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下旬，广东陆丰市的乌坎村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乌坎村民选的村支书林祖恋被数十名特警从家中抓走，防暴警察进村驻守，村民冲破封锁游行示威，林祖恋火速在电视上“认罪”，外媒记者被强制清场。7月21日林祖恋被正式逮捕。
林祖恋的被拘捕，彻底揭穿了中国“基层选举”、“村民自治”的谎言，虽然乌坎村民在后面仍然自发连续游行示威一个多月，然而，林祖恋的命运并未因此而改变，舆论对乌坎村命运的关注度亦每况愈下。因此在舆论场有很多声音称之为“乌坎模式”已荡然无存。
所谓“乌坎模式”，指的是5年前的2011年9月，乌坎村民因质疑村官通过非法土地交易谋取私利而举行了大规模游行，被警察抓捕的村民薛锦波非正常死亡导致抗争规模扩大，并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官方在压力下为平息事态被迫与村民妥协。乌坎事件因此被认为是民间群体维权的标志性事件，一部分人认为此事件为化解中国的官民矛盾、基层民主自治提供了“乌坎模式”，如《金融时报》在头条中宣称：“乌坎为中国提供了民主典范”。
这种“不授人以柄，不冒犯官方，不挑战官方政治正确，不质疑官方的执政合法性”的“乌坎模式”更多是民间期待为中国的变革提供可以借鉴的模式而主观作出的美好愿景，冀望能以去政治化的策略自下而上在执政党的容忍范围内有限度抗争，形成体制外民意和体制内健康力量良性互动氛围，从而建设公民社会实现有序的社会转型。
但在事实上，在其时官方统治社会模式为“建设和谐社会”，对社会的维稳手段以“不折腾”为主，而乌坎村民以去政治化的手段实现经济利益的诉求，并没有触动官方控制社会的底线，官方作一定程度的妥协可以有效减轻国际舆论的压力，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到主要官员在翌年十八大上的政治前途，需要所谓的大局稳定。这是基于维稳需要而作的缓兵之计，从来就没有成为过官方化解官民矛盾的“模式”。把乌坎事件上升到解决中国基层冲突的“模式”地位，是把官方的权宜之计作了过度乐观的解读。
乌坎村以其5年来事件的后续发展向全世界显示了目前中国民间维权的困境，基层民主自治的难以为继，官民矛盾的难以调和。5年来，官方的承诺流于纸面，乌坎村民无法用选票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被非法侵占的土地依然无法收回，参与抗争的活跃分子被秋后算账，核心抗争者杨色茂、洪鋭潮被投入监狱，庄烈宏被迫流亡美国。一直强调“乌坎是一个个案，不是其他地区所能效仿的典范”的民选村支书林祖恋一直劝说村民保持耐心，作为事实上对现行体制仍持一定希望的中共党员，他最终还是在土地问题能够解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的残酷现实面前被逼上梁山，在准备领导村民重启抗议争取权益前被抓走，而乌坎村民被迫重新走上街头，要求当局释放林祖恋，并归还村民被强占的耕地。一切又回到了五年前的原点。
曾被赋予中国变革希望的“乌坎模式”，在今天注定是一场要破灭的幻梦。与五年前最大的不同是，政治气候已经改变。
在官方来说，现在是他们的亮剑时代，对民间的一切抗争要毫不留情的打击，即使是温和的去政治化抗争亦为体制所不容，任何对民间的妥协都视之为政治上的不正确。成立于五年前并在当时的乌坎官民谈判中曾起到重要作用的广东省“社工委”机制（以公民社会思维疏导刚性维稳）如今被边缘化，社工委主任朱明国已下台，喉舌《环球时报》在6月20日的评论显示了官方对乌坎抗争的零容忍： “如果全国各地的矛盾都用乌坎村民的激进方式表达的话，中国基层看到的将是一片混乱和骚动”。
对民间来说，唱着国际歌，喊着共产党万岁的乌坎去政治化抗争已没有任何吸引力。近几年来在体制持续的高压和扫荡下，民间对官方的政治变革已不抱任何希望，政治反对成为公民抗争的起点。在此背景下，拥护共产党，打倒地方贪官的以经济诉求为主的乌坎式抗争自然为民间所冷落。在民间舆论场，与渐进改良有关的声音在整体上都在遭受冷落，近期围绕中共体制内改良平台《炎黄春秋》的存亡而发起的网络签名在民间反应寥寥即是一例。
6、7月之间，接连发生的乌坎与《炎黄春秋》两事件，显示着社会在渐进还是激进这两条转型道路抉择的明朗化。前《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认为：“如果中共官方下决心扼杀《炎黄春秋》，那就意味着温和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无法走通，激进革命话语将成为社会认识的主流，中国各界精英的认识将会发生微妙的调整”。
洪振快的看法代表了体制内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对转型路径的认知开始作调整。而在体制外的异议知识分子的观察视野里，这种认识要更推前到5年前新极权粉墨登场的时间段，在这5年里官方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清场里，从奴役走向自由的道路的已无更多抉择的余地。无论是乌坎还是《炎黄春秋》事件，都隐喻着一场臆想幻梦破灭后这个共产帝国未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