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所所长，尽管是中直招待所的所长，也算不上大人物。但是，在动乱的年代里，他知道了也制造了许多大秘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新中国刚刚诞生十几年，就出现让人难以置信的荒唐。由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主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矛头指向的，正是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中坚。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被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
整个国家都乱了。最高领导倒是泰然自若，他有着高度的自信，告诉大家，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符合他的一贯思想，就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话虽然说的容易，但是，群众运动起来了，就有不分青红皂白的现象存在，不少人就被活活打死了，其中还包括了正部长级的干部张霖之，这可是开国的功臣。
人死了就不能复活，这是党的财富，不能轻易就扔掉，最高领导也是这么想的。他的想法一定传递给了主持日常工作的周总理，但是，总理也难啊，那个时候，千疮百孔，堵哪一个呢？只能捡要紧的。于是，总理就列了几个名单，要求保护他们。这里，高级别的民主人士、高级别的科学家，都在名单上，还有一个名单，就是省委书记们。
说起来，省委书记是一方诸侯，跺跺脚一方土地乱颤的，但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面前，也脆弱的像泥罐子一样，随时会碎。总理拉出一个名单来，把这些泥罐子交到一个人手里，这就是中直招待所的所长吕勤昭。
严格说，老吕也不算小人物，1945年，14岁的吕勤昭就是当地的儿童团长了，建国后，他跟过徐特立，也在彭德怀、王稼祥等领导身边工作过，也是中南海的老人。
那个时候，他正好在担任中直招待所的所长。
周总理把谁交到老吕手里呢？有湖南张平化、浙江江华、江苏江渭清、新疆王恩茂、辽宁黄火青、山东谭启龙、江西杨尚奎等省委书记。
住在中直招待所其实也不安全，因为造反派在到处寻找他们，而招待所内部也有造反派，他们也会给外面的造反派通风报信。所以，住在这里很多人是隐名埋姓的，很多人是以老吕亲戚的名义住进来的，这些人还常常要转移，转移的时候要趁天黑，戴上大口罩，那情形，很像解放前做地下工作。
但是，造反派人多能量大，经常有人被抓走。北京造反派领袖韩爱晶有一次带领一伙红卫兵冲上招待所三楼，红卫兵按照籍贯抓人，湖北籍的冲着省长张体学去，湖南籍的抓省委书记张平化，福建籍的抓了省委书记叶飞。虽然有警卫部队，但是又不敢动手，眼睁睁看着人被抓走。
后来，是总理出面找韩爱晶要人，这才在批斗后把人放了出来。那个时候贵为总理，对一个学生领袖也是要客客气气的。
这些大人物即便是住在中直招待所，也是提心吊胆的，因为招待所里住着红卫兵。就说黄火青，那时候是中共东北局书记，因为胃病做了手术，吃不了面食。有一天招待所没有米饭，他吃多了饺子胃疼，就剩了些饺子皮，被红卫兵发现了，上纲为“老爷作风”，“浪费粮食，罪该万死”，闹了一场风波。以至于老吕把老同志们召集起来，提醒他们，不要和服务员聊天，不要看大字报，不要过问招待所内部情况，吃完饭就回房间。
这种待遇，和软禁也差不多，但是，那时候却是最安全的做法了。
红卫兵的革命精神是无处不在的。老吕说，有一次，一个红卫兵老找他，说他丑化了毛主席，因为招待所的一张主席像只有一只耳朵。老吕哭笑不得，告诉他，这是主席的侧面像，当然只有一只耳朵露出来。
老吕就是这样提心吊胆又不知所措地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总算是完成了总理交给他的任务。这些事情，他讲述出来，收集在他的一本书《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里。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很多事情被淡忘了，但是，我始终有一个心结，就是那个时候的最高领袖为什么有那样的自信，敢于把天都翻过来。我不是说他做的对，而是说，根据那个时候的经验，天下事是有规律的，有时候，仿佛很可怕的事情，走过之后回头看，没有那么可怕，历史有着自己的规律，在这个规律面前，再强大的人力也会败下阵来。
这个就不是秘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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