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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潮编者按：中美关系正进入新周期，战略互信的老问题却一直困扰双方。在此背景下，2012年3月两位中美问题资深学者——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共同发布了题为“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的重要文章（中文版标题为“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分析”，由刘春梅翻译），试图厘清中美国内各层次决策者对中美长期关系的基本观点，同时提出一些可能在将来有助于减少中美战略互疑的行动倡议。
以下内容摘录自东方早报，是王缉思教授从中国国内视角对中美战略互疑的解析，仅供读者诸君参考。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理解战略互疑：中方观点
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稳定合作的中美关系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领导人一直表现出在中美关系中实现“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愿望。尤其在过去几年里，当北京觉察到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产生更多担心的时候，北京就会向华盛顿保证，中国不会寻求挑战或者代替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中美合作必须建立在战略互信的基础上。中国领导层也采取了措施，以减少针对美国的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在北京看来，正是由于美国的政策、态度和误解，才导致了两国之间缺乏互信。
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就开始存在并延续至今。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把美国看成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是对中国最严重的政治威胁和军事威胁。到60年代末期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之后，美国的威胁减弱了，但是并没有消失，尤其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对美国的疑虑在很多方面有所体现，并且涵盖范围广泛，从担心美国试图干预中国的国内政治，到怀疑美国企图阻止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
总之，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根深蒂固，而且近年来似乎呈现加深的趋势。这种不信任不仅在一些官方声明中可见一斑，在媒体、网站、博客空间和教育体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官方观点和大众情绪彼此深化，相互影响。
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
自1949年以来，中国对国际战略格局做出的不同评估导致北京的对外政策思考方式——尤其是对美国的认知——不断地随之调整。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苏联集团出现剧变之后，邓小平倡导对美国采取谨慎而非对抗的方针，这种方针在中国被广泛称为“韬光养晦”。
在很大程度上，提出这种方针是以下面的事实——以及评估——为前提的，即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远远不如美国，国际社会的平衡木当时是朝着西方的政治体系、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倾斜的。
从2008年开始，几大事态发展重塑了中国对国际格局和全球趋势的看法，尤其是对美国的态度随之出现了调整。首先，许多中国官员相信他们的国家已经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国，应该得到与之相称的待遇。中国不仅成功地挺过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且也成功应对了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中国人眼中，后者是美国经济和政治的深层弊端造成的。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似乎在政治上也成为世界第二。
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其他一些史无前例的盛会感到十分自豪。中国的太空项目和先进的武器技术也增加了北京的自信。中国领导人不会把这些成就归功于美国或者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
其次，中国的一般观点是，从长远眼光来看，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国家。美国的金融动荡、巨额赤字、高失业率、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国内政治的极化，被视为美国衰落的许多标志中的几个。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高层领导头脑足够清醒，他们注意到了美国实力的弹性，尚未得出眼下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的结论。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经济走低一定会损害中国经济发展，包括导致出口受损以及使中国用于储备而购买的美国国家债券贬值。然而中国仍然认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缺乏信心和能力，并且美国国内政治出现了相当混乱的图景。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已经明显缩小。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美国的GDP是中国GDP的八倍，但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减少为不足三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不是几十年的时间。
第三，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中美之间实力平衡的转变是当今世界正在呈现的新格局的一部分。西方世界总体上面临着经济挫折，新兴大国如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都加入到中国的行列，共同挑战西方的主导地位。这些国家放在一起被称为“金砖五国”（BRICS）和“基础四国”（BASIC），并且金砖国家领导人定期举行会晤。
他们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的协作对西方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种制衡。G20正在取代G8成为一种更有效、或许更有生命力的国际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和机制现在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对待新兴大国的愿望和利益。
第四，中国的政治精英，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都普遍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西方民主和经验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资借鉴的。况且许多引进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动荡和骚乱。“中国模式”（或者所谓“北京共识”）的特征是构建全方位强大的政治领导，从而确保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这与那些出现“颜色革命”每每导致国家分裂、西方侵犯其主权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显然，美国人不会欣然接受中国人的以上观察。因此，许多中国政治精英怀疑，其实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过去，因为美国国力富足且拥有先进的技术，他们尊重美国，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信的；现在这个国家既不再令人敬畏，也不再值得信赖，因此它对世界的示范作用和对中国的劝诫已经大大贬值了。
