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隐”大理的10年里，野夫笔下文字的宁静，让悲怆悄然转化为“慈悲”。每一段往事被他用“致密”的散文叙述一遍，读之便不胜其悲，众人扼腕。
倾吐会让人“心晴”，正如见过野夫之后的次日，大理就艳阳高照。洱海在东，苍山在西，当落日隐没山巅之际，一句诗恰如其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野夫就住在苍山脚下。
凌晨5点的酒店阳台，仰望苍山与高天，我仔细回想着和他谈话的每一个细节，思索着他和周围自然意象的关系。街对面的一家客栈的招牌就那么凑巧地突然点亮，上面有四个字：隐居大理。
从他口中的“浮华都市”北京来到此地，倏忽已10年。这是他人生中最宁静的一个阶段，他说内中确有“退隐”的成分。只是，宁静提供了写作条件，“退隐”的10年，恰是他作为一个精神完整的个体最为夺目的10年。
他的文章里，填满了人被大时代伤害的悲怆，而文字的宁静，却让悲怆悄然转化为“慈悲”，所以怨与怒的背后，有一座大山。我想，这种不经意的力量转换，可能正是让无数读者抚卷垂泪的因由。
3月29日下午，一间阳光房里，一壶滇红，氤氲一代人的心事。
野夫
光棍一条下大理
阳光房在楼顶，像个玻璃盒子。作家王梓夫拿着一个茶杯踱了进来，环顾四周说：“弄得挺好，简单，舒服。”
玻璃房在冬天很暖和，就像一个温室，它接受着温煦的阳光，阻挡风霜雨雪，又可以完全地掌握外界，这映射着野夫的心境。
这个内心强大的54岁男人，对社会的非理性状态还是有着深深的恐惧。几乎每一个他所深爱的人，还有他自己，都曾被特定时代的集体非理性伤害，对于“昨日重现”，他有一种本能的警惕。
现在过着的，是最接近他“想要的生活”。
上午卧榻酣眠，中午起来自己做饭，吃完在院子里喝喝茶，有朋友来了就一起聊聊天，没人来就独自思考一下自己正在做的工作，然后在下午动手写东西。大理虽小，却是文艺人士密集聚居之地，所以他晚上一般都有酒局，喝得有些酩酊了，回家睡觉。
后半夜酒醒，他又会给自己倒上一大杯酒，不需要任何菜肴或零食，一个人慢慢地饮，这是多年来几乎雷打不动的独酌习惯。一手拿酒杯，一手翻看手机，看外面发生的事情。经常看到一些不平事，内心愤怒，但又自觉无力，故而悲伤。“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有时候，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毕竟，青年时取下“野夫”这个笔名，是来自唐代刘叉的两句诗：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过去的人生，都在绕着这两句诗打转，只是更多的时候，是别人的刀划在他的身上。“血勇”，反抗，豪侠之气，最终都跟着他一起被牢狱的铁窗围困。
1995年回归社会之后，他发现所面对的已经是另一个世界。“这个时候人与人见面不再谈理想，而是谈生意了，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结束了。”
就在他茫然四顾之际，北京的师兄王梓夫邀请他北上。“如果不是他，我后面的道路也可能和今天完全不同。”
从武汉乘火车出发进京，一位老朋友送来了一口锅，要给野夫背上。“有了这口锅，你可以随时自己做饭吃。”
野夫说，锅我是坚决不要了，背着一口锅去北京，今后我的人生都抬不起头来，你如果不拿回去，我就把它砸掉。那叫破釜沉舟，彼时的野夫，面对的是生存问题。
他在北京成了一名出版商，朋友们帮忙张罗起公司，老师易中天把自己的新书交给他出版，因为自身文学素养深厚，他自己也能编写一些好书，于是当上了“富人”。
2006年，商人野夫的第10年，他突然厌倦了。书商生活是一种“烂生活”，每天就是一堆商人在喝酒，泡歌厅，赌博，讨债，为了买书号去巴结人。
“全国各地很多人欠我的书钱，我每天打电话去催，有时还要威胁说再不给钱就要找上门去，听上去就像个黑社会。日常在浮华世界里糜烂着，消磨着，觉得没意思，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从80年代走出大巴山开始，梦想就是当一名作家，我难道忘了吗？”
