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艰难过程中，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成为其中性命攸关的关键一步棋。
张维迎最近炮轰政府产业政策兼带炮轰林毅夫，说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创新是不可预见的，产业政策是豪赌，不搞砸绝不罢手。企业家要争取的是普遍的权利，而不是特权。
这其实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常识。首先，政府不能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否则，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必然导致规则不公。比如大量石油央企，官不比环保部小，钱比环保部多得多，根本不把环保法放眼里，成为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大鳄。其次，由政府制定偏向谁不偏向谁的产业政策，潜在逻辑是官员比企业家更高明。但在市场竞争中，官员通常不比企业家更高明，企业家则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在摸索，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政府官员则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逻辑和结果可想而知。第三，政府投资主导经济，或者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结果必然形成一门心思“专门赚政府的钱”而不是一门心思“专注讨好服务百姓以赚百姓的钱”的官商集团。而政府本身并不会赚钱，它的钱就只能来自两个路径：税收和通胀（印钞票），后者是通胀税。
但是在当代中国，早已经是常识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恢复常识，绝非易事。我为此写了两条微博：
思想是独立探索人类道路的火把，是打开人类心灵枷锁的密码。它遗世独立，甚至很长时间不为多数人所解，但它宁可寂寞开无主，也不应成为迎合民粹的招牌、趋炎附势的工具，以及政策工具的华美包装。丙申年中秋大焕有感于张维迎林毅夫关于经济政策之争。
林毅夫为什么深得官心？因为其强化固化投资型政府的政策主张，符合学理不清又急于事功的某些高层任期内的政绩要求，通过巨额投资迅速做大鸡的屁。也通过巨额政府型投资，支撑起从上到下整个官僚集团的巨额腐败利益。但这种投资，多半是环境的灾难也是民众的灾难。这是“中国模式”或曰“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真相。林毅夫不过是个道具，没有林毅夫，也会有张屠夫。
有人就和我争论：“还是用事实说话的好，别扣帽子，这些年不是投资，中国经济不会发展这么快。”
我说：“不要政府投资，只要政府松绑，还人与市场自由，会比现在发展得更好！”1978年以后，农民、农村发展得好，并不是因为政府关于农民、农村的产业政策，而是允许农民自由进城了！同样，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缘于部分市场的开放，以及人的部分自由——部分的择业和部分的迁徙自由。
他又说：“在中国国有资本及强势政府的情况下，不提政府投资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客观的。”
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先把你自由创造的活路掐死，然后恩赐你一个劣质面包，还让你感恩戴德，视掠夺者为救命恩人。”
他说：“天天天叫唤，也没见你起来造反，别说起来慷慨激昂，有屁用。”
我说：“滚！你这叫做理屈词穷恼羞成怒！”
这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的表现。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原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在特定情境下，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长久不知自由为何物的人们，也会把自由当成社会发展的敌人。倒是身居高位者，不乏对此有清醒认知的人，比如汪洋在广东任上的时候就说过：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艰难过程中，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成为其中性命攸关的关键一步棋。没有法治和自由市场，就不会有未来中国的顺利发展。至于对林毅夫的评价，我想借用风格纯粹的话来说：
“林毅夫跟杨小凯先生的争论错在把国家当公司！林毅夫跟张维迎的争论错在把政府当成先知！林毅夫的所谓经济学理论，就是看到朝廷需要什么，他就杜撰什么理论。他哪有什么思想，他是一个为朝廷定制理论的。为啥我这些日子调侃林毅夫的人品，而懒得撰文他这次跟张维迎教授之争呢？林毅夫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他不懂国家的主要角色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保障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吗？追求社会正义，和建立法治，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石啊？他在芝加哥大学应该能学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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