是走资派、资本家、工贼、反革命等等的全民癫狂。
其实，各个社会层面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乾隆皇帝追查“妖术”，是想通过事件来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并清查民间的“异见”；各级官员对“妖术”调查的积极配合，是想瞒上欺下求得自保或获利；民间对“妖术”的恐惧，则是信息掌握不全之下的盲目。出发点不同，却殊途同归。“妖术”恐慌，从来都不是民间自发的。而发自内心地担忧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一个女明星分裂，排队对明星及其同情者进行辱骂，这种浩浩荡荡的爱国方式，也不会是民间自发的，否则早就被第一时间被屏蔽了。
我们很难解释，是否在我们的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一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因为没有真正的道德准则，明知一种东西（比如权力）是非道德的、不合理的，但因为有用，我们就拣来用；但想丢弃的时候，那种东西已经被别人非道德地施行在我们自己身上了。
我们常常想象着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我们能有幸占据主导权，成为社会的施害方；殊不知，我们很可能是那个受害者。这就是协从不正义的代价。
《叫魂》一书对乾隆时代的总结是：“中国的帝国制度本身是否已达到了非使‘政治罪’成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的地步？”检讨一下，我们现在是这样了吗？
我希望，它永远不会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