恰逢离婚，北京已无可留恋，野夫几乎“净身出户”，公司也送了人，光棍一条下大理。
今已不想为“作家”
10年，为各路写作者出了很多好书，也发掘了诸如许知远这样的新锐作者，但圈子里几乎没有人知道野夫会写文章。这位80年代已经颇有声名的诗人，在新世纪的文坛形同“路人甲”。
重新写作，是在2004年，野夫写了一篇怀念故友的散文《别梦依稀咒逝川》。一文惊艳，人们纷纷劝他继续写，他说，自己于是重新拿起了笔。
不是笔，是键盘，他用“一指禅”在上面敲击，开始重塑一个新的野夫。一下下的敲打声中，“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又在涓流回归。
“我知道自己心里有多少事，吐出来的话，会让自己轻松一些。如果不写，这一生就白来了。而且我相信，这些故事能让后人们了解我们这一代、上一代，乃至上上一代的人生，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对后来者是有启蒙意义的。”
这是野夫从北京出走的精神原点，而这一原点注定了他的非虚构写作取向，用真实的故事，讲真实的时代，于是散文自然地成为他今后的代表作。他也写小说，但小说里也有一个史实的框架。
喧嚣浮华，乱人心性，凝滞笔毫，野夫需要一个大理。那时的大理游客稀疏，安静如大巴山里的家乡小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苍山洱海，各得其所。
在大理古城外，野夫以每月500元的租价拿下一个大院子，躲进小楼成一统，“那几年很用功”。2009年，他出版了人生中第一部著作，散文集《尘世挽歌》，终于在一般意义上成为了一名作家。毕竟，80年代虽然薄有文名，但都是以地下诗集或报刊短文的形式获得的，专著阙如。
但此时的野夫，却不愿意把自己称为“作家”了，而是自创一名曰“民间写作者”，以区别于“体制内写作”。在他看来，很多体制内作家是叫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而他，“老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就个人感觉，野夫的文风，大概可以说是“以真诚的态度，恬淡地叙述波谲云诡，慈悲地表达悲伤和愤怒”，这种张力背后，让人看到一种彻悟。野夫说，当然，随着年龄增大，人会通透地提高。
他的散文写那些最熟悉的人和事，短短几千字里，波澜起伏，尽尝人间悲苦，遍阅时代苍凉。野夫承认，每一篇都可以用小说写一个绵长而精彩的故事，但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虚构，这会给文章的力量打折，非其所愿。
他的散文，是“致密”的。
“一指禅”下泪双流
3月30日下午，我走进大理古城人民路的“海豚阿德的书店”，一名跟我年龄相若的男子手上拿着两本书，还在书架上继续搜寻。他对店员说：“《尘世挽歌》，这本是《身边的江湖》，还要一本《江上的母亲》，帮我再找找。”
我会心一笑说：“野夫。”
他回头认真地看我一眼，我便问他为什么喜欢野夫的书。
他说：“真实。”
野夫不愿意虚构，也不需要虚构，他说，真实的世界，远比想象出来的世界精彩万分。
他出身于红色家庭，但在集体非理性的岁月里，年幼的他与外婆曾被人用黑洞洞的机枪口对着，祖孙紧抱在一起瑟瑟发抖，长大以后他曾喋血寻仇。
他当过警察，见多了猫与鼠之间的非人性游戏。
他被好友设套出卖，身陷囹圄，“剧情”曲折如谍战。
坐牢时父亲患病去世，没有再见儿子一面，母亲在儿子出狱后10天跳江自杀，尸骨无寻。
他见过18岁美少年被判死刑，狱友们想尽办法为其减轻心理负担，最后以简单而悲壮的仪式相送；他见过精通裁缝的老犯人因为不愿被狱警当作牟利的棋子，当面挥刀断两指，血溅当场。
每一段往事被他用“致密”的文字叙述一遍，读之便不胜其悲，众人扼腕。
野夫似乎很在意“非虚构”这三个字，他说，我的每一段人生经历，以及文章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人证活在世间。
关于那位断指的老犯人，野夫已经写出了一篇文章，题为《八指二胡》。老犯人叫徐大桥，曾是武汉汉正街上的裁缝，拉得一手好二胡，年年的“监狱春晚”都压轴登场，琴声呜咽中把一众犯人的心灵带向高天明月。自断二指之后，野夫想，弦音从此绝矣，孰料当年“监狱春晚”，他仅用两根手指压弦，一样出神入化。