在中国，很多人深信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时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其霸权和统治，所以，华盛顿将会试图阻止正在崛起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提高自己的地位。根据中国人对世界史的典型理解，美国政客是“丛林法则”的忠实信徒，他们推行民主和人权实际上是为了帮助其实现强权政治的政策工具。中国的崛起，基于其庞大的规模以及政治、价值体系、文化和种族的独特性，一定会被美国视为对其超级大国地位的主要挑战。美国的国际行为越来越多地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得到解释。
政治和价值体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开始，人们始终坚信美国一直怀有阴险的图谋，策划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属国。这种计划被称为美国对社会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美国对苏联解体之前东欧的反共游行、一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出现的“颜色革命”、2011年出现的“阿拉伯之春”等等所表现出的同情以及支持，还有它对缅甸民主改革的支持，全都是美国实现其图谋的例证。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防范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官员和主流评论家坚决反对在中国进行可能导致西方民主的所谓政治改革的想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2011年3月的讲话中指出，“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中国主流观察家们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是要“西化、分化”中国。他们强烈谴责美国对达赖喇嘛的同情和支持，指出达赖喇嘛是有意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政治人物。2008年3月拉萨发生暴力事件之后，他们对美国意图的不信任加深了。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美国长期支持和鼓励居住在海外的“藏独”分子的结果。2009年7月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暴力事件，人们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感到更加愤怒，因为据中国媒体报道，维吾尔族政治激进分子热比娅策划了此次血案，并且她和她的分裂主义组织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资助和支持。
人们始终坚信中央情报局和许多看上去光明正大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实际上都对中国不怀好意，并在中国搜集一些敏感数据。2010年初，谷歌公司公开批评中国对其在中国境内的业务进行所谓的官方干涉，引起了北京的强烈回应。中国政治圈强烈怀疑美国政府在背后支持谷歌在中国网民中煽动反政府情绪。
美国参与中亚各国以及其他一些前苏联国家的“颜色革命”，加之美国对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态度，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方面的看法，即如果美国发现中国出现了类似事态和机会的话，美国将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于中国现阶段越来越多地强调国内维稳，由此导致的对美国意图的不信任愈加强烈。
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一些高层官员曾公开宣布美国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这种观念尤其在中国的国防和安全等部门中得到普遍接受。
最近的几个事态发展加深了中国对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战略意图的不信任。首先，尽管从2008年5月国民党上台后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关系有了显著改善，但是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先进武器以威慑大陆。此举在中国看来是极具危害性的，并增加了对华盛顿的疑虑，即只要中国的实力地位还落后于美国，美国就不会顾及中国的利益和感受。
其次，尽管奥巴马政府已经向中国领导层保证它没有遏制中国的打算，但是，美国海军和空军加强了对中国的抵近侦查活动。有些时候，美国的侦察飞机和舰只如此接近中国边界，以致引起解放军在操作层面上的强烈警觉和反应。中国军方领导人认为这些活动是有意挑衅，因为当今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甚至于俄罗斯，都没有受到这种日复一日的军事压力。
第三，华盛顿加强了与中国许多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包括近期与印度和越南的关系，这两个国家都曾经与中国发生过边境战争，且目前与中国仍然存在领土争端。美国与盟国不断加强的联合军事演习引发中国更多担忧。
中国官员特别关注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夏威夷会议期间和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发表的关于美国战略重心重新转移至亚洲的言论。北京的理解是，华盛顿在亚洲的许多最新动向，包括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轮流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鼓励缅甸放松国内政治控制和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意在牵制中国。美国插手南中国海领土争议，宣称关注该地区航海自由，让北京感到尤为不快。
“对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和舆论领袖来说，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整体论述是西方的一个阴谋，这一阴谋的首要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赶超西方国家。很多中国领导人具有技术和理工科背景。他们会更关注关于气候变化的主流科学发现，可能并不会相信阴谋论。中国真正感兴趣的是与美国和欧洲加强在开发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但是，如果对西方提出的绿色经济的号召做出的回应太过积极，就会存在政治风险，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仍然依赖化石燃料。”
经济问题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这样一种疑虑，即美国正在利用中美经济摩擦作为美国经济失败的替罪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在中国被广泛视为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失利的象征。在中国人看来，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对华政治偏见导致对华出口管制造成的。同时，中国也注意到美国正在给在美投资和合并或兼并美国公司的中国企业设置无数政治障碍。美国迫使中国人民币升值的行为，一般被看成是以中国经济和中国劳动力为代价、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一种专横、不讲理的手段。
从全球性经济危机开始之时，中国便大量持有美国国债，这一举措已经成为越来越有争议的国内政治问题。由于美元贬值、美国金融市场波动以及2011年8月出现的债务上限争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是否有必要把如此大量的中国金融储备存放在美国，这样做是否明智。“绑架”、“欺骗”、“盗窃”、“掠夺”和“不负责任”只是中国人用来表述他们不信任美国债务证券的词汇中的几个。
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中国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来说，除购买美国的债务证券之外，其他备选很少。但是对于那些为购买或增持美国金融财产的决定做辩护的人来说，北京的国内政治环境使他们的处境相当难堪。随着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地位的削弱，北京越来越怀疑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持续性，并且增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紧迫感。与此同时，中国也怀疑美国将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制造障碍。很多人相信美国的全球霸权主要是依靠美元的统治地位才得以维持，并且认为美国在过去曾试图限制欧元地位的上升。最近，奥巴马政府计划最终确定并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此举在北京看来是企图同中国与亚洲其他经济体之间不断壮大的经济关系展开竞争，并限制人民币的流通。
能源和气候变化
许多中国官员认为小布什政府代表了石油寡头的利益，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在控制全球石油供应的愿望驱使下实施的。中国对此的疑虑延续至今，他们认为奥巴马政府设计的开发清洁能源的项目与此类似，也是受自我利益驱动的。对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和舆论领袖来说，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整体论述是西方的一个阴谋，这一阴谋的首要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赶超西方国家。他们相信通过植入这种印象——即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通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西方人能够卖出他们的低碳技术，进而获利，同时可以防止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崛起，因为这些国家仍须继续扩大生产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满足社会需求，从而摆脱贫困并向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过渡。
很多中国领导人具有技术和理工科背景。他们会更关注关于气候变化的主流科学发现，可能并不会相信阴谋论。中国真正感兴趣的是与美国和欧洲加强在开发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但是，如果对西方提出的绿色经济的号召做出的回应太过积极，就会存在政治风险，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仍然依赖化石燃料。
外交
中美之间的实力平衡变化是能够察觉到的，这一变化让很多中国人期待并且强烈要求出现更加“有所作为”的中国外交政策。中国领导人清楚地察觉到这种情绪。如果说北京在过去对美国售台武器和在中国周边进行侦查活动存在一定程度的忍让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惩罚”美国的所作所为。迄今为止，北京对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论述以及相关的外交和军事行动所做的回应还是谨慎的，但是中国的这种态度还应该坚持多久，在国内是存在争论的。
中国对美国在朝鲜半岛、伊朗、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国际政策和行动进行的批评和抵制反映出中国的疑虑，即这些政策和行动是建立在不公正的、狭隘的美国自身利益的基础之上，并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的利益。北京依然公开支持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如果朝鲜采取任何开发核武器和核扩散的新行动的话，北京都会深感不安。然而有些中国领导人认为，需要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担负更多责任的是美国，而不是朝鲜。毕竟60多年前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时，是与朝鲜一起并肩作战，共同抗击美国和韩国军队，并把美国军队阻挡在中国东北省份边界区域之外。现在，帮助朝鲜维持国内稳定依然是中国最大利益之所在。考虑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目前对中国构成的安全威胁，与平壤保持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北京人士普遍认为美国想要看到平壤出现“政权更迭”，美国对朝鲜政府施加压力的目的在于削弱或推翻朝鲜政府，给中国带来麻烦。北京对伊朗的政策同样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国同美国及其欧洲同盟一样，坚持防止核武器扩散原则。另一方面，中国担心华盛顿对德黑兰实施的高压政策更多是受美国希望改变伊朗的政治结构以及改变中东的地缘政治地图的愿望驱使，而不是像其宣称的那样，为了防止伊朗人拥有核武器。中国没有准备切断自己与德黑兰的贸易关系，以支持美国对伊朗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虽然北京并不认为始于2011年初的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一定是美国挑起并对美国有益的，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对2011年西方世界对利比亚的武力干涉感到不安。目前美国在该地区的图谋正在叙利亚逐渐显露，如果得到了进一步推进的话，将被视为会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并损害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加入了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行列，共同反对使叙利亚现任政府非合法化、支持该国内反对势力的国际努力。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反恐努力在北京看来是用来扩大其在中东、中亚和其他地区利益范围的一种手段。本世纪初，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华盛顿集中精力进行反恐斗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时候，中国预见到在对外工作中出现了一个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中国能够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但是，自从奥巴马政府决定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以来，中国愈加怀疑美国将其战略矛头从大中东地区转移出来转而指向中国，视中国为其最大的安全威胁。最近美国的“战略重心在亚洲”的说法倾向于强化这种怀疑。
中国已经注意到一系列看上去意指中国的美国外交动作，包括华盛顿把自己卷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几个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领土争议。尽管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官方观点始终保持“中立”，但是在中国人看来，美国显然是希望破坏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使争端长期存在。美国呼吁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明显与中国的领土主张背道而驰。美国其他不友好的外交行动还包括加强美印联系。当美国称印度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时候，其指向中国的言外之意显而易见。
中国认为美国在世界各处的许多活动都是有悖于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中国对缅甸、苏丹、津巴布韦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都与美国的立场形成强烈的反差。美国批评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外交实践，此举被认为是旨在剥夺中国在这些地区获得自然资源的权利，因此是美国企图牵制和干扰中国崛起、使其复杂化而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一部分努力。（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