朋友们读后说，野哥，你不是在写小说吧？
当年的狱警朋友找到还在狱中的徐大桥，录下了一段拉琴的视频，视频最后，徐大桥还对狱警说：“你帮我拿给野夫看。”视频发在朋友圈，人们才相信，野夫纵然写得令人难以置信，却依然是“非虚构”。
较真的野夫还专门把视频拿给二胡界的几位大行家看，以鉴定徐大桥的水平，行家们看后都说，叹为观止，自愧弗如。
他有一种自觉：自己写的既是散文，也是历史。后者的价值，是他更为看重的，他认为这有传承意义。
有同龄人见到野夫，握着他的手泣不成声，因为读野夫的文章就像照镜子，看到的全是自己；有七八十岁的老人，蹒跚而来，听他的讲座，因为野夫写自己的父母亲，写的也就是这一代人；更多的是年轻人，占据着读者和讲座听众的大多数，野夫对此最为在意，他说，这让自己欣慰的同时看到希望。
很多读者在网络上留言，或者撰写书评，常常会提到一个共同的词汇：泪流满面。其实，野夫在用一只手指敲击键盘的时候，也常常泪流满面。
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改编自野夫同名小说，在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拍摄。
微斯人谁与归
“江湖”一词，出自庄子，后人往往把它和“庙堂”相对，指代民间社会。在野夫看来，所谓庙堂与江湖，在今天看就是体制内外。
他是天生一个江湖客，交游天下，异客盈门，路见贫弱，解囊相助。所以他需要钱，而写散文并不能带来多少钱，顺理成章，他成为了电影电视的编剧，因为剧本是最赚钱的文字。2006年初到大理，囊中瘪乏之际，正是因为写作了《父亲的战争》这部电视剧而在四五年间衣食无忧。
剧本里，他根据父亲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如果按照我的本子拍，深刻程度不亚于《北平无战事》。”但最终剧本没有过审，剧组不好意思让野夫再修改，另找编剧，改成了现在的样子，一部娱乐性的战争剧。
人人都知道该剧的编剧是野夫，这么流传下去岂不坏却江湖名声？野夫就根据剧本写了一部同名长篇小说，唯一的目的就是证明“我写得跟电视剧不一样”。
写剧本挣钱，野夫称为“以文养文”，赋予了这份因为经常要反复修改乃至推倒重来而变得十分折磨人的工作以意义感。他把这一部分的写作，从个人理想中单独剔出来。
“运去英雄不自由”，今日的野夫，人生颠仆大体已成追忆，平静状态下的“运”，便是财务自由，以资独立于江湖。钱是要挣的，但也有原则。“写写人生，写写爱情可以，抗日神剧绝对不写。”
有好多酒厂联系他，说你有这么多粉丝，我们合作出一款“野夫酒”，我们负责生产，你负责在自媒体上卖，所获一定丰厚，倍胜写作。野夫全部拒绝，他说，有读者喜爱你，是因为你的书，那么他们买你的书，几十块钱一本，我心安理得，但绝对不能去消费读者，因为人家喜爱你，你就去赚人家的钱，不是英雄所为。
他的书法造诣颇深，多有花钱求字者上门，野夫也都一一婉拒。“还没有到走投无路这一步。”
立身江湖，爱惜羽毛，同时野夫也看到，今日的江湖，已经同类者渐稀。不少青年才俊，善良博学，拜谒门庭请求野夫收为弟子，野夫至今没有应允一人。
“就是感觉差点血性，差点勇敢。我很传统，比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做得到吗？等我老了在街上被人欺负，你敢出手吗？现在的年轻人身上看不到这一点，天生软弱，缺少豪侠之气，我要是收徒弟，显然不会仅仅为了收一个书生。”
从小学到大学，野夫都是群架堆里的常客，见多了鲜血。“我们这一代就是野蛮生长起来的，个个都很有脾气。”
他写过作为同龄人的诗人王琪博，曾是才华横溢的少年，刀不离身，遇事从不回避，面对远远强于自己的对手也是刀光一闪，喋血而回。王琪博也曾和野夫一样，自幼母亲被欺凌，长大后上门寻仇，对方见之崩溃，跪倒尘埃。
这样的人，构成他向往的江湖，事实上，也是一种人格理想。
他心目中的英雄渺矣，就像他重获自由以后“几乎已经不认识这个世界”。我粗略数了一下，他那间10平方米左右的阳光房里养着30余株寂寥而丰满的多肉植物，一楼花园，还另有几盆。
植物很多肉，现实很骨感。
